山东一董事长被指当着孙女面强奸儿媳，儿子当街大骂“我爹是畜生”，背后隐情披露（组图）

在"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齐鲁大地，杨仲试图去解一道千百年来的伦理题。

2020年9月6日，31岁的杨仲回到老家山东淄博市，站在父亲一手创办的公司门口，敲响了锣，嘶喊道：“我没有爹了，我爹是个畜生！我也没有家了！”他身后挂着一道横幅——“淄博理光董事长杨光金当着孙女面性侵儿媳妇丧尽天良”。

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与自己的父亲决裂，“我要让他社会性死亡，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杨仲接着对南方周末记者严肃认真地讲述了一系列听似荒诞的报复计划，“让他也尝尝被侵犯的感觉”。

杨仲敲锣骂父的视频在网上疯转。据他统计，播放了近5亿次，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他的微博还收到上千封求助私信。一位妻子告诉他，22岁的时候曾遭到公公性骚扰，丈夫不但没有支持她，反而将她赶出了家门。有过类似经历的求助者并不在少数，她们将他的微博视为树洞，分享自己耻于在人前谈起的遭遇。

和她们的丈夫相比，杨仲是一个异类。杨仲也想知道，摆脱了小镇做题家的线性思维，能否在家庭内部实现所谓的“公正”。

长达四个月的挣扎后，他发现自己失败了。这位网络世界中的护妻英雄被整个家族视为叛徒，就连岳父母也认为，比起试图侵犯女儿的杨光金，女婿更可恶，因为他把事情捅了出去。妻子也后悔了，如果再来一次，她宁愿息事宁人。

时至今日，杨仲的精神状态仍一直不好，常常一天就吃一顿饭。他也几乎没有再用过“爸爸妈妈”这样的称呼，每次提到都是直呼姓名。

敲锣事件后，他将头像换成了哪吒，“这是传统文化中对抗父权的代表”。他说，在父亲对妻子动念头的那一刻，他已经心死，敲锣骂父就是要“削骨还父，削肉还母”。

事情发生后，杨仲几乎拒绝了其他所有媒体的采访。9月26日，当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他，他才开始讲述他惊世骇俗行为背后的故事。

父与子

杨仲出生在山东淄博市，父母早在1995年下海经商，经营办公耗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杨仲说自己一度成为同学眼中的“富二代”。

尽管家境优渥，但他对父亲一直都有童年阴影。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威，在家里说一不二。母亲在外人眼中是独当一面的女强人，实际上对父亲也是言听计从。杨仲曾经目睹过好几次父亲对母亲家暴，“抓着我妈的头发用力往墙上撞，就因为她想出去和朋友吃饭”。

大约到了读初中，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杨仲记忆中，在那之后父亲变得更加不可接近，那也是母亲对父亲权威少有的挑战。

“当时我和哥哥都感觉到家里氛围不对”。他后来才从母亲的嘴里知道，父亲原本要跟一位二十几岁的姑娘私奔，被母亲发现后转走了所有财产，“我妈当时掌管着公司财务”。从那以后，父亲骂人变得非常频繁，杨仲感觉“站着也是错，坐着也是错，连呼吸都是错”。

杨仲是家里唯一的反叛者。杨仲的母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杨仲六个月大就被抱到了外婆家，父母几乎缺席了他学龄前的整个童年，直到上小学，他才回到父母身边，“他和他爸的脾气历来不对付”。

2011年，杨仲父母举家移民加拿大，在温哥华买了两套别墅用来经营家庭旅馆。

当时父亲说，移民加拿大是为了给他们更好的教育。但到了加拿大之后，他们被送进了成人高中。杨仲说，他们兄弟俩和大叔大妈们在一起读的高中。成人高中不需要交学费，父母觉得性价比最高。

接受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父亲杨光金曾坦言自己不知道儿子的大学专业。杨仲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的学费都是自己打工交的，他肯定不知道我的专业”。

在温哥华期间，父子关系极其紧张。

杨仲说他曾在餐厅里刷了两年盘子，“上午上课，下午到晚上打工，每天刷6个小时”，就是为了不向家里要钱。他甚至很少回家吃饭，“他习惯性在吃饭的时候骂人，气氛太压抑了”。

杨仲的哥哥也曾反抗过，但是最终向父亲低了头，父亲答应为他支付学费。杨仲一直不愿低头，用刷盘子赚来的工资读完了大学。

“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竟然忘记了我是一个多么倔强的人。”杨仲说，如果没有早年与父亲对抗的经验，他或许也没有敲锣的勇气。

杨仲在给父亲的微信中写道，在温哥华的日子压抑到想要自杀。到了2015年，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离开温哥华。当时，有朋友邀请他回国创业。这个提议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杨仲说，如果继续留在温哥华，可能也会像自己的双胞胎哥哥那样，找一个有车有房有移民身份的当地女孩结婚，在餐厅或者超市这样的地方打工度日。

他拿着打工存下的3000块钱回到了国内，父亲在家族内部下达了封杀令，不许任何亲戚给他经济援助。“我在朋友客厅里打了半年地铺，但是感觉比在温哥华的日子快乐多了。”杨仲非常庆幸自己抓住了那一波互联网创业潮，创办了自己的新媒体公司。

因反对他回国发展，父亲与他曾一度中断往来。后来，与父亲关系缓和的时候，他也会把自己创作的作品发给父亲。让他失望的是，此次事发后父亲把这些作品发给了媒体，提出要曝光他。

另一场灾难

2015年回上海创业后，杨仲在网络上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曲微。两年后，曲微从海外回到上海，2018年7月，他们在温哥华举办了婚礼。很快，2019年年初，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

怀孕期间，曲微也亲身经历过他们糟糕的父子关系，“切了牛肉没有放冰箱，牛肉坏了，他爸和他吵了起来，就把他从家里赶出来了”。

女儿出生后，曲微给公婆发了孩子照片缓和关系，“他们当时很开心，都给了红包，他爸给了6666，妈妈给了8888”。

2020年春节，父母特意回国和孙女一起过新年，家庭关系也逐渐缓和。2月份，国内疫情爆发，杨仲就让妻子曲微和女儿一起随父母回加拿大，没想到却陷入另一场灾难。

7月12日，曲微向他表示“杨光金的变态超过你我想象”时，他万万没想到，妻子是遭到了父亲的性骚扰。

曲微在微信中向他抱怨，杨光金做了一些变态的事情，但是“看他们对孙女还挺好一直在忍”。她让丈夫别再追问，“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安稳度过这个月，见了面再说”。

一周后，她实在承受不住才在微信中透露一些细节，“最近看家里没别人，又动坏心思了，结果我就大吼了”。

曲微向丈夫详细描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本公公坐在沙发上，她坐在爬行垫上陪孩子玩，正在聊办月子中心的事，突然公公站起来抱住她说要是肯和他好，就说服婆婆把这套房子租给她。

曲微说推开了他，“你不觉得这样对不起你儿子吗？”杨光金拿起了遥控器，打开了电视说让宝宝看会电视。

当时，她为了缓解尴尬离开客厅去拖地。从水房出来时就看见杨光金走过来，抓住她的手腕往卧室拖。曲微说她拼命挣扎用脚蹬他，直到杨光金放弃。

回到卧室后，她第一时间在闺蜜群们吐槽，“我公公又来骚扰我”。闺蜜们劝他赶快告诉老公，但是她担心“和我老公说就出大事了，可能会杀他爹”，她拜托闺蜜暂时保密，“家丑不可外扬，大家拜托了。只是我真的需要宣泄，气到发抖”。

高中毕业那会，曲微说曾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性骚扰。一辆行驶的列车上，有个男人在厕所门口对着她露出下体。她跑回来告诉妈妈，妈妈让她不要声张，离他远点就行。

再经历类似的事情，她的态度都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她期待这一次也能消化掉这些负面情绪，她害怕丈夫知道后会做出什么过激行为，“那后果不堪设想了”。

事情发生前，曲微对公公婆婆一直心怀感激，“他们答应每天帮我看一个小时孩子，有时也会带我和孩子一起出去玩”。曲微说她独自带娃还要兼顾工作根本忙不过来，如果要在温哥华负担一个育儿嫂，每月至少要花费三万人民币。

事发后，曲微也考虑过离开，但是当时没有通航，疫情还很严重，家庭旅馆很多都不开门，她和闺蜜说自己“首先要保护好宝宝”。

那段时间，曲微也在网上疯狂寻找案例，结果发现“案例非常多，有儿媳不从遭到毒打”。她在知乎上搜索问题，希望别人能给她一个答案。结果发现儿媳不敢声张是公公们肆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到媒体公开报道，2009年重庆曾有公公两度强奸儿媳。第一次事发后，家人就是以“家丑不可外扬”安抚儿媳不要报警，直到第二次事发，儿媳终于忍无可忍。庭审时，公公甚至辩称，“儿媳睡觉不爱关门，睡相又诱人，这才给意志力薄弱的他创造了机会”。

曲微在浏览知乎中也看到了很多人分析被家人性骚扰的经历，比起陌生人或者职场性骚扰，家庭内部的性骚扰更难让人启齿。曲微事发后也曾向闺蜜感叹，“哪怕是上司或者陌生人性骚扰都没这么可怕”，她感觉十分羞耻，很难对丈夫开口。如果不是感受到公公事后处处针对她，或许她会让这个秘密烂在心里。

杨光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当时确实和儿媳妇大吵了一架，甚至说了“让她滚”。不过，原因是在于他们发现了儿媳妇出轨的事情。他说看到过开着一辆白色跑车的陌生男人送儿媳妇回家。据曲微回忆，事发两天后，家里碎骨机坏了，公公当着她的面打电话咒骂，“我儿媳妇真是有病，把碎骨机器都要弄坏”。番茄酱在院子里找到了，他也会大吼，“我真搞不懂你，为啥要把番茄酱拿到院子里去”。

曲微给南方周末记者发来了与所谓“出轨对象”的聊天记录，对方是她的前同事，当天叙旧后正好送她回家。她对公公的说辞感到气愤，仅仅是被男性送回家就成了出轨证据。

她把被公公性骚扰一事向丈夫和盘托出后，杨仲问了几个问题就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我太了解杨光金了，那些话一听就是他说的，外人是很难凭借想象力去捏造的”。

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决定去报警。等到公婆去另外一套别墅的时机，她收拾好东西带着女儿去了警局报案。

性侵罗生门

虽然对妻子非常信任，但是杨仲仍然抱着一丝念想，期待父母能给他一个解释。

但他说，父亲主动给他发送了一条422字的消息。通篇用黄色小说般的笔触描写了他和曲微之间的通奸细节。文末特意强调，“我骨子里很讨厌这种水性杨花的儿媳妇，我说的真实情况以我的人格担保”。

与此同时，母亲也给儿子发送了一条微信，说明了警察来家里调查的情况，“昨天晚上，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已经来过，男的说中文，当时让我回避，我说是他太太，可以在场吗？所以我在场，整个过程我都见证了”。

母亲告诉儿子，杨光金向警察提供了很多证明通奸的证据，“Costco买避孕套的时间，两个人用的个数，当时两个人发生时，你爸手机在裤子口袋里的录音证明。在美容床发生的床单上的DNA，以及很多证据都提供给了警方”。她向儿子抱怨，“气得我一夜没睡，和你爸大吵了一架，回国和他离婚”。

此后一个月里，杨仲反复找父母要那份所谓通奸录音和DNA证据，但是他们迟迟不愿出示。与此同时，父母改变了之前的通奸的说法，将一切描述为曲微为了找他们要房子而独自策划的一场阴谋。这样前后矛盾的说辞让杨仲更加确认了自己的判断。

事实上，杨光金也一再向媒体抱怨儿媳穿着暴露，甚至给媒体记者发过多张抓拍曲微穿着长裙的照片作为证明。矛盾的是，他也强调与儿媳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亲密接触”。面对亲戚们的询问，杨光金夫妇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说辞，一位亲历者了解的情况是，“一天一个故事”。

对于自己之前承认通奸的微信截图，杨光金也否认了真实性。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连微博名字都不敢实名，这些能是真的吗？”对此，杨仲表示，他已经对他和父亲之间的聊天记录申请了全程公证，作为未来提交给法院的证据。

杨光金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另一个故事版本。他和妻子陈月芳原本计划去一个海岛旅行一周，有同行人身体不适就提前回家，“结果看到了我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原本计划等见到儿子后，当面再把曲微出轨的事情告诉儿子，没想到“恶人先告状”，无论他说什么，儿子都不信了。

曲微没有及时报警，也成了杨光金力证此事为假的有利证据。“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还可以和公公正常相处？”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7月12日下午，曲微还出去一趟去卖二手包，还让他帮忙看孩子。

曲微提供了事发当天下午自己与朋友的聊天记录，描述了她事发后真实的心理状态。

她当时向朋友吐露，“我也想闹大就报警”，结果朋友劝她“这事委屈又难做，真报警你就成了恶人，尽量别来往，减少接触机会”。她也和朋友聊了下午出门的事情，“幸好趁着出门办事透了口气”。并非像公婆所说的那样若无其事，她和朋友说，“这件事情我阴影太大了”。

曲微也询问了朋友们的意见。对自己的婆婆，曲微一直有所期待，当闺蜜们在群里指责公婆恶毒时，她还出面维护婆婆，“她倒是好心，让公公先回来帮我搭把手看孩子，人品还不至于这么败坏”。事实上，她一直自认为与婆婆相处得不错，“婆婆还在朋友圈晒过我送的生日礼物”。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杨仲母亲选择力挺丈夫杨光金，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你叔这么多年了，一点作风的问题都没有，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老鸳鸯”。

事发后第四天，杨光金给杨仲转账了2000块。杨仲记忆中，父亲很少有这样的慷慨时刻。甚至哥哥租住父亲的别墅都要交房租，父亲还多次要求杨仲负担一部分房贷。

“清官难断家务事”

2020年8月底，杨仲终于见到了时隔半年未见的妻儿，但生活似乎仍停滞在7月12日的阴影中。

到了9月1号那天，杨仲才意识到这个坎过不去了。那天幼儿园开学，要交一张全家福。拍了半天，摄影师都不满意。杨仲在回看中发现，“我和我老婆都不会笑了”。

杨仲发现自己的手和躯干常常不由自主地颤抖，心理医生告诉他，“这是心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

地球另一边的温哥华，杨光金的生活还在继续，小儿子杨仲不争气，好在大儿子如愿找了一位富家小姐，女方在上海筹办了一场花费上百万的婚礼，正在等待他的出席。

杨仲原本想找亲戚们主持公道。一轮对峙后，长辈匆忙解散了家族微信群。亲戚们意见都很一致，劝他息事宁人。一位长辈语重心长道，“里子你可以尽情反击，面子上你得留下三分”。

他也尝试过寻找法律途径。咨询了六个小时律师后，对方很同情他的遭遇，“但法律上真的没有办法”。要想报复杨光金，他甚至想过弄瞎父亲，只是谁来照顾妻儿？

“法律走不通，那就用道德。”杨仲最终想出了敲锣骂父的主意。他把地点选择在淄博理光公司，他父亲创办了这家公司，是这里的名誉董事长。时间选在了9月6日中午。

当时，杨光金夫妇正在上海参加大儿子的婚礼，对一切还一无所知。据杨光金回忆，婚礼快结束时，一位老同事才把杨仲敲锣的事情告诉他，“怕影响你上台讲话就没有告诉你”。

当晚八点半，杨仲以杨光金事件受害者丈夫身份在微博上发布了《淄博理光董事长杨光金当着孙女的面性侵儿媳》，讲述了事件始末，获得了破千万的阅读量。

与父亲的战争正式打响了，但杨仲说自己从未想过能取得胜利，“如果说赢了，那也是惨胜”。他认为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悲剧，他穷尽所有只是想给妻子一个交代，“如果我没有和她结婚，她也不用承受这些伤害”。

10月18日是杨光金的56岁生日，他接受了媒体专访，发布了新的情况说明，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给儿子买房，导致他们怀恨在心，“都是房子惹的祸”。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正在吃火锅庆祝重生，“社会性死亡后重生”。他很高兴自己已经洗脱了强奸罪名，而帮他洗脱罪名的正是他儿媳妇曲微，“她自己主动找了记者说是强奸未遂”。

与此同时，他也向法院起诉了自己的儿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发生了这件事，未必就是一件坏事，“现在我不用再去考虑儿子、孙女了，我和你阿姨打算把别墅卖了，接下来就是周游世界，这件事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提前提高了”。

曲微夫妇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己会积极应诉，目前正在计划回加拿大再次向警方提交证据。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抗拒接受媒体采访，静待来自加拿大警方的调查，“警察多次向我们抱怨，国内总有人打电话询问案情，干扰了他们的工作”。

促使曲微寻找媒体澄清的动因来自她的母亲。曲微说，现在她母亲对杨仲已经是恨之入骨，在他们看来“这原本就是一件小事”。比起来自杨光金方面的压力，母亲的责备更让她身心俱疲。母亲甚至迁怒于她的一位闺蜜，正是这位闺蜜鼓励她将事情告诉杨仲。

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曲微对媒体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诉求——“能不能帮我澄清是强奸未遂？”

真正让杨仲感受到走向失败的正是妻子。他在微博中写道，“身为男人，亲身体验了一下女性在这个社会受到侵犯之后维权有多难”。

他祥林嫂般一遍遍复述痛苦后，评论最多的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妻子看来，杨仲嘴里的公道似乎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