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评论：与中国对抗，我们都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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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澳洲金融评论报》（AFR）发表一篇由Max Suich所著的题为《与中国对抗：我们都怎么想的？》的评论文章，阐述了澳中关系正面临的困境、澳洲为何采取目前的政治立场，以及这一路发展至今，澳洲在对华战略方面曾有过哪些不多为人知的考量和计划。

以下为文章全文：

澳洲对华政策的180度大转弯，据称是因为情报界发现中国企图腐化澳洲的政治体系，但澳洲的反应是正确的吗？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说，澳洲在2017-20年与中国不断恶化的关系，并非是通过传统方式发生改变。

我们采取的新方法并没有定义对华新关系或新战略——除了将官僚主义的速记短语变成口号，如“推退”（push back）、“叫板”（call out）和“站到前排”（out in front）。

这一改变是缘于我们的情报机构确定了令人担忧的发现，他们认为中国的目的是腐蚀和控制我们的政治家和政治系统、破坏我们与美国的防务关系、入侵秘密的私人和公共数据库，并取代美国在东亚的地位。

2016年末至2017年，澳洲前总理谭保在情报机构、政府部门、国会后排及官僚机构支持者的敦促下，开始“推退”，“叫板”中国的独裁主义、在南海的扩张主张，以及在澳洲的“入侵主义”。

2017年末，谭保在没有任何协作区域乃至同盟国支持的情况下，走在前面，增强了这种势头：他明确提及中国是他反颠覆立法的目标，并在2018年为其它民主国家提供了一个公开的例子——禁止华为5G进入我们的电信系统——我们希望这些决定能向中国人表明我们无法被恐吓，同时还敦促其它国家效仿。

现任总理莫里森的声明显示，我们并不希望切断与中国部长同行的沟通，从而使我们巨大而有利的贸易面临风险。

政府的公开立场是，澳大利亚没有挑起与中国关系的深度冻结，这种冻结在2018-20年加速了。2020年，时任贸易部长Simon Birmingham向北京发出了“接听电话”的信息。是这样吗？两国关系恶化背后有逻辑吗？如果有，是什么逻辑？2017年9月，在悉尼举行的一次简报会，揭示了我们新方法背后的逻辑，以及我们对希望建立对华新关系到底是什么的不确定性。它表明，我们当时已承诺公开对抗中国，但并没有预见其中的代价。

在悉尼的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两名澳洲最资深的外交和情报官员向法国外交官和情报分析员，以及部分前澳洲外交官、非政府分析员和学者做了简报。

考虑到在场有局外人，这是一次不公开且几乎绝密的对话。结论很明显，霍华德的方法——在美中之间“我们不需要做选择”的做法正在被抛弃。

这些人并不是低阶官员，此后澳洲的政策也一直遵循了他们所概述的路线：我们将美国明确视为联盟，同时接受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即中国的贸易报复和敌意。

台湾海峡的战争风险只被隐晦的提及了。像往常一样，我们对美国的持久力的紧张是明确的。简报的基础是“推退”和“叫板”的官僚主义缩写，它提出了许多问题。

澳洲贸易和外交部解释了为什么“反击”是有必要的：

北京有一颗不容妥协的野心，它想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地位。除非澳洲及其它民主国家为两国关系设立新的边界，否则不会改变主意。

我们正处于一场思想斗争中，我们必须清楚地表明，我们不会用我们更好的生活和民主自由，来换取中国给的贸易红利，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统治欲的顺从。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引起贸易惩罚，比如中国曾对韩国实施贸易战。我们的新关系必须通过推搡来定义。

但澳洲企业并未收到如此及时的警告，媒体称韩国的贸易损失在70亿澳元至120亿澳元。而截至目前，澳洲的总损失约为200亿澳元。

向中国人透露我们的恐惧有什么好处，即使是私下里？为何大声说出来会对我们有帮助？

澳洲贸易和外交部的简报员表示，如果中国试图接管台湾，美国不一定会做出反应。这对澳洲和台湾来说可能都不是好事。而这一评论凸显了我们对美国承诺的持续的不确定性。

这位情报简报员说得更直白，但没有更清楚地说明“叫板”背后令人费解的逻辑和不明确的目标----2017年1月后，高级部长们对中国的公开批评。

这位情报官员说，澳大利亚必须“叫板”中国，以提醒中国共产党，澳大利亚了解他们的颠覆计划，以获得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影响力，并取代我们与美国的联盟。

但是，为什么要向中国通风报信，说澳洲情报部门在跟踪他们？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机构被预先警告，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己抵御这种情况？

有人说，我们必须公开表明，我们绝不接受这类协议——用物质利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换取政治上的服从。

如果我们接受这项协议，可能会生活在和平之中，但前提是受到中国的控制。

情报简报员说了一句话：

如果我们向中国喊话，就会提醒中国人和其它民主国家注意到中国不可接受的交易——以金钱换取服从，从而可能威胁政府在中国人眼中的合法性——甚至可能导致政权更迭。

而通过“叫板”，谴责中国的行动，我们将影响该地区和美国，以形成一个反对中国恐吓的统一战线。届时，北京将陷入被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这名情报简报员似乎不明白，中国的民族主义怎么会被如此轻易的煽动起来，将澳洲视为美国软弱无力的盟友，应该受到制裁；也不了解我们从我们希望可能联合起来的地区国家——或者实际上从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获得的公开支持有多少。

这些口号及他们总结的政策仍然存在，支持者们现在宣称，成功在于与拜登政府保持一致——实际上就是“站到前排”。

3周前，“站到前排”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国防部长达顿警告称，与中国的战争不应被忽视；内政部长Mike Pezzullo的观点是，在寻求和平的同时，我们可能不得不考虑派遣我们的“战士”与中国作战（暗示）。

根据记录在案的文字显示，拜登政府没有使用过这种字眼。毫无疑问，考虑到对日本的影响，日本首相会更认真的看待对华战争，他不会误入这场有关战争的谈话。

我们害怕中国和他们所要采取的行动，并将这种恐惧公之于众，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一名参与早期决策的支持者解释道：“我们只是站起来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以示我们不会被吓倒。”

3年半后的今年3月，澳洲驻华大使Graham Fletcher用“报复性”和“不可靠”来形容中国的贸易制裁。

但我们可以假设，在2017年9月，这样一位高级官员就已经知道外交部的预测结果，即作为对华关系急转直下的回应，类似针对韩国的制裁正在到来。报复性？是的。不可靠性？好吧，这是可预测的。如果回顾外交部的预测的话，就会发现有3种力量促使澳洲采取了目前的立场：

• 害怕被抛弃

• 中国国家领导人
  

• 我国政府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崩溃，以及安全和情报部门及其大声疾呼的支持者对其的取代。

影响我们对中国态度最关键的因素是害怕独处，无法自卫。用外交政策分析师Allan Gyngell的《Fear of Abandonment》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害怕被抛弃。

（图片来源：AFR）

谭保在他的回忆录《A Bigger Picture》中强调了我们紧张的态度。他回忆说，澳大利亚船只的政策是不跟随美国的先例，在中国南海新军事化“岛屿”的12英里范围内航行。

他写道：“中国海军知道，如果与美国军舰发生冲突，冲突就可能迅速升级......但澳大利亚船只则完全是另一个命题。如果我们的船在12英里范围内被一艘中国船只撞毁，我们没有能力将冲突升级......如果美国支持我们，那中国就会退缩。但如果美国犹豫不决，或出于任何原因决定不干预或无法立即干预......”

澳洲总理在2018年就担心美国不会来帮助我们，这一点令人震惊，但并不奇怪，因为今天亦是如此。那个关于在12英里范围内的冒险行动的否决权仍然存在。

毕竟在历史上，美国不接电话就会让我们感到持续的紧张。

这一紧张的态度可以在莫里森2019年10月的宣言中感受到，他说：“不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都将与美国结为同盟。”尽管有人自我安慰说我们行动了，并且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还能保证美国“支持我们”，但这种紧张感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澳纽美安全条约（ANZUS）可能不会是美国未来的最终选择。

习近平的言辞和性格的影响非同寻常。准备对华作战是2000年小布什政府的五角大楼规划者的第一个想法，世贸中心大楼的遇袭缓解了敌意，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展开合作。习近平自2016年以来在南海的武力投射，导致五角大楼和华盛顿的情报界重新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未来的敌人，并重拾2000年的战争规划。

习近平的强硬态度也导致澳大利亚情报界向谭保和莫里森政府推介国安评估，即这里存在来自中国入侵的持续威胁。

与美国的同盟会不会因为中国的颠覆而中断？这似乎不太可能，安全部门在法庭上并没有提供这种级别的颠覆和恐吓的证据。

是否有必要“叫板”中国，并警告中国，使其让澳洲脱离与美国联盟的企图失败？2004年，霍华德时期工党党魁比兹利“通过中间人让中国大使馆悄悄知悉”，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美澳纽安全条约》将要求澳洲支持美国。

维基解密曾公开，前总理陆克文在2009年告诉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如果与中国关系出现任何问题，美国应准备部署武力。

在那段时期及之后，中国从澳洲的进口猛增。任何现实的中国分析都不可能得出结论，联盟党政府对联盟的承诺会比工党少。

莫里森政府自2018年来的做法强调了“叫板”和“站到前排”，澳中关系恶化主要发生在莫里森执政期间。

新总理上任后，原本有机会放弃扩音器外交，莫里森在2019年1月将中国称为我们“伟大而强大的朋友”之一。然而，虽然他的态度有时摇摆不定，但政府整体路线却变得更加强硬。在谭保执政的最后一天，宣布华为禁令是莫里森的任务，但他没有进行干预，引发英国和欧盟后续效仿。

中国试图渗透到澳洲机构和社会的“阴险”表述，被媒体不受限报道，且必须假设这种说法是由政府授权的。

2019年，总理办公室向部长们提出一项建议，为对华采取更多战略方针提供了一系列选择方案。该提案被听取，但还没有新的方案被执行。

自2019年联盟党胜选以来，反对党一直没有提出任何批判性的审查。工党领袖Anthony Albanese有自己的鹰派，他必须关注这些人，并担心自己被列入“中国的朋友”的行列。

2020年4月，外长Marise Payne表示，澳洲将推动新冠病毒起源国际调查。两天后，莫里森建议世卫组织需要新的铁腕调查员，调查是什么引发了疫情。

自那以后，中国的抗议之举变得更尖锐，制裁的力度也加大了。总理的说法后来被修改、掩盖在后续的表述中，即总理寻求的最终结果，只是世卫组织检查员访问武汉。这一篡改是缺乏政策协调和政策纪律的典型例子。据报道，Payne的原始声明没有被提交给她的部门征求意见。

去年8月，AFR的John Kehoe披露，财长Josh Frydenberg无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和竞争管理部门的建议，否决了中国对一家日本酿酒商所拥有的乳制品权益的收购。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大型中国企业的投资都已结束，财长的其它否决措施也证实了这一点。Frydenberg轻松地巩固了其在联盟党的支持度。

最近，澳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维州的“一带一路”协议被撕毁，而撕毁中企对达尔文港的长期租约也已经提上日程。

我们为我们的做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公民自由受到了进一步限制，安全部门获得的授权和预算，也超出了他们从IS恐怖主义中获得的权力和预算。在中国已经没有澳洲记者了，部分原因是在我们驻上海和北京的记者遭遇危机前，ASIO对中国驻澳媒体代表的住处进行了秘密突袭。

新州议会一名工党后座议员的住所和办公室，在媒体众目睽睽之下被突查。虽然尚未发现任何重要结果，但工党暂停该议员的职务，议会则对这次突查感到满意。

根据传闻，在澳华人已开始认为公共服务领域没有未来，与中国亲属的联系也受到了监视。一位拥有高级情报经验的高级官员对澳洲华人社区受到的影响感到遗憾。“他们被ASIO盯上了，而ASIO不是一个有同情心的组织。”

Lowy Institute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的在澳华人在过去一年受到过人身威胁或攻击。约三分之一遭受过辱骂或歧视性对待。过去3年间，媒体对中国威胁的报道可能是原因之一。

有关中国的报道让澳洲保守派不断崛起。在疫苗和PPE防护设备等领域强调补贴国内制造，政府谈论从中国转移供应链，这些都鼓励游说者为“战略”制造业寻求政府支持和补贴。

让情报机构出于保护主义的本能、而无经济、贸易和供应链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为大学教育和研究制定政策，并获取战略性进口，将不可避免的挫败理性的商业和经济决策，扼杀创新。

澳洲所依赖的多边贸易机会，被特朗普的做法所震惊。在很大程度上，堪培拉也开始以类似的方式思考。拜登政府有自己的保护主义议程。

我们已经抛出了骰子并卷入其中。现在我们希望拜登政府能够通过冷战言论、技术遏制、军事优势和召集盟友，迫使中国领导人考虑作为中共对美好生活承诺的核心的经济发展是否受到威胁，以至于必须同意与美国达成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和解。

正如战略学者们所承认的那样，战争可能是后果。

作者Max Suich曾在1967-71年担任《金融评论》驻东京记者，1971-72年任职副编辑，1980年至1987年，他担任费尔法克斯悉尼报业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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