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情局长提名人：多次与中国交手 “让人不舒服”（组图）

儿时经历造就超然性格

伯恩斯1956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天主教家庭。他父亲曾在陆军服役，参加过越战，官至二星少将，后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过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由于父亲的军事派驻工作，伯恩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常搬家——17岁前搬过12次家，换过三所高中。

伯恩斯大学时期就读于拉塞尔大学（La Salle University）历史系，大一暑假与他的高中好友在埃及度过三个月，当时他这位高中同学的父亲是美国驻埃及大使，这段经历让他对中东产生兴趣。大四时他获得马歇尔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学习三年，之后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经济援助与美国对埃及政策，1955年—1981年》。

伯恩斯在其201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儿时经历对他性格和待人处事态度的影响时写道：“我对新的地方和人变得好奇，越来越习惯于试着换位思考，了解他们的视角和倾向。我养成了对于人和事件的一种超脱感（detachment），能够保持距离进行观察和共情，因为经历过很多离别，也不愿太过靠近或投入。我也逐渐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了解，感受到它的辽阔、壮丽、多元和勃勃生机。”

外交经验丰富，精通三门外语

在伊朗人质危机后不久，伯恩斯在位于伦敦的美国驻英大使馆参加了美国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的笔试，并于1982年正式踏入美国外交系统。他2014年从国务院副国务卿的位子上退休，之后担任国际事务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

伯恩斯精通俄语、法语和阿拉伯语。在33年的外交生涯中，伯恩斯历经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五任政府，十位国务卿，在国务院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工作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使得他对国际事务有着第一手的深入观察，并深谙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他曾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出任美国驻约旦大使，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

伯恩斯曾经历过美国外交史上最痛苦的时刻——在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遇袭后，亲自护送遇难的领事克里斯托弗·史蒂芬斯和其他三名美国人的遗体回国。他也是美国与伊朗核谈判的核心人物，推动了伊核协议在2015年的最终达成。

伯恩斯的能力赢得华盛顿政治圈和情报圈的高度认可和赏识。他曾3次荣获杰出服务总统奖章，以及国防部和美国情报界最崇高的公民荣誉。

参议院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拜登公布中情局局长提名人选后曾表示，伯恩斯是担任这一职务的出色人选。他在推特上写道：“我与他认识多年。他对我们国家在全球面临的风险有深刻的理解。他在情报界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资深外交官，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

与中国多次交手，称“中方代表有时让人不舒服”

虽然从外交阅历上来看，伯恩斯在俄罗斯和中东问题上的经验更为丰富，但他对北京来说并不是陌生面孔。他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曾经常前往北京，就伊朗、阿富汗和俄罗斯等议题与北京磋商，并且在担任副国务卿后更积极与直接地参与美中关系，是美中战略安全对话的美方牵头人。他在北京曾与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举行过会晤。

美中战略安全对话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北京与华盛顿建立的讨论安全议题的定期对话机制，由两国的外交官、高级军方和情报官员出席。伯恩斯在回忆录《秘密渠道——美国外交回忆录及其复兴案例》（The Back Channel: A Memoir of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ase for Its Renewal）中说，中方人员有时候让人不舒服（uneasy）。他写道，中方当时由时任外交部部副部长的张业遂牵头，一些中国解放军的将领和高级安全部门代表参加，“但是大部分人看起来一副不想久待的样子。”

伯恩斯记述了一小段与北京进行战略安全对话时，双方就网络间谍问题谈判的情况。

他写道：“交流鲜少是有趣的。我们有一次花了整整七个小时阐述和辩论我们掌握的有关中国国家机构实施商业间谍活动的具体信息，包括解放军的。中国方面立即反驳我们的证据。但是这其中也牵涉更广泛的认知不一致——对于中国来说，至少在那个阶段，他们认为我们把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间谍活动和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活动区别对待看起来很假。在他们看来，政府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构建优势，无论是政治优势还是经济优势。我们强调，我们坚决做这样的区分，并展示出了这种强硬立场。当我们耗费口舌呈现的切实证据无济于事，当总统的关切遭到断然拒绝或无视之时，我们宣布起诉几名中国安全官员。虽然把他们交给美国司法系统的概率几乎为零，但是我们阐明了立场，中方最终与我们达成了大致的谅解，显著减少了网络商业盗窃活动。”

伯恩斯：处理与中国的竞争关系是美国未来的中心任务

伯恩斯准备接掌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际，美国既面临俄罗斯和伊朗等昔日对手，又要应对中国这个美国“最严峻的挑战者”。

伯恩斯2019年在接受《驻外事务杂志》（Foreign Service Journal）采访时说，他认为，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挑战是要适应一个美国主导地位逐渐减弱的国际环境。他说，美国未来十数年仍将是世界舞台上的“关键大国”（pivotal power），但需要认识到美国“不再是地缘政治的唯一主要参与者（the only big kid）”。

他说，相比主要的竞争者美国仍然更具优势，“如果行动明智”。

伯恩斯认为，亚太地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心，而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也将是今后数十年间美国治国方略（statecraft）的中心任务。但他指出，相比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仍有重要的资产与优势，尤其是盟友。

他对《驻外事务杂志》说：“我不认为，我们注定会与中国发生冲突，但是往后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美国外交在这个地区的娴熟运用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至关重要——不只是与中国直接打交道，还有遍布亚洲的广泛参与者。他们也许并不都想要遏制中国，但是他们都希望确保，中国的崛起不以他们为代价。”

情报与外交

虽然伯恩斯长期从事的是外交工作，但是他因为经常作为秘密特使执行外交任务而被认为具有情报界人士身上典型的“灰色人”（gray man）气质。他的回忆录《秘密渠道》也讲述了他作为秘密中间人，如何促成美国与伊朗的最初接触，让伊朗核协议最终得以达成的经历。

伯恩斯的外交生涯也与情报界有不少交集。他在回忆录中说，外交官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中之一就是军事、情报和经济这些治国工具的集成者。

美国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曾表示，伯恩斯在担任驻外大使时在海外与中情局特工有过多年的合作。他在推特上说，伯恩斯是当今最坚持原则和受人敬重的国家安全专业人士，“他具有与情报界合作的切实能力和广泛经验。”

有分析认为，由伯恩斯出任中情局局长将能更好地将中情局的情报搜集、分析和秘密行动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相结合。

对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历史颇有研究的美国记者兼作家蒂姆·韦纳（Tim Weiner）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拜登提名伯恩斯出任中情局局长，意味着拜登“有意让美国的情报机构为美国外交服务，这是自1950年代杜勒斯兄弟领导那些部门以来从未见过的。这是一项紧迫和繁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