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防疫面临着社会共识的利益困局（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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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座中西合璧的城市，既有中国式的地狭人稠，又有西方式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这使得香港居民利益高度分化，难以建立防疫共识。

香港的疫情除了令在香港进行全民核酸的议题提上日程以外，也带来了一些读来令人倍感唏嘘的周边新闻。例如，最近有人坐快艇从香港越境回到内地，造成内地多个省市（广东、上海、湖南和贵州）出现了香港关联的本土疫情。这两件事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余，我从中也能看出香港社会的一些问题——包括劳动力结构、人口政策和疫情防控。

为什么要越境离开香港？

我们可以从其中几位确诊者的行动轨迹，对自香港越境回内地的人群做管中窥豹式的分析。例如，根据湖南省郴州市的通报，有两名人士在2月14日凌晨从香港坐船，早上到达广东珠海后驾驶郴州车牌的私家车返回郴州；根据贵州省贵阳市的通报，有一位人士在离开香港后，于2月17日坐车返回贵阳；根据上海市的通报，一名在香港暂住的中国公民于2月13日从香港进入内地后，2月14日自珠海乘坐高铁抵达上海。

读到这里不免疑惑。我们以郴州市的这两位为例——如果这两人是单纯出于疫情原因而离开香港的话，首先他们不需要大老远跑到湖南郴州去，广东可以落脚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同时，能够提前备好和最终目的地一致车牌的私家车这一点也很令人惊讶。在这两点上，“单纯出于疫情”而离开香港的理由是难以服众的。因此，他们离开香港一定有所苦衷。

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的身份很可能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无论是因身体情况而就诊、抑或被要求参与核酸检测，受检者都需要呈报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但是，如果一个人在香港非法逗留，那么他难免会对“上报身份证件号码”这一件事心存芥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连夜坐船回老家可能是唯一靠谱的选择。

香港经济对内地和外籍迁入劳工的依赖

我在前几篇文章中提到，香港是全中国最老的城市（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老人比例均居中国各省级行政区之冠，甚至超过以老闻名的东三省）。老龄化对香港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香港社会各行各业极为昂贵的劳动力价格上。重体力劳动的建筑业最为明显——根据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统计，2021年11月，建筑业的工友日薪至少有1200港币，而做扎铁、混凝土等兼具体力和技巧需求行业的话，甚至可以达到2500港币一天。即使这样，建造业工友仍然是“人人有工开”（失业率低于10%，考虑到季节性因素属正常现象）。

考虑到供不应求的情况，香港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从临近的中国内地和东南亚输入劳动力。从内地合法进入香港的劳动力主要以来港与亲人团聚的单程证持有人为主。根据香港入境处的统计，2016年有5.7万人持单程证迁入香港，男性年龄中位数是28岁、女性是32岁；2019年则有3.9万人，男性年龄中位数是31岁，女性是33岁。而民政事务总署对单程证人士的问卷调查显示，新来港男性一半希望从事建造业，四成希望从事批发零售贸易饮食酒店业、四分之一希望从事运输仓库及通讯业；而新来港女性就有六成希望从事批发零售贸易饮食酒店业、一半希望从事社区社会个人服务业。

而从外国合法进入香港的劳动力以外籍家庭佣工为主。自1979年开始允许外籍劳工从事家庭佣工后，以菲律宾和印尼籍女性为主的外籍劳工开始来港，人数现在已有三十余万人。2016年的中期人口统计显示，3886名男性家庭佣工的年龄中位数是40岁，而32万名女性家庭佣工的年龄中位数是36岁。

这两种渠道是外地普通人赴港合法工作的主要渠道——他们相较香港总体而言明显年轻。2016年的中期人口统计显示，香港身份证持有人（包含单程证持有人和外籍家庭佣工）的年龄中位数是43岁。

合法如此，非法亦然。政府当然没有办法对非法在港工作的人的总量和规模做准确的全量统计，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地方管中窥豹。香港特区有一种供外国籍非法逗留者提出的“免遣返声请”机制，申请者如果获批，虽然不可在港工作，但不会被遣返回国。由于“免遣返声请”只有非法逗留者可以申请，因此其性别和年龄结构形如抽样调查，可供读者参考。截至2021年12月，入境处还有741宗正在审核的声请，其中男性占35.1%（260例），女性占64.9%（481例）；17岁及以下的占6.1%、18到30岁的占29.1%、31到40岁的占42.2%，41岁及以上的占22.5%，他们的中位数年龄约为34岁。

而至于在港非法工作的内地和外国劳动力的人数，我们可以从香港执法机关执法的频率管中窥豹。2022年1月，香港入境处就发布了3篇新闻稿，拘捕42人；2021年发布了44篇新闻稿，拘捕593人；而疫情前的2019年共发布了51篇新闻稿，拘捕1145人。因此，笔者估计在香港逗留的外籍非法劳工，总人数可能在十万到二十万人左右，约为香港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

香港社会存在“反对全民核酸”的情绪不难理解

由于这些人士的收入水平所限，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一般而言也较逼仄而密集，为病毒传播提供条件。最典型的对比莫过于九龙半岛北部——港府官方的统计显示，西侧楼栋较为密集的深水埗，确诊病例也很密集；而东侧楼栋较为稀疏的九龙塘，确诊病例也很稀疏。

读者不难预想，各界人士对于非法工作者的态度一定不同——非法工作者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工作岗位和生计，却缓解了另一部分人面临的劳动力供需不足的困境，降低了人力成本。

这使得香港社会对于“全民核酸检测”和“封城”存在担忧情绪不难理解。虽然港府保证“全民核酸检测”只会在出现阳性时通过试管上的个人编号反查传染者，不会将核酸和个人身份关联起来，但核酸检测结果和身份信息的强耦合可能会暴露受检者非法工作的事实，而“封区”并强制区内居民核酸检测更是可能彻底暴露区内的非法工作者。

这毫无疑问会使香港社会进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对非法工作持有负面态度的人士会借此怀疑香港政府打击非法工作人士的努力，从而损害香港政府的执行公信力；而对此持有同情态度的人士则会借此怀疑香港政府的劳动力和人才政策，从而损害香港政府的决策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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