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限制高楼数量， 全球摩天大楼建设还有未来吗？（图）

中国限制建造高楼，称其为“面子工程”。目前全球各地的办公室都堆满了空桌子，人们担心与同事局促地共享着密封空间。摩天大楼还有未来吗？《摩天大楼》（Skyscrapers）一书的作者朱迪思·杜普雷（Judith Dupré）问道。

90年前，世界从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中摆脱出来，经济濒临衰退，令人绝望。 与此同时， 摩天大楼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其中最有代表性是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是当时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建筑，引发了公众遐想。

克莱斯勒塔尖的组装是在大楼内部秘密进行的，又像变魔术般呈现在公众面前，在1930年为这座大楼赢得了令人垂涎的“世界最高”称号。一年后，帝国大厦夺走了这一称号，但帝国大厦的租赁速度很慢，因此也被称为“空州大厦”（Empty State的音译），直到1933年电影《金刚》（King Kong）首映，令其爆红。该电影讲述了一只患相思病的大猩猩爬上了帝国大厦。

尽管世界各地的摩天大楼建设都在放缓或暂停建设，但摩天大楼的第二个黄金时代20年前还是出现了。根据高层建筑和城市居住委员会（Council on tall buildings and Urban Habitat）的数据，与前一年相比，2020年全球建成的高层建筑数量减少了20%，在中国，趋势最为明显。曾几何时，中国的高楼大厦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

摩天大楼设计的确受过冷落。 911袭击后，有声音认为高楼大厦过时，但这一结论为时太早。 过去20年里建造的摩天大楼比上个世纪建造的还要多，这些大楼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坚固和环保，这要归功于世贸中心双子塔遇袭后全球采用的严格建筑标准。

“世界最高”的头衔可决定一个国家的财运。就像“双子星塔”（Petronas Towers）让人记住吉隆坡，哈利法塔（Burj Khalifa）也让迪拜从偏远的沙漠前哨变成了全球繁荣的旅游胜地。

这样的地标也刺激了新的开发。阿德里安·史密斯+戈登·吉尔建筑事务所（Adrian Smith + Gordon Gill Architecture）的创始合伙人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说：“哈利法塔带动了300英亩的土地上很多很多建筑的开发，这一招成功了”。该事务所建造的高性能塔楼包括哈利法塔和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塔，吉达塔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高的建筑。

尽管如此，设计师们仍在质疑曾经推动建筑业发展的高密度人口+高地价=高层建筑的公式。WSP的设计包括伦敦最高建筑（碎片大厦）、美国最高建筑（世贸中心一号大楼）和亚洲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WSP董事总经理卡姆兰•莫扎米（Kamran Moazami）表示，建造一座500米高的建筑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你必须问什么是最好、最经济的建筑方式。极高的建筑可以吸引游客，比如迪拜，但在上海或曼哈顿等知名城市却可能水土不服。现在评判一座标志性建筑不仅要看外观，还要看耗碳量。”

上海中心大厦耸立在这座城市的天际线上。

但是，不管是不是标志性建筑，并非每个人都喜欢摩天大楼，尤其是那些光鲜亮丽的新大楼。

建筑评论家大卫·布鲁塞特（David Brussat）说，这样的大楼制造了“审美污染”。“不知何故，建筑越高，城市就变得越小。城市就变得越小。高楼大厦下的城市峡谷让穿梭其间的上班族感到无聊和沮丧。”他说，早期的摩天大楼是在街道旁，以取悦路人，这是一种“日常互动，很重要，因为彼此互惠。”

新冠病毒颠覆了让城市生活变得令人向往的东西——充满活力的公共场所，互联互通的公共交通，以及去餐馆、博物馆和俱乐部所带来的方便。但现在城市正在复活，有些速度更快，建造摩天大楼的人预测大楼建设也会回潮，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了。

RXR是纽约地区最大的房地产所有者、管理公司和开发商之一。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雷克勒（Scott Rechler）表示:“疫情表明，住宅和办公楼混合在一起的社区比其他社区更能经受住长期封锁带来的考验。”

“这刺激了办公市场的结构性转变，更多公司寻求新的、标志性建筑，业界称之为‘追求质量’，老旧的办公楼过时了。”他还说，老建筑正在被改造成新的用途，比如住宅楼，使商业区更加多样化。

雷克勒说:“写字楼市场绝不是死路一条。人才已经回到了纽约。他们想在这里生活、工作。21世纪对高度便利的办公空间的需求和以往一样高。”

他说，纽约市积极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帮助满足了这一需求，疫苗总体接种率达到了87%，建筑工会接种率达到了90%。办公大楼内部的空间也在根据疫情后的需求而变化，出现了更多新鲜空气、阳光和开放空间。

莫扎米说，更多的建筑设计是为了融合，而不是并行办公。“需求不会减少，但办公室的人口分布方式会有所不同。你不能再为所有员工设定从周一到周五的日程安排。你可能需要更多空间容纳更少的人。”

摩天大楼的另一种用途满足了人们对户外生活的新需求。

城市对户外场所的需求激增。

曼哈顿的“城市攀登”（City Climb）是世界上最高的外部建筑攀登，可以让人获得终极户外体验。当“城市攀登”在11月开放时，有胆量驾驭的人可以攀爬哈德逊广场30号（30 Hudson Yards）的外部。这是一座387米的高塔。

摩天大楼坐落在大城市，所以它们的未来取决于白领们是否回来办公。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回来，因为穿着瑜伽裤在家工作有其优势，但摩天大楼的潜在力量令其回归不可避免。

人类是社会物种。大流行前的研究表明，情绪孤立和孤独导致的死亡风险与吸烟一样高。此外，当人类，尤其是有创造力的人，在彼此的身边工作时会有奇迹发生。莫扎米说:“我们现在知道远程工作是高效的，但人们需要走到一起进行协作。”“互动起来才能吸收、学习。”

远程工作还有其他成本，尤其是在高度可视化和空间化的行业。“在给出方向和控制工作成果方面，用电脑交流很有挑战性。客户发现很难理解在屏幕上看到的建筑模型，”史密斯说。

从历史上看，危机会激发创新。在摩天大楼方面， 后疫情时代发展趋势可能会有所不同。 做为摩天大楼建设领头羊的中国，它过去二十年的爆炸性增长是有参照价值的。 想想看，全世界有115座超过300米（984英尺）的“超高层建筑”，中国就占了85座。

但现在情形不同了， 该国正在采取措施填补空置的摩天大楼，恢复经济，并重塑因新冠肺炎爆发受损的国家形象。

2020年出现一系列早期建筑规定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对新摩天大楼的高度和设计进行全面限制。在一次行动中，他们禁止建造“山寨”建筑，也就是复制埃菲尔铁塔、克里姆林宫和其他在中国随处可见的西方地标建筑。

今年7月，禁令再次收紧，将矛头指向建筑高度：禁止新建超过500米的建筑，严格限制超过250米的建筑。最近，中国禁止在人口不足300万的城市建造超过150米的建筑。这在财务上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建造了中国许多超高层建筑的西方建筑公司。

史密斯说：“中国在住宅、办公大楼、卫星城等个个领域都有过度建设的倾向，这些项目本来不必建造，但为了保就业和提高生产率而建造。”史密斯的公司在中国设计了5座主要的摩天大楼。

目前在建的10座最高建筑中有8座在中国。政府认识到，最好开始建造具有经济意义且可以出租的高楼。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像美国开发商一样思考。摩天大楼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只能满足现有需求。

摩天大楼代表个国家实力，经济和科技水平——这些特征对国家建设者来说不可抗拒。

疫情迫使人们对高层建筑和在里面工作的人进行更广泛的思考，呼吁灵活性、有适应能力，并接近自然，还要保护塔楼，因为它们节约能源，消耗更少。

朱迪思·杜普雷（Judith Dupré）是《摩天大楼》（Skyscrapers）、《世界最非凡建筑史》（World's Most Extraordinary Buildings）和其他建筑环境书籍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