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两大关键：民族断层与海陆之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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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俄乌冲突发展至今，可谓是多重矛盾交织之果，不知您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爆发？俄罗斯为何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张登及：外界有很多声音都以俄罗斯“扩张”来解释，但我更想从两个角度来讨论，第一个是乌克兰的“火药”，第二个是乌克兰的“地缘”。

所谓“火药”，意思是“火药桶”，即乌克兰内部的不稳因素，也指亲乌与亲俄的民族断层线。我的另一个比喻是，前苏联的东欧地区，其实是欧洲的另一个“巴尔干”。2014年乌克兰爆发“广场革命”，推倒了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这对俄罗斯来说是非法政变，但对西方来说则是“民主革命”。这场剧变随后也引发了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乌东武装独立的问题。

从族群组成来看，乌东居民多以俄语为母语、2014年时立场较为亲俄，更有俄罗斯暗中提供军事支持，于是趁着克里米亚危机时，自主宣布独立，并开始与乌克兰政府军内战，“火药”逐渐成形。虽然最后在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人协调下，德法俄乌四国在2014年成立“诺曼第模式”（Normandy Format），并签署《明斯克协议》（Minsk agreements），希望解决顿巴斯问题，但乌克兰一方经常没有遵守，试图收复，从2021年秋起情势开始恶化，成为当今冲突的导火线。

其实回顾俄乌历史互动，走到今日的剑拔弩张令人感慨。乌克兰确为俄罗斯文明的龙兴之地，但后来遭遇了蒙古西征等外力入侵，便成为各个不同民族的控制地。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说过，“俄罗斯有三兄弟：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其中“小俄罗斯”指的就是乌克兰，可以看出在斯拉夫情感浓厚者眼中，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亲近。苏联时期，也有不少高官出身乌克兰，例如苏共领袖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

但当然多数乌克兰人后续的历史记忆与俄罗斯有所冲突，要认为彼此同属一个民族已是非常困难。例如苏联时期，乌克兰曾因苏共农业集体化政策发生大饥荒；二战期间，也曾有乌克兰人协助纳粹反苏，结果遭到战后清算。我们可以看到班杰拉（Stepan Bandera）这个争议性人物，他是乌克兰独立后被纪念的新偶像，但他曾与纳粹合作、参与德国暴行。但乌克兰反俄派总理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授予他“乌克兰英雄”称号，在俄罗斯眼里，这就是“历史修正主义”。后来立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上台，又废除了班杰拉的称号。

而上述历史情感冲突，不仅存在于俄乌之间，也体现在乌克兰人民内部。我们可以看到亚速营（Azov Battalion）这个极右翼组织，其原始组成除了一些激进球迷外，便是怀念纳粹时期的军事迷；被编入乌克兰正规军后，美国也知道这个组织有问题，所以曾经注明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能拨给亚速营，也是要避免“资助纳粹”的争议。2014年的敖德萨惨案，部分即起于这些极右人士与亲俄派的斗殴，亲俄派最后被逼退入工会大楼，难以查明来源的汽油罐被丢入造成大火，消防队“迟到”一个多小时，导致了48人的死亡。普京（Vladimir Putin）后来多次演讲，都提到这次事件。

所以这次西方对俄罗斯发起高强度制裁，以色列并没有配合，甚至还积极与普京联系、传达协助调解的意愿，西方也没有像对中国那样施压以色列，我认为这与普京“去纳粹化”的口号、立场不无关连。

多维：是的，乌克兰认同分歧确实严重。法国记者博内尔（Anne-Laure Bonnel）曾于2015年拍摄纪录片《顿巴斯》（Donbass），记录乌军与极右民兵对乌东民众的残酷暴行，但因内容“不符宣传基调”而被西媒长期“过滤”。若非此次冲突，这部片可能永难浮上台面，更遑论引发热议。另外乌克兰国民卫队的官方推特帐号（@ng_ukraine）也在2月27日发布一段影片，展示了亚速营战士在子弹涂猪油的过程，并配上一段毫不掩饰的极右语句：“国民卫队的亚速营战士在子弹上涂猪油，来对付卡德罗夫的兽人（意指来自车臣的战斗人员）。”结果引发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弹，也让不少西方网友留下“纳粹主义”、“反人类”、“侮辱宗教信仰”的批评，外界这才留意到乌克兰内部极端势力的蔓延滋长。不知您说的第二个维度“地缘”，会如何剖析俄乌冲突的爆发？

张登及：“火药”的民族断层线论述，可以延伸出历史记忆、价值体系、政经体制、尤申科与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领导风格等“非物质性”解释；“地缘”则让我们从国际博弈的视角，看到了空间、位置、资源等物质性因素。

传统地缘政治在讨论国际结构时，往往是创建在“认同稳定”、“疆界强固”两大前提下，但其实地理的影响力会受时空条件的限制。所以我主张“历史以地理为舞台，地理以历史为剧本”。地缘政治的定义是：“在历史条件限制下，空间、位置、资源会约束国家的战略选项，并决定其命运。”因此我前面要先谈非物质因素的解释，才能更好切入地缘政治的物质论述。

在我看来，地缘政治从未随冷战退场，只是躲在幕后。俄乌冲突本质上，仍是海权与陆权的集团之争。

其中海权集团以英美为代表，意欲维持19、20世纪的海洋霸权。放到今日就是西方坚持的“自由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而陆权国家则因欠缺海洋优势，对待海洋方式变成“确保近海要塞、拒止其他海权逼近、适当机会扩张”。美英海权与俄国陆权张力在乌克兰近年周边冲突就很明显：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黑海舰队根据地，2021年英军曾经闯入黑海，结果遭到了俄舰炮击；若北约当真接纳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俄罗斯也将彻底失去在黑海的优势。

西方学界讨论陆权，典型的对象便是发动二战的德国、以及随后崛起的苏联。英国学者麦金德（John Mackinder）等对陆权的描述，可以简化为两个区域与一段名言：由欧亚非大陆组成的“世界岛”（World Island），以及“世界岛”的战略要地、位处乌拉山、长江、喜马拉雅、北极圈之间的“心脏地带”（Heartland、Pivot Area）；据此可以得到一个有名的推论：“控制东欧，便能控制心脏地带；控制心脏地带，便能控制世界岛；控制世界岛，便能控制世界。”盛传于世的日本战前“田中奏折”中所谓“满蒙积极政策”也有类似说法：“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虽然麦金德之说未必精准，却能呈现海权与陆权的博弈关系。

冷战时代美苏之争，便是海权对陆权的高强度围堵，而乌克兰等东欧地区的变天，也可以看成海权国家要瓦解陆权国家对“心脏地带”的掌控；如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同样引发了欧美等海权国的紧张，后者提出各种价值论述，包括“反对威权扩张”等。其实从地缘政治的战略来看，是西方不能坐视陆权国突穿近海进入远洋，以及要防止中国整并“心脏地带”。而来自海权国的封锁，正让中俄两个陆权国家开始背靠背。其实中俄未必真要掌控世界岛，但拒止海权国的压迫却变成战略要务。

但过度压迫陆权也可能有反作用。今天这般竞争态势，其实不少西方学者都曾示警。记者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在1998年北约第一次东扩时，访问过提出围堵政策、人称冷战之父的凯南（George F. Kennan）。彼时高龄94岁的凯南便抨击，北约东扩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最终不只会引发新冷战，更会招致俄罗斯强烈反弹。他判断美国根本无力保卫那么多新盟国，而美国国会更完全不懂外交，所以走出了错误的一步。“美国的建国先贤若是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

当前流行的另一个地缘政治学说是“攻势现实主义”开创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出的。他的地缘政治主张，背景和麦金德又有不同：21世纪初开始，体系发生东升西降、权力移转。他假定地理诱因导致邻国过多的陆权国都偏好“攻势”，像美国这般“大岛国”就应该成为“离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卸责陆权国相互厮杀，就像过去的英国一样。米尔斯海默主张，美国眼下要做的，应是结合盟友阻止中国成为区域霸权，因此必须协调改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而不是卷入“心脏地带”的冲突、争夺乌克兰等东欧地区。

结果这种“联俄制华”的主张，让他现在受到西方学界广泛批评，最近很多学生还连署要求学校调查他“是不是受到俄罗斯资助”。其实他有点冤枉，因为早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他就反对中东战争，诉求美国尽快回防中国。米尔斯海默在中国大陆也受到相当的认可，读者很多。主要原因是他虽呼吁美国制衡中国，但理由不是为了“自由民主”，而是他坦率承认大国自然会维护自己的霸权，阻止他国挑战。美国就是如此。

其实21世纪初期的冲突并非突如其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还有米尔斯海默提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从伊朗、朝鲜到乌克兰的摩擦。国际政治有着无政府状态的残酷性，所以我们不能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样，期待全球化可以弭平一切、创造“历史的终结”，我们还是要尊重地理的历史特性，才能确保自己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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