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从赵婷的获奖感言谈儒家主张的“性本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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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孟子所主张的“性善”具有本体论含义，也即在孟子看来，他的“性善”指的是“性本善”，这不只是朱熹的自我发挥。

华裔导演赵婷的《无依之地》斩获今年奥斯卡大奖，成为舆论讨论的热点。她在致辞时用中文说，儿时和父亲一起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这（奖项）颁给所有拥有信念和勇气，保持内心善良，保持对他人善良的人，无论要做到这点有多么难，无论身处何方，总会发现人性的美德，希望与善良的人分享这次荣耀。”赵婷的这个获奖感言，对中国文化是一次很好的传播。

不过，我关注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想谈谈孔孟思想中有关性善的说法究竟指的是“性本善”还是“性向善”，这一点在儒学研究中有很大争议。《三字经》是儒家的一本启蒙读物，“人之初，性本善”是该书的首句。由于《三字经》的广泛传播，今天普通民众不假思索地把孟子的“性善”看作“性本善”，而研究儒家的学者，由于受朱熹的影响，大多数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善”指的是“性本善”。

持“性向善”的学者和民众也有，但不多，台湾学者傅佩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相信傅佩荣先生听了赵婷的这番话，一定会认为她被《三字经》和朱熹所误导。他强烈反对说孟子的“性善论”说的是“性本善”，认为那是朱熹对孟子“性善论”的歪曲，是朱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孟子的看法。在他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应该指的是“性向善”。他所持的理由是，“性本善”不符合现实人性，哪有人生下来就是善的，它无法解释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恶，因此孟子“不会这么蠢”。傅佩荣先生主张回到原典去看，而不要被朱熹误导和吓到。这确实是一个正确的解开这个争议的方法。

孔孟开创的儒家和秦以后特别是经过汉儒和宋儒两次改造后的儒家有很大的甚至本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秦以后的儒家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儒家是被用来服务于皇权和帝王专政的，这使得孔孟儒家或先秦儒家中和皇权有抵触的部分都被抽掉了，剩下的也就为皇权专政涂脂抹粉。而孔孟生活的时代天下大乱，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权，所以还有一些生猛刚健的内容。故傅先生认为，秦以后中国实际就没有儒家，或者所谓的儒家就是穿着儒家外衣的法家。而中国历史上也有“阳儒阴法”或“儒表法里”的说法，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到打倒孔家店，也就是要打倒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帝王专政的学说。在这一点上我是赞同傅先生的。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个“仁”字。虽然他也第一个谈“性”，但没有展开。在《论语》中只一处涉及“性”：“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肯定了人的本性是相通的，然而他没有明言“性”为善或为恶。将“性”发扬光大的是孟子。在《孟子》一书中，有大量对“性”和“性善”的探讨，集中体现在《公孙丑上》和《告子上》两章中。孟子言性，主要是为给“仁政”提供一个人性论或者道德的基础，即“善”。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成“仁政”，而要在天下纷争的战国时代实行“仁政”，就必须赋予“仁政”一个道德基础，这个基础只能来自“善”，因为只有人性是善的，“仁政”在现实中才有依傍和可行性。若像法家一样主张人性为“恶”，在缺乏制衡皇权的古代，便不可能有“仁政”，而“性恶论”是儒家断不可接受的。

孟子主“性善”，以善言性，大概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承认这个事实。分歧在于，孟子的“性善”到底指的是“本善”还是“向善”。前者带有本质论的味道，后者带有趋势论或者实践论的味道。但是，要搞清楚的是，孟子讲“性善”，是指人的所有本性都是善的，还是人之为人的性才是善的？这两者不同。所有的性包括和孟子论战的告子讲的“食色”。显然，“食”和“色”不单人具有，其他动物也具有，因此它是生物性的本性。孟子并不否认人生下来就有这种生物性的本能，但也显然，这不是孟子要的“人性”。因为凡生物性的“性”无所谓“善”或“恶”，孟子要的是区别于动物本能的、人之为人的“性”，这个“性”是人特有的，体现为道德的或社会的一种价值，是人可以用自由意志去主动选择的，亦即用孟子的话说是“可欲的”，因此它在价值上就可以显示既为善，或为恶。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禽兽的差别就在那么一点点，这个“几希”的差别就是善，它决定了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庶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换言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他懂得人性善并去实践，而普通民众不清楚这点，把它抛弃。把它抛弃也就和禽兽差不多。孟子用了另两个概念来表述这个意思，即大人和小人。他在回答公都子何为大人、小人的提问时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大体”即是人的道德性部分，“小体”即是人的生物性部分。人是先从大体后从小体，用大体节制小体，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认识到他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而不只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一个人有道德修养，性善并且行善，就是大人君子，否则就是小人庶民。

现实生活的“善”，一般都表现在行为上，从道德实践体现一个人的“善性”。在这个意义上，善是实践性的，是人的一种外在表现，需要去实践的东西。但如果仅仅是一种外在之“善”，还不足以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孟子所主张的“性善”。因为一个人也可以基于某种目的去行善，而那个目的本身可能是不“善”的。另外，既是外在之“善”，也就可以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使这个“善”改变，像告子说的“性无善无不善”，或者当时其他人主张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性就没有一个恒常的内容。因此，必须把“善”内置人心，成为人的本性本身，也即人的本性自身必须是善的。只有这样，才能由内而外，出于真诚去行善。

孟子将“善”内置于“性”，是通过“不忍人之心”来实现的。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并用“孺子将入于井”来说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个“乍”说明人看到一个小孩掉进井里会生出“怵惕恻隐之心”，不是因为他和这个小孩的父母有什么关系，或者要博得邻里乡亲的赞扬，抑或怕自己不救人的名声受损，他完全来不及考虑这些外在的东西，只是出于下意识的恻隐怜悯之心要去救人，因此，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本真的感情。孟子认为人都有这种感情。具体来说，人皆有恻隐、羞耻、恭敬、是非之心，这四心是性的四个善端，孟子把它们叫做仁、义、礼、智，它们是人的性情发起、发端的地方，“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换言之，孟子要人们深入到人之为人的端始去体会人的性善和内心具有的光明，去找寻善根和本心，不要失落。

可见，孟子所主张的“性善”具有本体论含义，也即在孟子看来，他的“性善”指的是“性本善”，这不只是朱熹的自我发挥。朱熹的注解有自我发挥的成分，但这个发挥也符合孟子本人的意思。“性向善”缺乏这种本体论的意义。从我们今天来看，主张“性本善”确实不符合人性的状况，但应该考虑到，孟子所处时代是“礼坏乐崩”的战国大乱世，孟子要匡扶世道人心，要呼吁当时的各国诸侯行仁政，要在当时各家学说的竞争中胜出，他的思想主张就要具有鲜明性和某种程度的彻底性，思想只有彻底，才能俘获人心。“性向善”显然不如“性本善”对人心具有冲击力度，并为“仁政”提供强有力的性善基础。只有“性本善”才能为“仁政”提供逻辑自洽性，“性向善”则不能。所以不能以今天对人性的看法去要求孟子，就好比孟子批评的墨子兼爱一样，要做到爱无等差，比行善要难得多，但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他难道不知道对大多数人而言，爱无等差其实是做不到的，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可是当时天下纷争、弱肉强食的事实让墨子认为非走兼爱之路天下不会太平。而墨子这种极端的思想在当时竟成为显学，孟子在批评墨子时，说天下不归于墨就归于杨（朱）。既然墨子可以主张兼爱，孟子为什么不会主张“性本善”？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虽然在“性本善”上没有歪曲孟子，但他走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则完全背离了孟子，因为孟子并不否定人欲这个“小体”。今天要复兴孔孟儒学和传统文化，也不是把孔孟儒学明显和客观实际不一样的思想观点都继承。该抛弃的要抛弃，“性本善”就是。可以用“性向善”代替“性本善”，但也没有必要非把“性向善”解释成为孟子的原意。孟子的“性善”在实践中的展开含有“性向善”的意思，毋宁说“性本善”和“性向善”两个面相都有，但前者是其本体，我们可以继承“性向善”而抛弃“性本善”。因此《三字经》之类充斥着三纲五常的蒙学读物，虽然朗朗上口，易于传播传统文化，但我的意见是，它不适合鉴别力还不强的小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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