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西方”：战略三角关系，还是冷战再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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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慕尼黑安全峰会，因英美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宣讲而备受关注。可以说，2016年的“黑天鹅”在2021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落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造成的冲击最终结束了。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了脱欧之后的首份外交政策演讲，而作为外交老手的拜登以新任美国总统的身份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英美领导人的调门高度一致，那就是集结西方，领导世界。

在慕安会期间，七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同时召开，此外，北约防长会议、美英法德四方外长会晤轮番上阵，着实是久违的西方国家的大聚会，拜登演讲的基调充满了重归领导世界地位的期待和信心。历史的场景似乎再次浮现，当年的丘吉尔作为英国的代表，已然没有领导世界的实力，但释放了“铁幕”的理念。冷战的风云已然散去，但冷战的记忆、战略，如同被搁置起来的机器一样，随时可以被搬出来，无需翻修，即可发动起来。

一

从国际关系史的视野来看，2021年不只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始，也可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周期。拜登说要向前看，但这次慕安会散发出浓郁的历史回归的气味。大国关系是走向战略三角关系，还是回到阵营化对垒的冷战中？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提出“受管控的战略竞争”，以避免历史的重演。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英美展示出强烈的阵营化对抗的冲动。

第一，拜登在慕安会的演讲基本将“拜登主义”的轮廓展示出来了，以“美国回归”取代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依靠大西洋联盟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确认和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拜登上台之后的战略调整就是回到大西洋共同体，回到西方共同体，强调人权、价值观的纽带。约翰逊也为美国的转变而鼓舞，确认“阴霾”已经过去，对美国再次扮演西方世界领袖而鼓舞。

第二，英美重建特殊关系的意图明显，尤其是约翰逊，俨然是拜登的“高参”，所谓的“全球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和美国一起领导西方世界，领导世界。这与二战结束之后丘吉尔的战略思路如出一辙。大英帝国早已成为记忆，但帝国统治的“艺术”却根深蒂固，英国通过美国而“借壳上市”，约翰逊的“全球英国”的战略可谓雄心勃勃。

第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再次成为关乎安全的大问题。拜登强调民主的价值，意在传递一种“自由民主世界”受到攻击或者包围的危机感。约翰逊提出自由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人类社会进步的三位一体。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和慕安会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对于所面临的来自中国挑战的确认和动员。

大西洋联盟、西方、北约等一系列冷战时期的概念，成为慕安会的高频词，给人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错觉。冷战是阵营化的对垒，地缘政治冲突、平行市场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对抗。拜登的“美国回归”，不只是修复与盟国的关系，还是回归和依靠冷战时期形成的外交与战略的“机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慕安会演讲中说，中国崛起是大西洋共同体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北约要加强与日澳等国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北约发布的《北约2030年》文件，将中国作为北约面临的挑战。应对中国崛起，成为北约转型的动力。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北约的地缘政治逻辑已经不复存在，华约已经成为历史，但北约在寻找新的存在理由。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反恐战争之后，北约极有可能越来越多地介入印太事务，北约将进行新一轮的全球化。

二

冷战的意图在慕安会上显露无疑，这是集结西方的有力理由，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建议通过美日欧三边委员会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论，而不能依靠世界贸易组织。拜登在演讲中号召西方盟友要做好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的准备，而且这场竞争是激烈和残酷的。英美领导人的冷战战略，看上去是熟悉的号角，但需要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西方阵营是否还整齐一致？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是基本保持了战略目标的一致性。二是，存在一个与西方阵营对垒的敌对阵营吗？

西方，本来是作为东方的“他者”出现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内涵。但是，冷战时期形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对垒，界限分明，壁垒森严。冷战结束之后，没有他者的西方难免涣散了，冷战的基本权力装置主要应对苏联，而北约和欧盟的双重东扩挤压了曾经的东方阵营。

一方面，欧盟和北约扩张过度。欧盟内部出现了“多速”欧盟，欧元危机、难民危机和新冠疫情考验着欧盟的内聚性。北约也并非拜登和约翰逊所描述的那么美好，马克龙的“北约脑死亡”言犹在耳，北约经费分担的老问题也不会因拜登上台而结束。冷战结束了，为了维系北约合法性，欧盟与华约的“影子”在战斗，对俄罗斯的过度挤压，导致俄罗斯本能和毫无退路的反击，冷战的遗产在欧洲依然未能消解。

另一方面，全球化消解了两个平行市场，东西方共处单一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下，除了极个别国家在这一体系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共处一个市场体系之中。2020年中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在下半年呈现两位数增长。单一市场体系之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成为全球化的核心动力。毫无疑问，这一市场体系是金字塔式的结构，金融、技术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但规模红利依然重要。核心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需要市场，所谓的脱钩可以说是金字塔体系内部的动态调整，但市场分工和技术创新依然是这一全球市场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逻辑。

第二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个与西方对立的阵营？这一阵营并不存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直寻找威胁到美国霸权的敌人，9•11之后是恐怖主义，现在变成了中国这一新兴大国，但并不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俄罗斯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成为欧美合作的动力，脱欧成功的英国似乎基于使用失而复得的外交主导权，准备对俄罗斯等国进行制裁。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同盟？并非如此，战略协作而非军事同盟，如果中俄结盟，无疑会成为西方理想的“他者”。

没有阵营，而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基于不同的议题而形成了不同的组合。美欧在人权等议题上会有共鸣，但市场脱钩难以实现。毫无疑问，冷战的意图和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中美欧三角关系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三角关系是非阵营化的，而是基于议题的灵活变换，没有敌友之间的划分。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而言，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的运转关乎世界秩序的未来。对于中国而言，争取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以此可以避免西方阵营的回归。

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的主心骨。在慕安会上，法德并未随着英美的节奏走。约翰逊的演讲，似乎忽略欧盟，强调英美的领导，尤其是说美国的回归是“全球英国”战略的基础，在未来可能的西方阵营中，英国谋求的是“第二把交椅”。马克龙关注的是欧盟的主权、欧盟的战略自主性，而默克尔关注的是德国的经济利益。欧盟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领域，但也强调与中国的合作，不能一直讨论中国，也要与中国讨论。这是法德或者说是欧盟与英美的分歧。欧盟对于美国的数字霸权一直高度警惕，未来数字经济征税问题是欧陆与英美之间的重大分歧，推特封禁特朗普账号让法德两国看到了数字经济巨头的威力。

慕尼黑安全会议弥漫的“冷战幽灵”，折射出英美的战略意图，但也存在着诸多泡沫。拜登几乎对美欧之间的分歧避而不谈，制造了一团和气的气氛，但美欧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非就此烟消云散，数字税、“北溪2号”、北约军费分担等等都涉及到利益的分配。另外，英美要回归领导地位的诉求和意图是明显的。如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拉塞尔•米德所说：“盎格鲁-撒克逊长老们统治世界的‘密码’犹存，但最先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折磨的是欧陆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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