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忠诚的废物”只是善意鞭策 一国两制正在换个活法（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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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这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方案总体观感是严丝合缝，严防死守，从选委会的提名门槛到审核确认，再到选委会去掉区议会、新增第五界别，以及立法会议席432的方案和直选分区双议席单票制，无不反映北京在强化治港安全系数。结合去年的《港区国安法》，该怎么理解中央对于香港拨乱反正的总体思路和逻辑？

田飞龙：其实这一系列的拨乱反正是中央对香港政治气候变化所作出的「组合拳」式的理性反应，针对的正是2019年的修例风波，和作为修例风波直接后果之一的2019年区议会选举。基于这两点，中央认为原有的选举制度存在漏洞，不足以防止反中乱港势力夺权。同时，在修例风波里，中央也看到了香港的自治能力存在很大局限，香港议员和公务员难以担当起「爱国者治港」的政治责任，缺乏担当，不敢斗争，不敢坚持原则立场。所以在香港乱局的刺激下，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制度体制进行了重新思考和积极修补。

这个重新思考比较集中反映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论述之中。此后我们看到，香港反对派并未理会中央的深刻焦虑和制度行动信号，不做任何有意义的对话与沟通，继续推进完全自治的政治进程，提出夺权三部曲与「真揽炒十步」 ，对中央权威与「一国两制」底线继续肆意践踏和突破。他们就是要穷尽利用《基本法》赋予他们的权力与空间，以及所谓的外部势力，一步步从内部颠覆香港的宪制秩序，制造宪制危机，引入外部干预，造成香港无法管治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反动派从香港乱中取利，然后造成所谓完全自治的终级目标，以完全的「政治揽炒主义」决绝行动完成「时代革命」。

这是一条反国家、反法治、反繁荣稳定的极端主义政治路线，被冠以「民主」之名并采取了街头暴力与选举机制相结合的、类似纳粹逻辑的夺权策略。实际上，到2020年这种威胁继续存在，而且直接指向了原定于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这样一些焦点性的政治背景事件及其直接的制度安全威胁性，刺激中央改变了原来「一国两制」里面高度自我约束的权力行使习惯，开始将全面管治权与「一国两制」当中的国家安全、选举安全连接起来。中央考虑要主动积极地承担起在国家安全、选举安全领域的管治责任，其最终制定的方案或者选择的结果就是《港区国安法》和这次选举制度改革，这是两个最主要的抓手。

但这还不是中央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全部动作，北京将打出「组合拳」。接下来会深入挖掘和清理香港社会之所以产生反中乱港势力的社会土壤或文化土壤，所以未来的改革必然会指向香港的教育领域、公务员领域，以及社会文化领域，包括对媒体的监管等。而且这次爱国者治港基本上回避了另一个领域，就是司法领域，涉及香港的司法独立。司法领域不是爱国者治港的豁免特区，但跟立法、行政领域有所不同，怎样既维持香港普通法地位与司法独立的原则，同时又使得香港司法能够识别和有效地保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需要有个新的制度平衡。

香港的司法改革必须克服既往的「国家」盲点，以适当形式和智慧纳入「爱国者治港」核心要素，将香港普通法塑造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有了港区国安法，但是香港司法仍需面对改革，包括司法的效率提升，司法公开透明度，司法量刑的公正性，司法对公共秩序的保护能力，司法人员的国家法知识与伦理，以及真正立足「一国两制」的司法哲学与裁判法理学，等等。律政司已在探索和加强其法律官员的国家法知识培训与运用能力，但香港法院的司法管理中尚缺乏有关机制。

此外，还有外籍法官（我曾称之为香港的「客卿司法」）的问题，在英国威胁要停止外籍法官合作机制的情况下，香港司法怎么探讨自主、自立之道，已不容回避。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高度依赖外籍法官，《基本法》下的司法本地化是香港司法独立、司法自治范畴内的应有之义。这要求香港本地的法律人才承担起司法管辖、司法治理的主体责任。我们可以研究例如新加坡那样的英国殖民地是如何实现司法本地化及如何从制度上加强金融中心地位的，借鉴有益经验。这一关必须迈过去，香港的司法独立才真正回到了自身，回到了国家法的常态和常轨。关于这些方面我觉得未来都会延伸触及，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央拨乱反正、建立一套「一国两制」2.0版本的主要议题和作用点。

香港01：香港各方现在很关注，这个周期大概会多久？一种观点认为，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这套组合拳打完后，亟需要快刀斩乱麻，从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改革；但也有观点认为，不宜「逼」得太急，要考虑到港人的感受和接受度。

田飞龙：我觉得这个制度调整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周期，包括国安法在香港社会的实施，国家安全法制的教育其实还很浮于表面，没有深化，没有真正深入人心，而新的选举方案要求落实的爱国者治港在香港社会要将制度规范转化成完整的认同和遵循还有一个转化周期，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这是一个全面论和重点论的结合，既从全面管治权的角度意识到「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有一系列的重要关节要打通，重要的元素要制度化，同时也要分清轻重缓急，考虑到香港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香港的平台枢纽作用。以此选择和组合改革力度，调适改革议题的顺序。

香港01：分析今次选举改制方案，不但能看到中央对于泛民的不信任，当然这也是预料之内的，同时对商界、建制派和港府来说，也无法高枕无忧。于商界，在选委会、立法会的比例明显有所稀释；于建制派，议席版图也在重构；于港府，中央不像过去那样更多授权其来决定选委会各界别和名额划分，而是直接出手。您怎么看中央「全面出击」的做法？中央对泛民、商界、建制派和港府的真实态度究竟为何？

田飞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这次改革是北京检讨过往「一国两制」体系里体现一国元素与一国有关的政治代表性过低，所以增加了与国家事务联系较密切，或在国家有关部门，有关行业担当专业角色的人，把他们作为界别分组到选委会中，所以相对就限缩了本地建制、本地泛民甚至商界的原有比例。这是中央从「一国两制」完整性的角度，引入了一国的维度，使香港的民主选举真正落实到「一国两制」框架里面，均衡参与，避免过分地方化。而这在香港既往的选举政治生态中是较少考虑和有意回避的。

香港01：香港未来数年的关键是，善政良治能否实现，深层次矛盾能否解决，而这其中的关键是，整个社会能否从政治层面的民主议题过渡到对治理关注上来。《港区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是中央事权，中央可以大刀阔斧去做，理直气壮，可具体到治理上，中央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主要还是需要依靠港人治港，但正如您之前说的，很多人其实是「忠诚的废物」，中央在推动香港治理上，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矛盾？抓手有哪些？

田飞龙：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政权建设与管治能力建设一直存在的一个内在结构性矛盾。香港本身是一个精英社会，我们通常在政治定义上所讲的爱国爱港力量，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复杂影响及其后果，在香港社会各阶层里面的代表性，包括说行业领导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当然他们也很努力的成长，但仅仅靠传统意义上的建制派或者爱国爱港力量很难带得动香港庞大的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要求，以至于常常就会造成忠诚的人缺乏能力，缺乏处理事情的知识与专业化的水准。同时我们又看到，那些自以为有能力的人、能解决问题的人又显得不忠诚，以精英的自负和功利而忘却了政治的责任伦理。所以忠诚与贤能之间，就像鱼和熊掌一样难以兼得，这就造成在香港如果中央放任不管，任由香港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最后久而久之的结果就是滋生反中乱港势力，建制派受挤压甚至催生两面派，而不忠诚的反对派逐步夺取香港的立法会主导权，以及政府管治岗位。这就是中央改革要去解决的问题，因为放任不管香港必然是管治权的旁落。

但是，凡事都可能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用爱国者治港管得太严，限缩的范围太窄，又会导致管治队伍在香港社会缺乏实际领导力，缺乏让人心服口服的基础与能力，对于要解决的问题在政治与专业范围内又难以解决，又会遭致更大的民怨。因此，香港治理之道，首在忠诚，要在贤能。

所以怎么解决忠诚与贤能错位，怎么解决管治队伍能力落差的问题，我觉得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就是建制派本身要加强政治人才的培养和建设，要意识到新的制度不是仅仅肯定他们的忠诚，给他们更多政治的舞台来展现，而是对他们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危机感，要有竞争意识，要有服务香港、服务国家的能力上的一种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我觉得对非建制派显然不可能一棍子打死，或者说堵住所有的参政道路和空间，而是引导改造，有机整合。中央也说爱国者治港不是搞清一色，落到实处就是要容纳温和泛民与中间派，他们当中有很多在香港这样一个专业社会、精英社会范畴里面很有能力的人，他们要补的课就是变成忠诚反对派、忠诚中间派，他们要向国家展示他们对制度的忠诚，这样国家才能信任他们也进入管治体系，来担当权力岗位。非建制派的「政治心魔」一解，就像魔咒被破一样，心智才会从容坦荡，才能便可随心正用。

因此，非建制派应当由衷感激新制度对他们的「解放」效应，使他们从本土激进主义与外部干预中解脱，回到香港坚实的宪制秩序与自治大地之上，换一种心情舒畅、堂堂正正的政治「活法」。甚至一旦解决了忠诚的问题之后，他们在选举与管治体系当中，竞争力可能更加突出，那么国家的信任如果能够得到保持的话，他们政治发展的空间要比原来更大。

所以实际上是两方面着力。建制派最大的问题是能力危机，所以要提升能力，而非建制派最大的问题是忠诚问题，要变成忠诚反对派，忠诚中间派，在解决了爱国者这一底线标准问题之后，让更多的香港各界人才进入管治体系，采取选贤任能的机制来激励他们，包容他们，肯定他们。这才是这一次选举制度改革的初衷以及完整的目标预期，这样才能够打造一支比以前更强有力的，既更忠诚又更有能力的管治团队来精准回应和解决香港民生诉求及香港深层次的问题。

同时，虽然政治范围内很多事情需要香港特区政府自己去解决，但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里面，中央对所有授予出去的权力都有全面的监督权。所以中央建立健全对特区管治体系的监督问责机制，显然也是下一步香港管治改良提升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得有人对他们的政绩表现评分，得有人来听取香港民间的意见，民怨沸腾的一些官员，必须要接受中央的监督问责，有些就得下课、下台了。这样一种更强的问责制也应该加入进来。通过这样周全的制度元素的考量，这一次的改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忠诚确认，而是一个指向贤能政治目标的一次真正的香港版的治理现代化改革。

香港01：所以「忠诚的废物」这个说法，是很有力的一声棒喝，打醒了不少装睡的人。

田飞龙：其实我本来出于善意，「忠诚的废物」第一没有点名任何个人，就一个现象来做出科学分析，第二是加以鞭策与激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及时提示处在新的政治游戏之下，从中央到香港市民会对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更高的期待，是一个非常善意的引导，然后被某些人误解。我觉得误解者显然境界也是很不够的，对自己既往的表现有些心虚，不能完整、正确理解新制度的规范意图和要求。

香港01：现在各方都在讨论，香港会否走向新加坡模式，但香港学新加坡，面临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如何建立管治团队对民众负责的长效机制，二是怎样建立人才选拔体系。关于这两点，新加坡都有涉及，李光耀也有论述，但目前这次北京改革尚未涉及。在您看来，全面改革治港的人才选拔体系，在「爱国者治港」内部形成良性竞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中央有何考量和安排？

田飞龙：香港政治人才的危机在于香港公职人员没有能够自我塑造成一个真正适合「一国两制」的管治人才，这是香港高度自治体系里长期的一个痛点。这次借助爱国者治港的选举制度改革，这个问题我觉得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了。一方面如中国古代的治理，讲一个健全的治理体系，既要有治人又要有治法，所以在这方面无论是建制派，还是非建制派，可能都要有自身的政治人才培养机制与梯队。另一方面，中央对香港政务官公务员，包括议员能力素质的培养提升，也可以有一定安排。比如说香港的公务员就可以跟大湾区公务员定期的轮岗交流，通过在内地承担相应的行政职位，了解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管理模式，治理机制。

另外就是对于香港高阶公务员，比如说司局长等，可以抽调他们到国家有关部委，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当中去锻炼，让他们多层次的成长，不要只局限在香港本地而使得管治能力长期内卷化，不能得到成长。所以特区政府跟中央要想办法打通其中的关节，让人才滚动、流动起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当他们在这些更加丰富的阅历交流以及能力提升之后再回到香港，我相信他们思考问题就不会再是井底之蛙，一孔之见了。

香港01：现在回过头来看，2014年的首份「一国两制」白皮书，和2017年习近平访港时提到「苏州过后无艇搭」，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节点，但港人要么没有听懂看懂，要么选择性忽略。在您看来，为了让港人更好的听懂和看懂中央的思路，从哪些层面可以有一些变化？比如最近全国港澳研究会就主办了「十四五」的战略规划与香港机遇的研讨会，邀请了内地和香港的各界人士，这在以往是少见的，但具体效果如何，还需要再观察。

田飞龙：爱国者治港本身就意味着对治港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对国家法律、国家知识的认知缺口必须要填上。

这方面香港自身的教育体系包括公务员教育的体系，可以弥补一部分，但国家有关部门的主动作为，也能够填充相当大的部分。政治学习的要求和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进步和成功的非常重要的经验，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凝聚共识，砥砺能力，而在香港的管治队伍里也应该形成这种政治学习的机制。

比如说，香港特区政府也可以考虑组建一个理论中心组，展开周期性的学习，请权威人士给司局长上课，面对面地去解释和交流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全球战略及涉港安排。关于国家的考量是什么，香港该有的决策是什么，香港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也可以现场有一些沟通交流。所以特区政府要有一个持续性的理论学习的机制，这个很重要，上行下效，这样一种学习机制是蛮重要的。不学习，不读书，缺乏民意沟通，自以为专业精英，却甘于理论视野狭窄，行政经验内卷，过分依赖程序和惯例，对国家、民情与时势一再失察，缺乏健全的判断与决策力，不仅造成香港管治文化与体制的严重滞后性，更造成一旦无法管治即「甩锅」中央的「自治懒政」趋势，不符合「一国两制」对合格管治者的规范要求。学习机制可以为香港管治更新带来有益增量。

同时香港民主派也在适应改革，也在转型，我注意到香港民主党中委会通过成立「内地及政制事务专责委员会」，希望增加与内地相关的政治分析及论述工作，加强对政治局势的研判能力，要学好中央文件，要请学者进行授课，并且要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我觉得这个就很好，抓住了制度转型的契机，对于这些传统泛民主派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新生。他们是可以通过这种政治学习，主动塑造转型为忠诚反对派的，所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其实我倒很乐意给他们讲几次课，帮助他们了解中央「一国两制」的完整原理与政策，了解更加完整的国家的法律知识与国家的治理知识，包括国家的国际战略。因为这方面不了解的话，在「一国两制」之下，在香港参什么政呢？思考与行为怎么能够跟得上这个时代吗？除了本地揽炒和勾结外国，拖累香港民主与发展，还能有何正面作用呢？

当然，这些方面还需要有一系列政策创新，也需要有相应的考核机制，着眼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自我塑造为「贤能爱国者」。中共有自身的长处和经验，一些合理的要素完全可以用于香港官员，而且这其实是真正打造一个强有力管治团队普遍适用的经验。理论学习，与内地的任职交流，以及更严格的干部考核与竞争机制，理想信念与治理能力有机结合，不断成长，这是「一国」所长，也是「两制」（香港）所需。

香港01：接下来是有关「一国两制」。站在中央的立场，其实是最担心、最不想让「一国两制」出问题的，也是最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简单说，在中央看来，「一国两制」绝对不能死，因为「一国两制」一旦死了，不会是香港的失败，而只会是中央的失败。可站在港台和英美的视角，却认为中央就是想让「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就是想让「一国两制」死掉。这是很讽刺的，但也是现实。您怎么理解「一国两制」对于中国以及中共的意义？为何在理解上，会出现如此南辕北辙和讽刺的局面？

田飞龙：「一国两制」肯定没有死，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在进行，「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不符合中国现代化整体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民族复兴与走向世界的基本的战略规划。因为中共将「一国两制」的成功视为中国复兴的一部分。但「一国两制」必须是中国自己定义下的「活法」，所以其实不是讨论它死法的问题，是讨论它有什么样新的活法的问题，所以才有人提香港二次回归、「一国两制」的2.0版、「一国两制」的下半场。

我自己将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定为「一国两制」的一个新的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这些理论提法试图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就是「一国两制」要换个活法。「一国两制」原来的方式，斗争冲突到一定程度，各方都是双输甚至多输的局面。你看修例风波谁获利了呢？修例风波彻底否定了「一国两制」原来很多的乐观预设，包括香港法治的权威性，没有任何人从修例风波当中获利。如果有的话，可能蔡英文获得了一些，美国也获得了一些，但美国的利益收成马上也被国安法之下的一些利益损失对冲掉了，甚至得不偿失。

至于「一国两制」换的活法，就是使得香港社会严肃思考什么叫一国？什么叫两制？两制如何与一国进行整合、变成一个整体？说实话，「一国两制」原来的活法本身也是半死不活，因为井水不犯河水是两张皮，原来的那种活法不过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方式而已，它不是一个「一国两制」真正有机的生命展现。所以换一种活法是「一国两制」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和有机体，使香港无论在中国与西方处于什么样的合作或冲突关系当中，香港始终与国家站在一起，始终与国家共进退，与国家之间是同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而这样的有机体和共同体建构，只有中央才能承担责任，香港是既无这样的意愿，也无这样的能力，甚至没有这样的权限去对「一国两制」进行整合。

可是香港与国际社会怎么样适应这种国家主导之下的「一国两制」更有生命力的活法呢？关键还在于怎么样对待中国共产党，怎么样对待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持续崛起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香港以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始终就是僵化的，就是两张皮，就是没把「一国两制」真正当做一个活物来对待。所以中央考虑的是「一国两制」怎么克服危机，活出精彩的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绽放的生命。而西方世界，包括香港反对派考虑的是「一国两制」怎么样长期半死不活，然后只保留香港那一制跟西方之间互联互通，使得香港长期作为反中乱港势力与不忠诚两面派把持的「政治快活林」并在西方势力需要时充当「新冷战棋子」和颠覆基地，这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不正当的，既损害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也压制和破坏香港民众的民主权利和发展权益。所以负责任地讲，真正懂得「一国两制」生命原理的还是中央，维系和优化其制度生命的也是中央。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都是危机状态下的应急立法，是保卫「一国两制」制度安全的保护性立法。

香港01：的确是这样，我们几年前就强调消极的、区隔的、被动的「一国两制」很迫切需要转向一个积极的、融合的、主动的「一国两制」。创设特别行政区、建立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权力在中央，按照权责统一的逻辑，香港走到今天，「一国两制」今天面临的考验，中央也的确难辞其咎。就像我们之前一贯强调的，过去「河水不犯井水」的治港思路，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香港的发展与繁荣也一再掩盖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香港主权回归并不是问题的结束，反而是如何有效管治等更为关键的一系列问题的开始，以为香港回归了就万事大吉了，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很大的风险和隐患。

田飞龙：中央已经进行了严肃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检讨，我觉得从2014年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白皮书里面就体现出来了。2014年白皮书写了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新概念就是全面管治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表明中央以前该管的没管，该做的没做，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政策上的补课。然后修例风波带动中央进行更深入或者说更切肤之痛的反思。

除了港区国安法与这次选举制度改革，同时中央也痛切地认识到香港社会确实存在一个深层次的经济民生矛盾。香港的分配问题、青年人发展问题、阶层平等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等等。所以管治体系打造好之后，下一步显然是要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问题，使香港社会更加公平，使每一个阶层的人更有希望和活力，使「一国两制」当中的制度红利能够扩展覆盖到各阶层。关于这些中央其实是会去持续检讨和去做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更应该负起一个全面积极主动的责任。而且中央并不回避问题，不害怕矛盾，也不怕外部的制裁和干预，而是始终从「一国两制」本身对国家、对香港的根本利益出发，拨乱反正，精准施策。我相信这样一个基本的管治风格，或者说习近平时代在「一国两制」上积极作为这样一种管治风格还会持续下去，这对香港社会重建、经济发展、民生的调整与改良，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氛围和信号。

香港01：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接受我们采访时曾坦言，九七前北京对香港存在很大的迷思，认为当时香港的管治制度好得不得了，所以起草《基本法》时，最好把当时香港行之有效的一套搬到《基本法》中，回归后照办就行了。此外还认为香港民主好得不得了，所以对香港回归后一定要走民主化的道路没有争议，争论的只是速度问题，所以中央官员也指出，《中英联合声明》没有提普选二字，但《基本法》说了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立法会全部议席普选产生，大家的信念都是一样，普选当然是好的，民主当然是好的。结合回归前的迷思和「教训」，接下来香港如何更好地从对于民主的执拗过渡到切实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的治理效能的提升上来？

田飞龙：香港在1997回归的时候，整个国家处于一个非常不自信，同时改革开放比较单方面依赖香港、依赖西方的处境当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对于现代化，对于全球化的知识，很多是依靠香港来理解、消化的。那个时候香港地位高得不得了，这也造成了香港很多人习惯于俯视内地，对国家不够尊重，甚至对「一国两制」当中的一国缺乏深刻的理解与认同，就造成了对「一国两制」内涵的很多误解与误会。在今天我觉得其实中央已经高度自信了，对「一国两制」发展规律、矛盾处理方式以及它的最佳效用的理解也越来越科学、成熟。在对「一国两制」把握越来越清楚的情况下，也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并且也注意去克服以往简单拿来主义所犯下的错误及政策偏颇。

今天回头看，无论是港英时期的制度，还是香港的普选民主，都有它的局限性。第一，港英制度本身固化了很多英国这个宗主国或者英国代理人的利益，如果把港英的制度、港英的公务员体系整体复制过来，当然也会有英国原有治权残余的痕迹留在里面，好的方面固然可以维持香港继续繁荣稳定，为西方承认；不好的方面也会演变为对抗国家，破坏「一国两制」的因素。所以要一分为二，辩证分析港英的制度，好则留，不好则去。

第二就是普选，因为香港的普选不是一个独立政治体的普选，所以不能够天马行空，没有前提，而是必须要以基本法为前提，要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同时普选也不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普选必须是以法治和国家安全为前提，同时将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均衡参与，精英主导型社会下精英的领导力、贡献力等等结合起来考量。否则香港也会走向民粹化、过度福利化，染上现在欧美社会出现的政治正确与民粹化的政治病理，反噬香港的活力与繁荣稳定。

现在确实是需要开始逐步用优良治理来反思原来对普选民主的迷思，将普选民主作为优良政体的一个环节、要素，而不是作为治理检验的唯一标准。将直选作为民主的一个参考因素，而不是民主的全部。这些反思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乱局代价换来的，是对现代治理体系与民主规范原理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理解，也基本反映在如今中央治港思路中，特别是这一次的选举制度改革当中。摆脱西方迷思和依赖，探索真正切合「一国两制」的香港民主善治，激发爱国认同与发展新动能，重建和解团结的社会正义，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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