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性被迫再次穿罩袍：悲望恐惧，歧视离异女性与绝境下的抵抗，价格涨了10倍（组图）

编者按：随着阿富汗各省和城市被塔利班控制，女性的声音已经遭到了压制。在“女性报道阿富汗”这个特别系列中，《卫报》的权利与自由项目（Rights and freedom project）与团结了阿富汗各地的女记者的鲁克莎娜媒体（Rukhshana Media）合作，向全球读者讲述不断升级的危机如何影响当地妇女和女孩的生活。

这三篇文章从不同视角为读者讲述了阿富汗女性目前面临的威胁、未知以及她们的恐惧与绝望。她们希望人们能够了解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她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2021年8月10日，阿富汗喀布尔，由于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军发生冲突，阿富汗北部省份居民流离失所，他们离开家园涌入首都喀布尔的公园里寻求避难。

阿富汗妇女的反抗和绝望：“我从未想过我不得不穿上罩袍。我将不再是我。”

在喀布尔（Kabul）的一个市场上，阿雷夫（Aref）的商店生意很红火。乍一看，他商店的墙壁似乎被蓝色织物的褶皱所遮盖。仔细一看，几十件蓝色罩袍（Burqa）像幽灵一样挂在墙上的挂钩上。

随着塔利班逐渐逼近喀布尔，城里的妇女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好准备。“以前，我们的大多数客户是来自各省的女性，”阿雷夫说，“现在反而是城市女性在购买（罩袍）。”

艾拉（Aaila）就是其中之一，她正与另一位店主就一路飙升的罩袍价格讨价还价。“去年这些罩袍的价格是200阿富汗尼（约2英镑）。现在他们试图以2000到3000阿富汗尼的价格把罩袍卖给我们。”喀布尔妇女的恐惧加剧，罩袍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几十年来，传统的蓝色阿富汗罩袍是阿富汗妇女在世界各地的身份象征。罩袍通常由厚重的布制成，专门用于将穿戴者从头到脚罩住。在眼睛附近有一块网状织物，妇女可以通过网状织物向外看，但没有人可以看到罩袍内部。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塔利班掌权期间，要求女性穿着罩袍的服装令被严格执行，如果在公共场合不穿这种服装，妇女就会受到塔利班“道德警察”（moral police）的严厉惩罚和公开鞭打。

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后，尽管许多女性选择继续穿罩袍以遵守宗教和传统信仰，但全国各地数百万女性拒绝继续穿着罩袍，这成为了该国妇女迎来“新曙光”的象征，她们能够再次决定自己穿什么衣服。

今天，在喀布尔市中心的街道上的人民穿着罩袍，但女性们也穿上了一系列不同的风格的服饰，许多人将传统材料与多彩的现代图案，以及来自整个地区的时尚灵感相结合。

“阿富汗女性是世界上最天生的时尚女性之一，”艺术家兼时尚摄影师法蒂玛（Fatimah）说，“今天，当你走在喀布尔的街道上，你会看到不同面料的结合。它既向数百年的传统致敬，又代表了现代风格和灵感的奇妙结合。正是这种美丽、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显示出她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现在，在塔利班看似势不可挡的攻势下，那些还记得曾在塔利班统治下生活的日子的女性们，又一次把罩袍从满是灰尘的储藏室和橱柜里拿了出来。

上周，在赫拉特市（Herat city），当塔利班部队在该市周围集结时，像60岁的法兹亚（Fawzia）这样的老年妇女出去为她家的年轻女性囤积罩袍。

法兹亚还记得二十年前，在塔利班统治下作为女性生活的现实。

“我们所有年长的妇女都在谈论过去作为一个女人是多么艰难，”她说，“我那时住在喀布尔，我记得他们是如何殴打那些没有穿罩袍就出门的妇女和女孩的。”

年轻的女性米里亚姆（Miriam），在她的丈夫强迫她出去给自己买一件罩袍后，选择去囤积罩袍。“我丈夫要求我改变穿衣的类型，要我开始穿罩袍，这样如果我在外面，塔利班就不会太注意我。”她说。她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担忧。

几天后，在赫拉特市于8月12日落入武装力量手中后，这些妇女已经被塔利班控制。塔利班的一份声明在网上和赫拉特市民中流传，声明中要求女性现在必须在所有公共场所穿着罩袍。

在喀布尔，悲伤和恐慌的情绪淹没了阿富汗首都的女性。这里三分之二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大多数妇女从未在塔利班控制下生活过。

在一些家庭中，罩袍引发了两代人之间的不和。26岁的哈比巴（Habiba）的父母恳求她和她的姐妹们在塔利班进入城市之前穿上罩袍，但她拒绝了。

“我母亲说我们应该买一件罩袍。我的父母很害怕塔利班。我母亲认为，她能保护女儿的方法之一是让我们穿上罩袍。”

“但我们家里没有罩袍，我也不打算买。我不想躲在像窗帘一样的布后面。如果我穿上罩袍，就意味着我接受了塔利班政府，给了他们控制我的权利。穿着罩袍是我作为囚犯在家里服刑的开始。我害怕失去我争取来的一切。”

2021年8月16日，阿富汗喀布尔，大批民众在喀布尔机场等待。

哈比巴是一名大学生，还有大好人生在等待着她。已经有报道表示，塔利班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对妇女做了什么：限制她们的行动自由，寻找那些过着公共生活的女性。

哈比巴说，她和喀布尔的许多妇女一样，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

“我难以入睡，有时到凌晨1、2点也睡不着，担心着会发生什么。我担心，因为拒绝穿罩袍，我很快将不得不呆在家里，失去我的独立和自由。”

“但如果我接受了罩袍，它就会对我产生影响。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喀布尔的许多年轻女性也有同样的绝望。阿穆尔（Amul）是一名模特兼设计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家小型企业，现在她看到自己的企业正在走向灭亡。

“我的一生都在努力展示阿富汗妇女的美丽、多样性和创造力，”她说。她一生都在与穿着蓝色罩袍、没有面孔的阿富汗妇女形象作斗争：“我从没想过我会穿（罩袍），但现在我也不知道。”

她说：“这就好像我要从这个世界上被抹去一般。”

“无处可去”：塔利班逼近，离异的阿富汗妇女正处于危险之中

在阿富汗有一句老话，概括了这个国家对离婚的看法：“女人离开父亲家时只能穿着白色的新娘服，回来时她只能穿着白色的裹尸布。”

在这个极度保守的父权社会，违抗传统寻求离婚的女性往往被家人抛弃，被阿富汗社会所排斥。她们必须为自己争取一切的基本权利，例如租房的权利，这需要男性亲属的参与或保证。

尽管存在着社会对她们的污名化和针对女性独立的障碍，但今天仍有离婚的妇女生活在阿富汗。像罗基亚（Roqia，化名）和塔希拉（Tahira，化名）这样的妇女分别在七年和八年前离婚，她们现在合租一套公寓。罗基亚和塔希拉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相互支持，因为有相似的经历而团结在一起。

2021年8月10日，阿富汗喀布尔，由于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军发生冲突，阿富汗北部省份居民流离失所，他们离开家园涌入首都喀布尔的公园里寻求避难。

这两名女性都是在伊朗出生的难民。2009年，30岁的罗基亚回到了阿富汗，当时这个国家的未来似乎更加光明，充满了希望。“我20岁的时候，我的家人把我嫁给了一个我们不太了解的男人。但我们并不适合，七年后我们离婚了。”

离婚后不久，罗基亚意识到她离婚的对象不仅仅是她的丈夫，还有她的家庭和社区。“我被排斥了。我一无所有，也无处可去，”她说，“我带着我五岁的儿子去找我父亲，但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我的生命中没有其他男人能帮我。我哥哥几年前去世了。”

罗基亚生活中的男男女女都与她保持距离。她说：“我的母亲和其他亲戚都排斥我，说我没有听从他们关于离婚的建议。他们反对离婚，所以我在他们家里不再有一席之地。”

罗基亚和她的儿子在喀布尔的一个妇女庇护所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她说：“当我意识到我连续几天都没法喂饱我的孩子时，我决定将他交给我丈夫的家人。”在阿富汗的大多数离婚案中，五岁以上孩子的监护权都被判给了父亲。

来自赫拉特西部城市的塔希拉也有类似的经历。“我19岁的时候就被家人嫁出去了。但我甚至不能和那个男人一起生活两年，于是我离婚了，”她说。不久之后，她就被家人抛弃了。

“他们不和我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不碰我做的食物。他们会告诉我，‘你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你煮的东西是不干净的，’”她说。最终，由于厌倦了情绪和精神上的压力，塔希拉决定离开。“那是在黎明时分，有一天，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我离开了我的家人，只带着我身上穿的衣服。我上了一辆去喀布尔的出租车，再也没有回头。”

现在，在喀布尔建立了独立的新生活后，罗基亚和塔希拉，以及成千上万有着类似处境的人，正面临另一种折磨。随着塔利班对喀布尔的控制持续收紧，她们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如果塔利班占领了喀布尔，他们将不允许我们过上现在这样独立的生活。我们甚至不能离开我们的家，因为我们没有男性监护人（mahrams），”罗基亚说。

她们的恐惧来自于正在全国蔓延的恐怖事件。在许多被塔利班占领的地区，新的规定已经实施，包括限制妇女行动。在没有男性监护人陪同，或没有穿着覆盖全身的传统罩袍的情况下，妇女不允许离开家门。

不断升级的暴力迫使许多阿富汗人逃离家园，但独居的离婚妇女发现自己遭到了孤立，无处可逃。

2021年8月12日，阿富汗喀布尔，由于塔利班的进攻，众多北部省份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涌入首都喀布尔，逃离塔利班控制的地区。

然而，最可怕的是强迫年轻女孩和寡妇嫁给塔利班战士的行为。“我们非常担心塔利班的强迫婚姻。如果他们像这样来找到我们，我们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将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塔希拉说。

虽然目前没有关于离婚者、寡妇和单身妇女人数的统计数字，但据称全国各地，尤其是城市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过着独立生活。随着塔利班的推进，她们的命运岌岌可危。

在喀布尔以北的帕尔万省，35岁的萨诺巴尔（Sanobar，化名）和她的妹妹住在一起。她们的父母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不久就去世了，她们唯一的兄弟在10年前的一场车祸中丧生，留下这对姐妹相依为命。

姐妹俩是孤苦伶仃的孤儿，无法上学。“我想成为一名医生，为我的社区服务。我们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悲剧和贫困束缚住了我们，”萨诺巴尔说。当地的信仰规定，如果一个家里没有男人，人们就不应该与这个家庭建立联系，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她们已经被抛弃了。“我们的邻居们已经切断了所有和我们的联系。我们是孤独的，”她悲伤地补充道。

尽管因为没有男性监护人而受到保守社区的排斥，但这对有进取心的姐妹在家里通过做缝纫工作来维持自己生计。她们的工作帮助她们获得了与帕尔旺检察院的合同，为囚犯制作制服。每月赚取6000阿富汗尼（55英镑），她们能够在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生活。

但是，随着塔利班每天都在向他们的省份靠近，萨诺巴尔和她的姐姐非常担心。近几个月来，由于塔利班的袭击，她们已经失去了工作。随着局势的恶化，一种深深的不确定感笼罩着她们。

萨诺巴尔说：“我们无处可去，没有钱花，甚至无法再支付下个月的房租。每天晚上，对塔利班闯入我们家的恐惧让我们无法入睡。”

“有时我不得不拿起枪”：抵抗塔利班的阿富汗女区长

在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的查尔金特，当地时间还是清晨，但萨里玛·马扎里（Salima Mazari）与巴尔赫省省长的会议已经结束，领导人们在会议上紧急评估了马扎里所代表的3万人的安全。萨里玛·马扎里（Salima Mazari）担任这一职务仅仅三年多，对她来说，打击塔利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自从7月以来，随着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全国各地的袭击增加，她每天都必须与安全部队的指挥官会面。

作为阿富汗仅有的三位女性地区长官之一，马扎里的女性身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位40岁的女性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她展现出来的亲力亲为的军事领导能力，尤其是在最近的塔利班暴力浪潮中。“有时我在查尔金特的办公室里办公，其他时候我不得不拿起枪加入战斗，”她说。

她的工作不仅仅是管理日常的官僚机构，还包括了组织军事行动。马扎里警告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把它们强加给我们的组织斗争，我们将失去打败它们的机会。他们会成功。他们将对社会进行洗脑，让社会接受他们的议程。”

马扎里家人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期间逃往了伊朗，马扎里于1980年出生于伊朗。从德黑兰的大学毕业后，她在大学和国际移民组织内担任过不同的职务，之后她决定前往她父母几十年前离开的国家。“作为一个难民，最痛苦的事情是缺乏对自己国家的感觉，”她说，“没有一个地方能被称作‘你的国家’。”

2018年，她得知查尔金特地区的职位有空缺（正如马扎里所描述的那样，那是“我的祖先的故乡”）。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下，她申请了这个职位。

凭借她的经验和资历，她成为了领先的候选人之一。她决心为她所在地区的人民工作，这使得她很快得到了任命。“起初，我担心作为一名女区长，我可能会受到歧视，但人们让我感到惊讶，”她说，“在我正式担任查尔金特地区长官的那一天，我收到了铺天盖地的支持。”

在查尔金特，很少有妇女在没有戴上完整的头巾或罩袍，或在没有男性监护人的情况下走出家门。担任区长绝非易事，她很快发现自己面临许多意料之外的挑战。

“我们缺乏医疗保健等基本设施。为了保证安全，我们至少应该有七辆警备巡逻车，两辆配备轻型和重型武器的悍马。然而，我们的资源要少得多，尽管我们已经多次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但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她说。

根据阿富汗地区治理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查尔金特曾经有20多万人口，但战争和由此造成的贫困使大量人口流离失所。马扎里觉得它被视作是一个二级地区，她还要与阿富汗官僚机构中的腐败作斗争，她的任务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两年前，马扎里成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招募阿富汗人加入当地民兵来保卫这个地区。马扎里表示：“我邀请该地区的人民到我的办公室，征求他们对改善查金特现状的意见。这使得查尔金特的居民投入和参与的程度大大提升，并恢复了他们对政府权威的信心。”

2021年8月10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塔利班与阿富汗安全人员的战斗中受伤的阿富汗民众，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在塔利班的新一轮暴力事件再次席卷这个国家的情况下，她的领导风格颇具成效。她自豪地说道：“在最近暴力事件的激增之前，我们就已经在面对塔利班袭击。我们已经成功地把他们赶出了查尔金特。”马扎里在查尔金特郊区驻扎了军队，希望武装分子无法突破他们的防线。

查尔金特是阿富汗唯一一个由女性负责安全管理的地区，此前没有恐怖组织成功占领过该地区。但玛扎里意识到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并为她的人民感到担忧。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塔利班占领了一系列的北部省份和首府，战斗在巴尔赫省各地爆发。

去年，马扎里成功地通过谈判使她所在地区的100多名塔利班战斗人员投降。但她表示，这种谈判并不总是成功的。

马扎里表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代表人民派出了委员会与塔利班谈判。我们已经召开了十多次会议，要求他们保护人民的生命、收成和财产。我们的人民都是农民，他们依靠他们的收成在冬季维持生计。但他们每次都拒绝人们达成协议的要求。”

作为一名反对塔利班暴行的坚强女性，马扎里的声誉越来越高，这让她的生命受到威胁。她经历过塔利班的多次伏击，包括武装分子针对她埋下的地雷。“但我并不害怕，”她说，“我相信阿富汗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