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后的20年，世界发生了什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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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终结论”终结，历史的进程没有定论，而是各种力量或者偶发事件的合力。

9•11，是否可以成为当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今年的9•11纪念日尤为不同，随着美军从阿富汗撤军，9•11以来的20年似乎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构成当代世界历史的历史分期。

20年，在国际关系历史上算是一个不短的历史间隔，但作为独立的历史分期，它需要结构性的原因，还有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和个体。作为9•11以及后来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者，美国和欧洲国家有更多痛苦的反思和自我否定，同时，对于后9•11时代，既有庆幸，也有迷茫。9•11之后的20年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全球秩序结构的重塑，是历史进程的加速度，还有在舞台上沉浮不定的“英雄”或者“枭雄”。20年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终结论”终结，历史的进程没有定论，而是各种力量或者偶发事件的合力，人类在不断的抉择中，进入了依然需要抉择的后9•11世界。

一、国际秩序结构的重塑

回首20年，昨日世界早已消失，只有历史性的反思和沉淀，才能让我们找到框定当下的时空坐标。所谓的结构，就是不同力量的排列以及互动的规则，相比于9•11之前，国际秩序的结构有多少变化，多少延续呢？

第一，一场漫长的全球性战争结束了。冷战之后的世界是和平的世界吗？并非如此，9•11之后，美国开启了全球反恐战争，这是一场美国及其盟友，即北约，对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战争。当然，中国、俄罗斯以及东亚国家似乎并没有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但这丝毫不能否认美国发动了一场持续了20年的“漫长战争”。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新的战争形态，定义了全球安全结构。从战争双方来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进行了漫长的阵地战，而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IS）等则展开了全球游击战，美国取得的能够聊以自慰的成果就是20年间，美国本土没有再次遭受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从战争的技术或装备来说，美国拥有绝对优势，但武器的优势并没有转化为战场的优势，因为交战双方在不同的战争空间进行战争。恐怖主义网络最大的特点是网络化、流动性、非空间化，美军打垮了塔利班，绞杀了萨达姆，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但并没有取得绝对军事胜利，即摧毁敌手。美国的对手采取的是游击战，避其锋芒，而一旦进入阵地战，无论是塔利班还是“伊斯兰国”无法正面对攻。美军的两场反恐战争，一是对塔利班，二是对“伊斯兰国”，都是在短期内取得了阵地战的胜利，摧毁了在其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根据地，但没有取得绝对的军事胜利。

美军赢得阵地战之后，不得不转入另一场战争，奥巴马政府时期将其称为“反叛乱”战争，亦即拜登所说的以战争手段重塑一个国家。在这种战争形态之下，美军的武器优势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一方面，恐怖主义网络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人心之战”，借助自媒体，“伊斯兰国”招募了大量极端主义分子，不仅充实在中东地区的力量，而且在欧洲发动了连续的恐怖主义袭击，2015-2017年，欧洲多国近350人死于恐怖主义袭击，欧洲成为这场战争的“第二战场”。另一方面，美军的反叛乱战争其实就是征服战争，没有办法将美军的超强军力转化为政治权威或者政治秩序。20年之间，美国耗费7亿美元，造成中东地区大量伤亡以及难民潮。从战略上来说，相比于战争之前，美国的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都在下降，因此，“漫长的战争”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一场失败。

第二，20年之间，安全结构发生了巨变。曾经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已然成为当下人们面临的核心议题。恐怖主义是美国的首要威胁，这一认知持续了数年，在这样的威胁之下，美国的情报、安全体系不断膨胀，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设立。美国在反恐的同时，其国家权力结构也被恐怖主义所改变。基于反恐的安全动员，紧急状态成为常态，不但美国如此，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警察权力、监听、情报体系不断扩权和膨胀，美国形成了越来越严密的监控体系。美国的监控体系也蔓延到美国之外，情报搜集、资金监控等以反恐名义展开的行动也被应用到其他场合。

反恐战争背后是深深的恐惧和对异质文明的排斥。9•11似乎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应验，但20年反恐战争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敌我”动员，尤其是导致了美国国内极右翼的崛起。特朗普上台并非意外，而是这种身份政治崛起的结果，从夏洛茨维尔的骚乱到国会山骚乱，美国在中东进行反恐战争的同时，面临着国内越来越严重的极端主义。

第三，国际经济结构的重塑，贸易、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巨变。20年间，中东地区既没有安全，也没有多少发展，而东亚成为与美洲、欧洲旗鼓相当的经济中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总量突飞猛进，全球贸易地理、产业地理发生重大转移。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可能是个假象，但中国发展则是改变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量。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球经济互联互通体系越来越绵密，中美之间深度嵌套，这是20年间全球经济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对美国而言，反恐战争20年是美国制造业消退的20年，从制造业退出的劳动力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浮出水面，这也是拜登上台之后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的背景。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是中国导致的吗？并非如此，根本原因是20年来，全球生产结构的流散，美国、欧洲、东亚，尤其是中国成为全球生产中心，可以说全球生产结构呈现出多中心化的新特点，生产权力的转移背后是技术的变迁。

第四，20年来，全球技术创新体系经历了快速变迁，第四次工业革命重新塑造人们的生活。相比于20年前，今天的生活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廉价航空、高铁、电动汽车、移动互联网等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工业机器人、自动化以及正在形成的物联网，工厂的形态和概念已是今非昔比。我们会看到，美国学者对于当下发生的技术革命似乎并不感冒，原因是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增进”并不多，这场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的影响还需要观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场革命是“多点开花”，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在开拓甚至部分牵引这场技术革命。这不仅是20年来发生的转折，更是近代工业革命20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知识的生产、技术的创新已经突破了“中心-边缘”的结构，呈现多中心相互促动与竞争的新格局。

第五，20年来，各种思潮涌动，但线性的乐观主义消失了，各种地方性、复古思潮回归。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这些思想的鼓吹者占据美国政府要害部门，思潮变成了政策，以战争方式重塑世界的冲动让美国沉陷于大中东地区的战争之中。从2008年之后，被线性进步思潮遮蔽的思潮不断涌动，与美国全球霸权消退并行的是，各个大国历史荣光和复兴梦想的“出场”。

从整体而言，20年之间，全球战略结构发生的根本变化在于“中心-边缘”结构的消解，各种力量的排序重新洗牌，而结构所依据的规则被大大销蚀。结构性的变化会造成两种严重影响：第一，人们对于国际秩序的预期或者共同愿景消失了；第二，结构消解之后，各种权力和资源的流动渠道和网络需要重构，之前边缘地带既受到中心的规制，也能够享受中心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当结构消解之后，边缘地带难免会陷入混乱之中。20年之间，不但作为美国漫长战争的战场国家陷入混乱，中东、非洲、高加索地区也是如此，暴力冲突不断增加，这无疑是边缘地带“动荡”的症候。

二、国际关系中的经久命题依然存在

20年之间，我们能够看到或者感受到国际关系的经久命题或者挑战并没有随之消退，甚至会使我们惊叹，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第一，阿富汗再次印证了“帝国坟场”的历史宿命。从大英帝国到苏联，再到美国，时代的变迁已经是翻天覆地，但阿富汗的“威名”依然，这是地理的宿命吗？9•11之后，普京曾经向美国提供关于阿富汗的诸多教训，小布什也知晓阿富汗的“帝国坟场”的名号，自信美国可以摆脱这种历史宿命，但是，20年的历史证明，小布什和后几任美国总统并没有超越这个陷阱。“帝国坟场”的背后是现代国际关系必须面对的“国家建设”问题。美国在阿富汗并不是没有撤退的机会，比如推翻塔利班，或者阿富汗大选之后，或者美军斩首本•拉登之后，但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是“国家建设”工程。最后的结果是，阿富汗政府及其军队在美军尚未撤退之际土崩瓦解。不仅阿富汗，还有伊拉克、也门以及非洲诸多国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政变或者被恐怖主义组织“俘获”，未来国际秩序面临的经久挑战是：源于欧洲的主权国家的全球化将走向何方？很多国家被称为“失败国家”，但究竟是这些国家的失败，还是国家这种制度在一些地方的失败？

第二，20年，对美国来说是一次战败，对塔利班来说是轮回。塔利班重新掌权是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回潮和复兴，是1979年以来中东政治秩序变迁的延续。1979年霍梅尼革命之后，政治伊斯兰主义崛起，对中东地区的世俗主义或者说现代化思潮是一种逆转。美国在中东20年的战争，客观上减少了政治伊斯兰主义面临的障碍。随着美军的撤离，中东地区获得了“自主”构建区域秩序的机会。问题在于，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中东地区能回到历史上的政治秩序吗？“伊斯兰国”构建哈里发帝国以对抗主权国家的尝试已经失败，不同的历史遗产已经混杂在一起，如何理清历史的“时序”，展开未来政治的画卷，是中东秩序最大的难题。

第三，地缘政治或者大国政治再次归来。美国结束反恐战争之后，谁会成为美国主要的“敌人”？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将大国政治作为重中之重，拜登从阿富汗撤军本质是这种战略调整的结果，而并不是开始。于美国而言，争霸和霸权护持是其战略底色。欧洲霸权更迭是大国兴衰轮替的过程，美国在二战后取代欧洲大国成为霸权国，冷战期间美国的霸权战略形成，既包括军事同盟体系，也有经济战略，这一套霸权体系及其战略思维并没有随着冷战终结而解体。从美国霸权的历史来看，反恐战争或许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开始从中东收缩，从反恐战争退出，这既是美国的战略收缩，更是美国的战略转向，即回到亚太。而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接受了印太战略，拜登上台之后急剧升级了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北约2.0，或者印太地区的“北约化”。此外，美国将印太战略与北约体系进行捆绑，形成印太战略与北约的互动和联动。

第四，技术是国际关系变迁的核心力量，而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迭代更新呈现出加速趋势。劳动分工、资本积累都是财富增加的因素，技术创新则是经济持续加速增长的恒久力量。技术创新背后是人力或者说智能因素的强大力量，国际竞争更加集中于高智能人才的竞争，人才的流动也会改变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技术创新形成的先发优势会打破国际关系的权势结构，成为大国兴衰的内在动因。

第五，全球金融体系结构依然稳固，美元依然是全球性霸权货币。经9•11、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之后，美元的国际地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进一步说，与欧洲现代国家和国家体系同时兴起的是现代金融货币体系，以中央银行、国债市场、征税体系和立法机构为主体的信用网络支撑了货币霸权。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切断美元与黄金的绑定关系，主权货币开始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美联储成为全球央行之央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与几个发达国家央行建立了货币互换关系。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主要大国央行被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了支撑美元霸权的央行“联盟”。美元的信用基础来自于美国的军力、科技力和生产力，20年来的战争耗费美国7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债务规模早已扩张到逾7万亿美元，这不过是延续了近代英国举债战争的货币霸权逻辑而已。

第六，国际关系演变的“天”与“地”的框架依然强大。气候系统以及病毒代表的微生物世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天地”。相比于几十亿的地球史和病毒史，国际关系史和人类史不过是一瞬间，自然的力量规定了国际关系的“舞台”。气候变化、新冠疫情无疑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剧本”，至于如何适应新的剧本，各国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9•11事件打破了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战略节奏，尤其是终结了冷战胜利给美国人带来的骄傲与自大。20年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大大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结构，“中心-边缘”消解，诸大国战略冲劲递减，群雄并立或许只是一种过渡形态。于非西方大国而言，后9•11时代提供了一次追逐大国梦想的机会，但在全球化时代做世界大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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