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故事：看透邪恶、痛苦和人性（组图）

幼年莱维与母亲艾斯特（Ester）、妹妹安娜·玛利亚（Anna Maria）（Credit: Archivio Fondazione CDEC, Milano）

毁灭一个人

莱维写道：“我很幸运，是在1944年才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二战已经接近尾声，纳粹为了延长有奴役价值的犹太劳工的生存时间，停止了肆意杀害，使得莱维活下来的机率增大。尽管如此，和莱维被押上同一列火车送进奥斯维辛的650个意大利人中，活下来的只有区区20人。

莱维是过了好一些时候才终於明白集中营是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里不是灭绝营，也不是劳教所。集中营的设计，就是为了“毁灭人”。到达集中营后，新来者就被分成了两组人，一组有用，一组无用。虽然莱维的块头不大，还是成功被归到了第一组的队列之中。然后，所有人被扒得一丝不挂，剔除了全身的毛发后，还被迫纹上了囚犯编号：莱维成了第174517号囚犯。莱维在这本书开篇时那种充满了英雄气概、愤慨和恐惧的文字，到此变成了一般现在时叙述。

从此时起，莱维的记载，既无对自身经历做哲学的思考，也不做历史的论述。该书未探究纳粹的缘起，也没有对人类的邪恶本性做刨根究底。他只是详尽地描写了集中营里的生活。他总是自嘲说，自己的文风像极了化学实验报告。他的讲述是如此的实事求是，甚至滑稽场面的叙述也是干巴巴的，但绝大多数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也绝无耸人听闻的夸大言辞。

莱维写的《奥斯威辛回忆录》的手稿捐赠给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Credit: Getty Images）

集中营寒冷和饥饿的日子，几乎榨干了囚犯的生命。囚徒只得听命令苦干，给什么就吃什么，鲜少有人能撑过三个月。一天早上在劳动时，莱维看了一眼手边的活，便知道“[自己]半小时内必然会疲劳致死。”很快他便感受到自己“拼了命干，以至于耳朵听不到声音，眼睛几乎失明。”他紧紧咬住嘴唇，一心想着“再加些痛苦在身上，就能调动身上最后一丝力气。”犹太人监工也知道这个规律。有的监工会“用尽非人的暴力”毒打囚犯，但也有监工在打人时“亲切温和，一边打人，一边劝告，像极了赶车的马夫鞭打马匹一样。”

晚上，囚徒两人合睡一个铺位。所有人做的梦，无非就是两种噩梦。一个是他们将自己的遭遇讲给亲朋好友听，却无人会理会他们；另一个是梦见食物。“很多人会在梦里舔舔嘴唇，做出咀嚼的动作，这是他们在梦中吃东西。”不论做什么梦都会令人希望从此一梦不醒。但天一亮，奥斯维辛集中营就会响起一声“Wstawàch”（起床）的命令，鞭子一般将每个人从梦中抽打醒来。

莱维承认，即或他写下了这些噩梦般场景，但人类今天的语言仍无法描述出纳粹种族灭绝之残酷。他使用了这样的词句去描述，但没有经历过集中营苦难的读者，按照他们对这些词汇的通常理解是无法真切感受他文字传达的含义。“我们都会使用饥饿、疲惫、恐惧、痛苦、严冬这些词汇。对于不同人而言，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些词都是自由使用的词汇，创造和使用这些词汇的是自由人，是在家无病呻吟的人。要是集中营再晚点解放，可能会诞生出一种新的严苛的语言。”

使用新的语言描绘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是一种社会实验，也是一种生物实验。莱维从不停止观察，他说自己“有博物学家般的好奇心，发现自己被置身于一种非人的环境之中，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的新世界。”正是在奥斯维辛，莱维发现了人性之局限和法则。集中营将囚徒逼至绝境，类似于一种心理学，甚至是形而上学的压力测试。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一个人会如何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又能如何改变人类的感知？本书的标题看似逻辑演绎推理：“如果这是一个人，那么……”莱维在书中说，在集中营“人最好不去思考”。他观察并记录了那段时间里还能被称之为人的种种形态。

1986年摄于莱维的罗马家中（Credit: Getty Images）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莱维在奥斯维辛待了11个月。第二年的严冬，苏联士兵解放了集中营，他们也为所目睹的事情羞愤不已。莱维的第二部回忆录《终战》中记录了他返乡途中的行程。他没有从奥斯维辛向西南方径直返回家乡都灵，而是一路向东，来到了苏联，几乎到了北边的明斯克。然后，兜了一大圈后南下到了罗马尼亚。此后才开始往西踏上回乡归程：从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奥地利、德国，最后才回到意大利。这一路走来，像极了荷马史诗的英雄奥德修斯的艰难回乡之旅。冬天已经过去，阳光又重回人间。《终战》的第一章，就叫做解冻。就像瘦如枯骨的身体有了肌肉和脂肪，莱维的人性也渐渐复苏。

莱维最终回到了家乡，他在集中营里朝思暮想的梦终于得以实现。房子、家人、食物，他都有了。但是他还想倾诉自己的故事，但是唯恐无法讲好这段历史。他于是又回去当他的化学家，一生都在同一家油漆厂上班。只有到了周日，他才埋头写作。

作为集中营的幸存者，莱维深受困扰。为什么他得以幸存？在奥斯维辛怎么样才能活下来？对莱维来说，身体健康，能说德语，是他能活下去的关键。当然，运气也很重要。莱维的幸运源自两个事情：第一，他认识了一个意大利人，此人偷偷送食物给他六个月；第二，苏联红军解放波兰前夕，奥斯维辛展开最后的大屠杀时，他恰好生病逃过了这一劫。然而对于这样的天意，莱维嗤之以鼻。“活下来的，都是最坏的人、最自私、最残暴、最麻木不仁的人，他们是‘灰色地带’的配合者，是奸细。这么说当然不全正确……但是既定的规则如此……最好的人都已经在集中营死去了。”

莱维的手稿（Credit: Getty Images）

莱维用“灰色地带”一词，来形容介于纳粹和“溺亡者”（死于不挣扎不妥协的受害者）之间的人的道德处境。也就是像他这样，为了活命屈服于邪恶的这群人。有时候这样的配合很渺小，不过是为了挣得额外的口粮或许给纳粹擦擦鞋而已。但有的则是助纣为虐。集中营里有少数囚徒帮助纳粹顺利管理集中营。这两个极端间存在着许多共犯关系和强迫约制，使得我们难以分辨正邪和判断无辜者和罪人。

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彻底改变了莱维对人类的看法，但他绝不相信这场屠杀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本质。“我们不相信这个最为浅显、最为简单的推理：看到文明的制度被剥离，就说人类的本质残暴自大，愚蠢之极……我们相信，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迫于强烈的需求（如食物）而自身又残障无能，这时我们许多本来习以为常的社会规范和本能就只能泯灭于沉默。”

那纳粹又如何？“是刻意犯下恶行，还是理智的泯灭？人类行为中，两者时常兼而有之。”纳粹的种族灭绝屠杀是无法为之合理化的，按任何一种文明标准都是天理难容。但莱维也强调说，这种暴行也不是不能理解。至少从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有可辨认的人性动机。有的纳粹分子是狂热分子，有的是投机者，有的是懦夫。但作为群体，人类是可能犯下反人类的罪行。

1961年，也就是《如果这是一个人》首次出版的14年后，这本书被译成了德语。给德文版本写前言时，莱维苦恼不已。他内心很矛盾，他想发泄一通自己的愤怒、责难和绝望，但也心有抵触。因此，他写下了这样字斟句酌，不无蔑视的文字：“我还活着。因为我要评判你们，所以我才会去了解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