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美国生活六年，意识到自己始终是“异乡客”，我放弃一切回国（组图）

我叫栾奕，90后，北京人。2014年我奔赴纽约读研，又在纽约工作了四年，做过公立学校老师、自媒体和餐饮品牌公关经理。

2020年，在事业蒸蒸日上，不远的将来即将申请绿卡的时候，我因新冠疫情和黑人运动看清了美国的“真实面目”，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回国从头开始。

今年十月我回天津和大学室友聚会，在母校门口留念。

我出生于一个北京的双职工家庭，从小就是家长们口中的“乖孩子”：我在北外附近读了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考考入了北京市重点高中，高考进入了南开大学。我的母亲一直在外企工作。从我记事起，她就时常出差，但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来玩具和好吃的。小时候我喜欢玩轮滑，母亲就从美国背回来了全套最新款的粉红色轮滑鞋，还有全套防护设备——头盔、护肘、护手和护膝。每次在小区里滑着轮滑飞驰而过，我都是那条路上“最靓的崽”。

1997年母亲在美国好莱坞。

家里囤了很多美国的原声磁带和光盘，包括童年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的《猫和老鼠》、《狮子王》，还有《小鹿斑比》这种英文原版书。现在讲起来好像有点凡尔赛，记得小学有一次学校组织在礼堂看《狮子王》，很多同学都特别兴奋，但是我看到一半睡着了，因为小时候在家看过太多遍，故事情节都烂熟于心了。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种“高级巧克力”—— 费列罗。九十年代，费列罗还没在市面上广泛销售。每次母亲出差回来给我带费列罗，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会很珍惜地数着颗数吃，或者和当时最好的朋友分享。       

五岁的我穿着母亲从美国买的棉服，背后画着一只大唐老鸭。

现在回头看，虽然家人从未给我灌输“外国的月亮更圆”这种片面的思想，但我在童年时期就频繁地接触到了西方文化中积极、好玩的那一部分，潜移默化中我对它充满了好感和好奇。后来上小学，家长带我参加过不少现在看来稀奇古怪的补习班，比如英语外教带着几个中文都还说不太利索的小孩，给迪士尼动画做英文配音、练习英文绕口令。家里的车放的磁带也是美国的流行儿歌全集。

小时候我常去友谊宾馆游泳，除了读书以外，父母也一直注重我在其他方面的发展。

父母的这些努力，让我对美国一直都处在一个“不陌生”的状态。这在当时的环境里可以说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后来我虽然偷懒不爱背单词，也未系统地学过语法，但初中还是考上了“英语实验班”，中考英语只扣了7分。这些可能跟之前的各种“语感训练”脱不开关系。

我在小学和初中时，看了很多世界名著和欧美小说，还一直订阅着《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对那个年代比较熟悉的人可能知道，这些杂志对于西方世界的勾勒一直是趋于美化的。小时候不懂得分辨舆论和事实，便觉得美国真的如文章描绘的那样是个“完美社会”。我也在心里种下了要去“灯塔”看一看的种子。

小学三年级时爸妈拍到我在整理课外书，左上角有乐高桶、棒球棒，右边有一些英文教材。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初二的时候，班里的一个同学去了加拿大几个月，回来上英语课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他的口语变得非常非常好，和其他同学、老师的发音听起来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可以出国生活一段时间，自己的英语成绩与国内的应试教育相比，也许会是降维打击式的区别。

高一的时候，“降维打击”的机会来了。当时有个国际交换项目来学校做宣讲，只要通过他们的笔试和面试，交一笔学费，就可以去美国高中做一学期的交换生。班里的两个同学都报名了，我也很有兴趣，跟家里一起研究了项目的资料，跃跃欲试准备着接下来的笔试。谁知道在笔试的前一天，爸妈突然召集了“家庭会议”，表达了他们的顾虑：一是我年龄太小，自理能力欠缺，三观也不成熟。去美国可能生活得不好或者被“带坏”；二是我的成绩还可以，读文科班考上重点高校没有太大问题，没必要放弃高考。三是如果以后去美国读大学，四年的学费生活费，将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阶段家里还不能轻易地承担。

当时的我还不像现在这样善于自己拿主意，也一直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就觉得不去就不去了。只是多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可能是内心意识到了，人的一生可以直接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多，高考当然是一个，但高中赴美交换很可能也是一个。笔试那天，我还走到楼下的考场教室门口驻足观望了一会儿。虽然遗憾，但我心中未来的路却更加清晰了——在家庭会议的结尾，爸妈给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解法：“等你长大，在国内大学里把自理能力练好，三观定型了，家里会支持你到美国读研。”

高二的我每天都在厚厚的卷子和“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里埋头苦读。

高二、高三的时间在一沓沓的卷子里飞速过去。填报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南开大学对外汉语专业，最后也如愿顺利考上了。入学之后，为了提前筹备出国考试，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背起了新东方“红宝书”，一遍一遍地看《老友记》，还写信向院领导反映，要求加开外教口语课。我也结交了很多外国语伴，有可爱的日韩妹子、帅气的葡萄牙小伙，还有波兰姑娘等等，这些算是我对“跨文化交际”的初次实践。

大二暑假我去韩国参加了一个国际组织的实习项目，认识了来自各国的小伙伴们。

大二，我像所有准留学生一样，开始了托福和GRE的漫漫考试路。大四时我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大学、密歇根安娜堡分校、布兰迪斯大学四所名校的offer，宾大和安娜堡还给了一点奖学金。最开始我想去的是常青藤名校宾大，但在收到纽约大学（NYU）邮件的时候，我还是犹豫了。当时几乎咨询了身边所有有经验的朋友和学姐学长，和父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还是一根筋地选择了纽约大学。

因为在这几所学校中，只有NYU的项目是允许考取教师资格证然后留在在当地公立学校教书的。更重要的是，即使大家都说“纽约不是美国”，可那是纽约啊，我心中全世界最特别的一座城市。既然要出去，那就去最酷的地方。

2014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和室友们在运动场扔学士帽拍照留念。

就这样，我进入了NYU Steinhardt学院学习TESOL（对外英语教学）专业。入校后，我转到了TESOL+外语教学（中文）的双证项目，准备当一名双语教师或中文教师——既能利用自身的优势，又能传播中国文化。第一学期，我就当上了院里美国教授Robin的研究助手。

面试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我完全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面试，内心基本不相信美国教授会选择一个中国留学生做助手。面试快结束的时候Robin问我，你为什么需要这份校内工作？我想都没想地直接回答：因为我想要SSN（社会安全码，相当于美国人在征信系统中的“身份证号”）来申请信用卡。

Robin当时就笑了，可能是觉得这孩子真够实诚的，还挺特别。就这样，我竟然拿到了这唯一的研究助手名额，开启了我的校内打工之路。我也如愿成为了新生中第一批可以申请美国信用卡、提前开始积攒信用的留学生。

我与Robin（前排左一）、NYU中文教师发展中心共同主任的唐教授（前排右一）及另一位助教同学一起聚餐。

在NYU读书那两年，为了最大化地利用每个假期做教学实习，我中途只回国了一次，在北京待了十几天。除了学校安排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四段实习之外，我还在一家精英私立幼儿园做过助教，基本上把美国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系统都结结实实地走了一遍。在毕业的时候，我同时拥有了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英文西语双语班、中文英文双语班和“天才班”的长期实习经历，为毕业后进入任何一个学龄段的学校工作都做好了准备。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一所英语、西语双语小学实习，学期结束时，“班主任”带着孩子们做了一本照片集送给我留作纪念。

我确实非常拼，基本上是牺牲了所有假期出去玩和回国的时间。现在想来还有一点遗憾，没有利用人生中的最后几个学生假期，好好地在美国西部和周边国家玩一玩。在课余时间里，我还做过很多帮助我接触美国社会和各式美国家庭的工作。比如做过联合国大使家两个婴儿的中文启蒙教师；做华尔街某知名高管家小朋友的中文家教；做中荷混血小朋友的作业辅导老师、上东区法国姐弟俩的中文启蒙老师；“贵族会员制”婴儿日托的中文实习老师等等……

研一的很多个周末，我都在做照看意大利和美国混血宝宝的中文启蒙教师。

这些兼职让我见到了各种不同的家庭组成方式，也对美国文化中的包容、开放有了进一步理解。尤其是在跨国男同性恋重组家庭中做他们代孕宝宝中文启蒙教师的经历，让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到同性恋婚姻，意识到爱的多种形式。

为了赚外快和体验生活，我甚至还做过一学期的奢侈品代购。我现在还记得那年期末考试，我一边在学校图书馆里疯狂看书，一边秒回国内买家关于包包色号问题的那些时刻……除了实习和兼职，我还利用中午的时间参加了学校和学院的很多人文观点交流座谈会，一方面是希望借机练习英语和认识新朋友，一方面是有时候还可以顺便蹭一顿午餐。

2014年的最后一天，我和朋友一起在时代广场跨年。

虽然选择了在当地相对容易就业的专业，并且也历经艰辛考取了纽约州教师执照，当时的我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自己是否能如愿留在美国工作，以及能逗留多长时间？为了不浪费自己在纽约的每一天，我还在没课的时候去看了很多场百老汇歌剧，包括比较经典的《歌剧魅影》、《狮子王》、《Wicked》、《妈妈咪呀》等等，还有很多实验性的小剧场演出。

近距离观看了两次“狼叔”休·杰克曼的实验话剧《The River》，并拿到签名。

总的来说，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不那么喜欢喝酒和夜店文化，甚至对大部分户外运动都不那么感冒的外国人来说，纽约的生活也真的足够精彩了。在学校大语境下接触到的同学、朋友、老师和工作伙伴，绝大部分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又因为生活在纽约这样文化多元的地方，对外国人、留学生也充满友善和包容……

这导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泡沫”里，觉得这就是美国社会最真实的样子。虽然时不时也会在语言和文化上不可避免地碰壁，比如点菜时面对着各种法语或西语词汇不知所措；在朋友聚会上认识了新的美国朋友，却因为对方对中国国情、风俗（比如“吃狗肉”）的偏见而聊得不欢而散……但那时的我依旧觉得，在美国的生活很美好，快乐的时光占绝大多数，当老师也充满了成就感。我希望未来的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充满新鲜感、充满挑战，充满快乐。我想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甚至希望申请绿卡，在美国成家立业。

从帝国大厦顶层俯瞰纽约夜景。

付出总是有回报的。两年后，我以院系的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拿到了三所最心仪的公立学校的offer，还婉拒了一些留学机构递来的橄榄枝。我最后选择了位于纽约皇后区的一所排名很高的新高中。

2016年夏天，我从NYU毕业。

然而，真实的公立学校教学生涯比实习时更加艰苦，尤其是教全员叛逆期的高一年级。在我的110名学生中，拉美裔和非裔学生的占比高达80%以上，对我这个刚毕业的外国女教师来说，课堂管理就称得上是一种挑战。更何况我还被安排了3个不同科目、每天5-6节课，每节课都需要我自编教材、教案和作业。

我每天六点半出门上班，在地铁上一遍一遍地翻着幻灯片试讲。午休的时候一边啃冷三明治一边判学生作业。放学后我会在学校备课到傍晚，在回家的地铁上继续判学生作业，回家后备课到午夜，再疲惫地睡去。可以说，我真的是拼尽了全力备课、教书、关爱学生、做课堂管理。平均每天17个小时的工作强度，让90多斤的我，工作一个月就瘦了8斤。

当时我教的其中一个班级。

这样的日子过了3个月。我意识到，纽约市公立学校对师资安排的不合理性。也意识到了美国教育系统的两极分化和个人主义有多么严重。从我所在的学区来看，普通美国家庭并不认为“教育”是多么值得重视的事情——毕竟我的一些学生还住在政府救济所中，或是父母一方因吸毒斗殴入狱。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中文”这种大部分学生一辈子都用不到的“第三语言”，我的努力就好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在看到美国公立系统的弊端和透支身体的危害后，我明确发现做一线教师并不是我理想中的未来。我决定辞职离开公立系统。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我自己面临的问题。数据显示，由于纽约市的教学形势较严峻，45%的教师会在5年内离开公立系统。这次辞职可以说是当时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个决定。它意味着我之前几年的专业学习和实习“付诸东流”，意味着我无法对自己的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学生负责到底，意味着我多年来“当老师”的职业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对自我认知的偏差。

那时候的我会在坐地铁的时候突然哭出来，精神状态有些恍惚，对自己充满了怀疑。正好圣诞节临近，我决定什么都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跟过去的自己告别。于是，我和朋友坐邮轮去加勒比海玩了一圈，调整好心态重新开始。

我在加勒比地区的巴哈马浮潜。

开始正式找工作已经是一月了。时间非常紧迫，我需要在四月工作签证抽签之前找到一份愿意为我申请工签的工作。而一般公司还有2-3个月的考察期，所以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由于身份问题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我决定主攻最容易申请到工作签证的华人企业。幸好除了深耕教育，我读书时还写过一些公众号文章，这些经历让我顺利地拿到了多家中文媒体的offer。

看重了挑战性，我最后选择加入了一家拥有百万粉丝的加州中文新媒体创业公司，担任大纽约地区的新媒体平台总负责人，开拓纽约业务。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几乎是从“零”开始做内容和扩充团队，把它做成了纽约本地最受欢迎的TOP3生活方式账号之一。我也在纽约华人圈收获了一定资源和影响力，以美食博主的身份参加了不少中美高端活动，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粉丝。

我在Lady M的VIP预览活动上与其创始人夫妇的合影。

后来出于职业发展考虑，两年后，我选择离职加入了更加面向主流的餐饮创业公司“君子食堂”（junzi kitchen）做公共关系经理，负责针对美国本土消费者的宣传推广和中文部分的市场。我在职期间，君子食堂三次登上纽约时报，其他中美知名媒体的报道数量加起来也接近百篇。

我与近百名美国美食博主合作对接过，组织过上千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合作品牌包括Uber、中国银行、Lady M等优秀企业，个人采访也上过几次中文报纸。公司在餐饮业普遍低迷的时候收获了很多关注，可以说在疫情结束后会有很好的发展。而我作为公司公共关系业务和中文市场的主要负责人，职业前景一片光明，足够支持我在纽约继续过着中产的生活。       

2020年8月19日的《纽约时报》，知名记者Richard Morgan用了一整版的版面报道君子食堂的“限定料理计划”。

生活看起来一切顺利，而我将在明年续签工作签证，并向公司提出申办绿卡。然而今年3月和6月相继爆发的美国新冠疫情和黑人平权运动，改变了我的想法。如果说平等、开放、包容、尊重科学这些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话，那么，美国疫情以来的行为，完全站在了这些价值观的反面。而他们过度追求自由的种种表现，如宁愿感染也不愿戴口罩，和在黑人运动中越发极端的矫枉过正行为，也让我意识到了我与美国大部分民众的价值观是如此不同。

这些让我在今年6、7月份，萌生了回国的念头。而美国政府对待疫情的态度也是十分不负责任的。当时他们拥有两个月的窗口期，却表现得极为傲慢。宁愿扭曲事实，刻意借着疫情的事情打造对立，也不愿向民众科普防疫知识并且采取措施防控。记得距离纽约强制关闭学校的十天前，纽约市长还在地铁中作秀，呼吁大家正常乘坐公共交通、无需佩戴口罩。可以说，美国曾经的“灯塔滤镜”，此刻在我心里已经碎得差不多了。

而作为一个亚裔的外国人，本身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受到的隐形限制就很多，如签证问题、种族歧视、职业天花板等等，未来只会面临更不平等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也终于意识到，虽然已经在纽约生活了六年，我对美国始终都是“异乡客”的感情。无论黑人平权运动发展得多么轰轰烈烈，我对于美国、对于美国黑人的遭遇，永远都停留在隔岸观火的共情，“他们美国怎样怎样了”、“美国人怎样怎样了”，永远无法达到年初看到国内疫情暴发时那种切肤之痛的程度。我的文化认同感和社会参与感始终只能在中国获得，我也希望能够回来，亲手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买到机票后，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打包行李，这是起飞前夜空空荡荡的房间客厅。

看清自己的内心后，我在今年九月份回到了国内。走的时候把纽约的六年都打包进了5个大箱子里，对着空空荡荡房间，我感慨万千。对于我的各种选择，我的父母一向只给建议并尊重我自己的决定——但这次他们的开心简直溢于言表。回国后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万字长文讲述自己决定回国的诸多思考，为6年的旅美生涯画一个句号，也希望能分享自己的经历给更多仍处在迷茫中的留学生们参考。

意外的是，中国日报随后找到我进行采访，随后，共青团中央、观察者网、中国青年报等等媒体也都转载了相关报道，我也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很多朋友表示在公众号、微博、抖音上看到我了，而我也体会了一把“流量”和被恶意留言“网暴”的感觉。算是一个难得的人生经历。

我登上了中国日报、共青团中央、观察者网等媒体的公众号、抖音和微博。

不过，不管网上的世界如何喧嚣，日子还是平淡地过着。回国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家与父母待在一起，喝茶、做饭、看书、爬山，享受到了六年不曾有过的高质量的相处时光。偶尔和朋友聚餐、玩剧本杀、短途旅游，也算是补偿了之前错过的假期时光。

回国后，和朋友们一起玩剧本杀。

人生中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的时间不多，我计划休息到明年，期间多多旅游、看书、会友，思考一下人生和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希望可以在明年春节后找到合适的工作，开启人生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