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造就智能监控试验场 信息安全争议待释疑（组图）

这一年来，各国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不同程度地采用监控式防控疫情手段，例如利用社会监控及人面追踪系统，还有透过搜集民众个人手机数据及移动讯息等等。这类方法当然有好有坏。好处固然是能够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非常时期下，有效追踪患者曾到访过的地方，以及其密切接触者，亦能够遏止检疫者违反检疫令的情况。

但另一方面，这种“侵入式”监控，则引发社会对政府监控人民、侵犯个人自由、干预民众私隐讯息等争议。

智能监控的实验好机会？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境内爆发之初，中国政府为了迅速抑制疫情，便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网络监控，自三月份起，部分地方政府开始要求民众使用“健康码”，以兹证明自己适合进入商场、地铁、巴士等公共场所。“健康码”系统可以纪录使用者曾到访地点、消费历史等个人纪录，然后实时判断使用者的健康状况。

“健康码”或其他类似个人追踪及纪录系统，目前在内地仍是行之有效的防疫边境管制措施，民众出入均需依靠“绿码”，包括到餐厅等公共场所。在疫情之下固然是遏止患者传播病毒的有效方法──中国政府迅速防控疫情的表现，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令人担心的情况是，它似乎为利用高科技监察社会设下了先例。而在在未来一年国际边境逐步重开，这种电子行踪记录程式或电子健康证明，相信势必广泛使用到。

的确，类似情况不只发生在中国。譬如在韩国，政府利用手机定位、监控录像、消费历史纪录等方式，追踪新冠肺炎患者潜伏期内的移动行踪细节，这比患者亲自口述还要准确和具体，从而协助政府快速追踪传播链。

不单如此，韩国政府更委托电脑工程人员开发“疫情地图”等手机应用程式，供民众随时下载，知悉由政府部门所整理并公布的患者详细个人讯息，包括国籍、年龄、性别、曾到访地点等。当用户移动至患者曾到访地点附近一定范围，应用程式会向用户发出警告，避免用户长时间逗留当地。

虽然这些程式都是自愿下载性质，但相关数据最终如何处理及运用，用户似乎都无从了解。再者，近日多项调查指出，手机 GPS定位等不具名数据都会在用户不知情之下，售予一些第三方机构作防疫用途。

在以色列，政府在三月份批准赋予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Shin Bet）权力，追踪新冠肺炎患者及潜在感染者的个人手机，分析大数据并进行监控。但后来此举遭到部分国会议员及人权组织的批评，加上区内疫情逐渐受控，故很快以色列政府便公开表示，已经叫停了相关监控追踪项目。

目前，辉瑞（Pfizer）等全球疫苗研发工作纷纷告捷，预计年底前能够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工作。然而，各界还要需要静候一段时间，等待接种疫苗人数足够达致医学专家均认为疫情“安全受控”的情况。那么在此期间，类似“健康码”等电子通行证　措施，需要继续为政府机关或私人机构所采用吗？

来自公权力（或掌握这种监控追踪技术的科技公司）对社会设限的绝对权力，日后会否变成常态？这一直是社会大众这年来难以释疑的担忧。

基础技术应用及产业新兴

另一方面，政府的新政策，往往与新兴经济产业密不可分。

疫情期间，政府对于智能监控及追踪系统的需求迭增，有助研发者积累更多技术实践经验，完善整合量产化的零部件生产供应链，让人脸辨识、智能体测，以及其附带的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疫情期间能够获得充足的场景应用，促使相关产业价值上涨，成为疫情下领军的新兴产业。

除了政府需要用到此等监控技术，各行各业的私人企业在疫情之下被迫接受内部智能化转型，例如遥距监控跨平台管理等等，这更令智能监控及追踪一类基础技术，进一步在社会实现普及化。

在中国，阿里巴巴、百度等科网巨头在疫情期间深度开发大数据协调工作，帮助政府监控疫情，也令民众可以在网上得知所在社区最新疫情资讯。文章初段提到在国内民间广泛使用的“健康码”，绝大多数就是置入阿里系蚂蚁金服的“支付宝”平台之上。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大型移动通讯商，也藉旗下手机用户数据分析，为政府开发涉及复杂运算的疫情防控模型。

民众个人私隐与社会健康及安全之间如何取舍？相信各处社会都有不同看法。

又譬如在美国，掌握公域巨量数据的科网巨头，也在疫情期间充份开发及开放旗下数据分析工具和追踪技术，协助民间及政府抗疫。苹果和Google在4月份合作推出基于蓝牙技术的接触史追踪平台，同时向外发布相关技术文件草案及规格框架，以便让政府卫生部门、大学及非政府组织研究分析。在官方网站刊登的新闻稿中，苹果公司强调会“确保用户私隐的高度保障”。

展望2021年，踏入后疫情时代，随着智能监控技术在疫情期间获得的大规模场景实践经验，促进政府机关及科技公司对人脸辨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基础技术的进一步运用，这类产业在疫情过后，将会继续长足发展之余，伴随引发的社会争议，也势将不断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