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和债务 中国“一带一路”下的两个非洲难题（图）

 中国曾向多国承诺优先提供新冠疫苗，这让国际观察家们担心，中国可能利用“疫苗外交”，进一步拓展其影响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明确表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愿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率先惠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

的确，中国与40多个非洲国家签订有“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备忘录，这让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发放疫苗时可能会优先考虑非洲，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非研究专案主任博黛蓉向德国之声表示，在首批疫苗分配剂量有限下，北京不应自行决定优先顺序。

她说：“北京要在这43个国家中选择一些先发、一些后发，这将是个问题。所以我预计他们会做的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来操作，世卫已经有一个COVAX全球新冠疫苗计划。”

博黛蓉强调，中国应该承诺为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提供更多资金。她说：“中国已经承诺希望将这种疫苗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但全球公共产品需要融资。”

博黛蓉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美元资助，但仍远远不足。而这样的资助并非“交换条件”，而是让人感觉到中国在做正确的事，反映中国在这个议题上的领导地位。

她提到，在非洲，疫苗的可获得性会是一个问题。她说：“我们现在全世界有好几种不同的疫苗和正在研发中的疫苗，已经走在前面的疫苗需要一个冷链，这个冷链有相当大的限制，必须要在非常非常低的温度下运送。所以你必须要有电，要有交通工具。这些都是会有问题的。”

她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运输和物流挑战，所以北京正在与COVAX、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世卫组织以及所有的卫生部门合作。

除了疫苗之外，中国的另一个难题是在非洲国家的债务。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非洲研究计划，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为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价值1480亿美元的资金，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双边贷款人。

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呼吁，要求对非洲债务国进行贷款重组。这些国家包括安哥拉、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

根据《南华早报》，北京开始鼓励中国民间企业协助，共同提供资金，将公共债务融资慢慢转向一种新的公私合作融资方式。比如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可以通过道路收费等费用来偿还成本，这样“可以降低还款风险，利润也更高”。

然而国际发展咨询公司Development Reimagined负责人莱德 (Hannah Ryder)表示，这种安排是有风险的。

她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0年代在非洲各地引入的公私合作为例指出，这样可能会削弱公平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最终造成更多贫困现象。

莱德认为，虽然中国官方对公私合营越来越感兴趣，“但中国本身在国内对公私合营的经验参差不齐”。

另一个方式就是入股，像是津巴布韦的Hwange燃煤电站，除了由中国水利水电集团投资了约1.76亿美元之外，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1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占15%的股权。中国水利水电建设也投资了赞比亚的Kafue Gorge Lower水电项目。

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在非洲耕耘越来越深，《南华早报》12月14日报导，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任命4名非洲代表组成法律团队来处理相关争端。

新闻指出，有24名成员的国际商事法院专家委员会加入以下代表：乌干达前首席大法官卡图雷贝(Bart Katureebe)、尼日利亚前总检察长兼司法部长奥霍（Christopher Adebayo Ojo）、阿尔及利亚法官、联合国布隆迪问题调查委员会前主席奥古斯（Fatsah Ouguergouz）和埃及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主任塞利姆（Ismail Selim）。

该委员会还包括11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香港和澳门也各有1名，以及其他7名外国人，他们将在未来4年内任职。

根据《南华早报》，牛津大学副教授伊利(Matthew Erie)认为，中国这个做法是想要向外界表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外是“包容的”。

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创新和培训经理路皮亚 (Martin Rupiya)则说，这项任命将 “为解决争端的正式程序提供一个当地面孔”，表现出对非洲大法官的一些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