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小区“公开求助”引热议！居委干部发声：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组图）

在华师大二村

那封广受关注的居民求助信发出后

“卡”住的几个事似乎畅通了一些

街道发放的蔬菜包，社会捐助的米、馒头、蟹粉馄饨，甚至还有华夫饼，都涌进了社区，阳性病人转运了出去，小区还做了全面消杀。

不过年轻的志愿者仍然担心，到手的物资撑不了几天；也有居民觉得，居委的工作做得不那么到位。

作为380多户居民唯一的居委，小王说这段时间也反思，“自己在组织、协调方面有些欠缺。”

43岁的居委会人员王伟峰（化名）人称“小王”——相比这个高校职工社区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小区里上百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小王”确实是“小王”。

转运阳性感染者，小区居民就医，发放生活物资……小王联系疾控，上报医疗组、街道，资源紧缺，多数时候只能等待。

感染者转运不出去那几天，居民意见很大，“攻击的人一大把，唾沫声都可以把我淹死”。小王说自己心态好，静坐一会就好了，实在把他骂得火吊起来了，也会还嘴。

但话说回来，这些特殊需求，对别人可能是小事，对居民来说，“那是天大的事”，小王能理解。

封控后，居民们也在自救：小区里的年轻人，组织了起来，帮不会团购，没有吃的老人抢菜，给他们配送物资；还有很多老人报名做志愿者。

小王记得，之前有个小姑娘一直找他，她楼下有6个阳性，楼上1个，隔壁又出现了2个，她吓死了，问为什么不把阳性转走？

小区消杀那天，小姑娘发来信息，“虽然现实不美好，但也只能相信慢慢会变好……加油小王！”。他感觉温暖。

这是上海疫情下，一个居委人员的故事，也是作为最后一道“承压阀”，居委防疫的样本和困境。

以下为王伟峰的自述：

老小区里的老人们：

“年龄最大的103岁”

去年5月，我被调到普陀区长风三村居委会华师大二村工作。

原本，华师大二村有自己的居委会，前年，两个小区合并，二村居委会并到了长风三村居委会。有居民写信反映后，就把我调过来了，专门负责二村的日常事务，还给我配了个搭档。

刚来的时候，我还不太习惯，这边不像上海其他小区，没有几弄几号几室这个说法，直接就是几号，一幢房子里比如说20户人家，就是1号到20号。一户里面可能有好几间。

小区房子最早的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有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盖的，一层到六层的都有，没有电梯。住的大部分是华师大职工，老年人多，一些还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这里给我的感觉像一个“长寿村”，年龄最大的有103岁，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上百个。他们子女很多在国外或者不住这儿，房子租出去了。

华师大二村有300多户居民，长风三村有1800多户，还有一个区域200多户，都是我们居委管。居委总共9个人，有一个休了半年病假，（居委）书记就让我代管社区残疾人这块的工作。还有一个最近也在休病假，所以只剩7个人了。

三村居委办公地点正在装修，所以暂时挤在我们二村这边。

3月14号，长风三村第一次封小区。居委干部们在（小区）里面忙着维持秩序、做核酸，外面就我和另一个人，他负责对接物资，我就接电话。

那天是我最忙的一天。电话被打爆了。为什么封小区啦，能不能出去，买菜怎么办……什么问题都有。我从下午5点一直接到凌晨3点，后来终于没声音了，刚睡着，早上5点电话又响了，又一直接到晚上十一点。

从那时候开始，我接手整个长风三村居委的医疗救助工作。居民看病买药什么的都找我，我去跟街道的医疗保障组沟通。

3月27号，二村有居民发烧，我上门发抗原试剂，测出来双杠，我第一时间上报了。之后又发现了一例。

疾控那边可能医疗压力太大了，31号才把人转走。转的时候没有通知我，还是居民告诉我的。我急得不得了，赶紧到门卫那边去，门卫说，看到他们被转走了。那时候我很开心，阳转走了，压力就小很多很多。

这段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六七点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甚至凌晨。

首先是要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组织居民做核酸、发抗原试剂，一做就得半天。

然后，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一些老人必须得关心，不然在家出点什么事，这个责任可就大了。一有空了，我就去溜达溜达，找他们聊天。他们会找我帮忙拿东西，跑腿什么的。

再者，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医疗救助。还有其他的一些电话，各种各样的诉求。居委会最大的工作就是解释，每天不停地接电话，解释一下关心一下。

每天事务太多，光靠我一个人，忙不过来。31号，我就在群里招志愿者。

小区之前就有个志愿者团队，十五六个人，都是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平时帮忙打扫小区卫生，美化环境。

他们很多都来找我报名。有个69岁的老人是楼组长，老伴是华师大退休职工，她做了几天志愿者后，儿子接替她也开始做志愿者。还有个老人78岁，华师大毕业的，后来在华师大机关工作，老伴是师大老师。他和老伴都报名了。他说我是党员，应该站出来。

“核酸全阴，我开心得不得了

没想到抗原一下出来5个阳”

4月1号，小区第一次做全员核酸。

那天来了二十来个志愿者，大部分是老人。我把他们分成了三组：一个是做核酸时维持秩序；一个是叫楼组，叫大家下楼做核酸；还有手机组，帮老人调核酸码，这个主要是年轻人。

原本只有一组采样的医生，做到一半突然来了另一组增援的。他们自己负责的点位做完了，临时加过来。不知道哪个志愿者说了句，到那边去做。一下子队伍分开了，现场支持的（志愿者）力量就不够了，就乱了。

之后我就说，不行，这种情况还是得听我的，其他人不要说话。其实，志愿者里老教师比较多，我不敢把话说得太硬，不管怎么样也得尊重人家。

后几次做的时候，我固定了点位，就做得比较顺利，排队时间不是很长。

像一些年纪大的老人，我们会准备好轮椅，不能自己走，就用轮椅推。小区里还有两个不能走、瘫在床上的，医生上门做。

阳楼的话，一般由医生上门做；阳和密接都被接走了，其他居民就叫到楼下做。

4月1号那次（核酸）全阴，我开心得不得了。没想到3号做抗原自测后，一下出来5个阳性，我都要晕过去了。他们住同一户，总共8个人，都是装修工人。

第二天做核酸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维持秩序，有个居民跑过来说，不得了了，他们（阳性病人）要冲出来了。

我吓得赶紧冲过去看。那几个工人情绪激动，吵着说他们的余粮只够吃一天，快没吃的了。

我说我想办法给你们弄点吃的，你们计划着点。

那几天，街道发的工作人员盒饭，一有多的我就拿给他们，几乎每天都送。有时自己不吃，也拿给他们。后来又测了一次抗原，变成了7个阳，复核后6个确诊，两三天后被转走了。

我还给了他们几个垃圾袋，让他们把垃圾全都粘牢。

那时候，整个小区都有些慌张。有的居民听说有阳性（病人），逼我说是几栋几号。有的抱怨，（疾控）为什么不来复核，为什么不（把他们）转走，这样会给小区带来多大的影响……

后来小区里又增加了几例，抱怨声更大了：你看现在多了好几个人，这样会怎么怎么样，你们怎么办事的……那话说得很难听的。那时候攻击我的人一大把，唾沫声都可以把我淹死。

我只能尽量安抚，我说确实医疗资源紧张，现在一下子没法走，但是一切在计划安排之中……这种话居民不听的呀，自己说出来也是没力气的。就挺无能为力的，只能上报，天天如此。

这种压力倒也习惯了。做社区工作就是这样子，工作压力只是一方面，只要思路比较清晰的话，不是啥大问题，居民（给）的压力才大呢。

说实话，我不可能一点不在乎，所以那时我基本上不看（群消息）了。

有些居民可能不知道，专业消杀来之前，我每天工作完，晚上十点十一点，会用街道配的消毒液，对阳楼从上到下做个消杀。阳性转走之后，疾控的也会消杀。阳楼下的垃圾桶我也会消毒。小区只有一个环卫工人，他有些怕，不敢收走，就等楼彻底解封了，消毒后再处理。

3号出现阳性前，志愿者都穿二级防护，蓝色隔离衣、手套、N95口罩和护目镜。4号我就要求所有志愿者穿成大白那样，三级防护，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志愿者里很多老人，这些老年人万一出点什么事，我责任还要大呢。

有个志愿者78岁，我说，王老师你不要来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说，我做点小事情，你们做大事情。后来再做核酸的时候，他儿媳主动替他来当志愿者。

我开始招募一些年轻志愿者。到现在总共有50多个志愿者。大家有什么事就在群里说一声。

“公开求助信”前后

最艰难的时候是4月5号以后。

4月1号，街道发过一次物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大多数居民物资都是准备到5号，5号之后，几乎家家吃的都快没了。有些就给我打电话。也有些老人不愿意麻烦组织，没有打，但他们的子女会打，一打来，说话就不好听了。我天天都被人骂，那（又能）怎么办呢？

刚开始的时候，有居民说米没了，我帮忙团过两次大米，每次20包。团来的物资还要发放，都要花精力，我就感觉有点累，忙不过来。之后，我就把团购完全交给年轻人了。

之前师大二村有个微信群，只有50多人。团购的时候，志愿者发现人太少了，就在每个楼栋贴群二维码，把居民聚集起来，现在群里涨到了近400人。

团购很多都是50、100份起送，我们小区老人多，很多不会操作，数量经常达不到，很难成。有的年轻人会帮忙抢物资，抢到了再分给其他想要的。

说实话，小区里住了些什么样的人，具体有多少户，想要完全了解清楚，真做不到，因为有好多出租户。

老人的情况我基本上掌握。纯独居老人有三个，街道发的盒饭，有时多几盒，我就给他们送去。

有些老人不会团购，我了解到了，会告诉负责的志愿者，让他们电话问一遍，老人缺什么，团物资的时候帮忙一起团。

四五号的时候，小区里来了一批蔬菜，放在院子里。其中只有一百来份是我们小区的，我当天下午就发给孤寡老人了。剩下三村的那部分，同事忙不过来，没来得及发就开始烂了。有居民拍下来了，问我，还有的连我一起骂。

那次我也火了，我跟书记说，人家没菜吃，这边菜放烂了，在哪里都说不过去。后来，我们帮忙把那些烂掉的挑出来，让他们赶紧发掉。

那时候，小区里有个老教授，她女儿陪她住，儿子在浦东，封了很多天，那个情绪你也懂的。他发了条朋友圈，说自己的妈在这边每天没吃的。当时这个事情闹得有点沸沸扬扬。

其他居民跟我说了之后，我赶紧上门解释。老人的女儿说，（老人）儿子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妈的情况。后来误会解开后，我让他在居民群澄清一下。

10号，小区一个老师在网上发求助信。当时物资确实比较紧缺。

信发出后，我们陆续收到了四五拨物资，有街道发的蔬菜包，也有师大校友捐助的米、馒头、蟹粉馄饨，还有华夫饼、鸡蛋等等。

13、14号这两天，我每天最头疼的是物资怎么分发。这些捐助的物资，份数不一定按照小区人数来的，比如捐了150袋米，小区有300多户，怎么发？我们就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志愿者一起商量，最后决定，两户分一袋。

还有像蛋糕这种，不够的话，就拿价值差不多的东西代替。居民一般也不会抱怨，不太计较这些。

小区的防护物资一直都不缺，居委可以跟街道申报。像每次组织核酸或者发物资的时候，志愿者最多有三四十人，一天用掉几十套。个人购买的物资，保安每天定时送。有些等不及的，（会）自己跑出来拿。

13号，华师大校友还给我们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包括防护服、手套等。

“我一个男人，去挂了妇科”

封小区后，居民要出去，必须通过我这边。

感冒发烧这种，我建议他们尽量吃药，不要去医院，因为医院阳性（病人）太多了。

有些必须紧急就医的，比如昏迷了、孕妇见红了，如果是没封控的楼，可以自己拨打“120”；封控楼的话，必须闭环转运：居民联系我后，我报给医疗组，医疗组联系“120”，居委开转运单，“120”签字确认后把病人送到指定医院。要去其他医院，得其他医院肯接收。

好多居民不懂，直接就打“120”。之前有个70多岁的阳性老人，烧到40多度，晕厥了。家人打“120”，救护车来了以后，医生问他转运单呢，他家人这才联系我。按理应该医疗组来联系“120”，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就把单子给了他。

结果到医院后，发现医院人满了，没有床位。救护车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家属急得没办法。我们也找街道沟通，找关系。最后，病人在车上进行了简单救治后，又拉回来了。好在第二天病情好些了。

这样的情况很多。还有个在封控楼的妈妈打电话说，孩子过两天要去儿童医院做血透，已经联系好了。

我问她怎么联系的，她说，跟医院说自己是封控小区的。我一听不对劲，封控小区和封控楼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封控小区的医院收，封控楼的未必。

我就跟她解释。她一下急了，说楼里阳性已经转走了，为什么还是封控楼，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医院，为什么医院会不接收？

我建议她再跟医院确认下收不收封控楼患者，要是不收的话，我们帮她问问其他儿童医院。

有些情况没那么危急的居民，也想叫救护车。之前三村有个得脑梗的老人，每天要吊点滴。她打电话，让安排救护车送她去医院。医疗组觉得她的情况不是很紧急，没有及时安排。

老人就急了，说我不负责，拿生命开玩笑。她儿子打电话过来骂，还跑到我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接电话，他在旁边等了两个小时，看我电话一直没停过，忙不过来，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还有个小姑娘打电话说，她丈夫胸腔要换药，想去医院。我上报医疗组后，医疗组说，等解封就好了。

小姑娘不依不饶，一直说为什么不行啊，发炎了坏死了怎么办，还打了12345（投诉）。

我也有些纳闷，医疗组为什么不紧急处理下。他们说，这种事情太普遍了，就是个皮外伤的问题，不可能因为这种皮外伤的小事去浪费资源。

我跟小姑娘说了之后，她突然“哇”一下哭了起来。

我一下呆掉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跟医疗组说，要死了，小姑娘都哭了。

后来也巧，有几个病人协调好了需要社区医生上门打针，就一并帮她丈夫处理了。

小区老人多，需要配药的也多。大多数配药需求，通过社区医院或者药房基本能搞定。也有一些要去指定医院买。

刚封没两天，我在小区附近兜了一圈，找了几家还开着的药房，要了联系方式。居民需要药，走得动的，我开个单子，让他们自己去买；走不动的，我或者志愿者去给他们配。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乳腺癌病人，她需要打一种针，为了给她配药，我一个大男人，还去挂了妇科。

医疗组一开始也配不到这种药，后来好不容易联系到普陀区中心医院，我过去后，医生说，这种药必须得住院才能开，只有药房有。我就又跟医疗组联系。

没想到我在为她服务，她还打了12345（投诉），我就很火大你知道吧？

后来还是社区医院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医院病房的一个主任，才配到药。

前两天，我还帮人配了止疼药奥施康定，它是属于一级管控的麻醉药，有很多门槛，很难配。

配药过程一波三折：去普陀区中心医院配药的时候，我发现这款药只有门诊能开，但医院当天发现了阳性，门诊停了；我就跑到同济医院，发现只有凭麻醉卡才能买到，想重新办卡，没人帮忙办；最后还是医疗组托各种关系，才开到药。

还有些药，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搞定的。15号早上，我去帮一个90岁的老教授配药。老人失眠严重，经常吃一种安眠类药物，家里只剩三四粒了。

这种药是一级管控的精神药物，我试了好多方法，跟医疗组打听，跟认识的医生打听，街道负责药物的也问了，都不知道哪里能买。老人大概知道找我没多大用，直接通过他的学生，学生再去找学生的学生，最后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配到了，我再去帮忙拿。

“你有没有尝试过累过头的感觉”

我们基层社区工作者，经常面对这些特殊需求。对我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居民来说，那是天大的事情。

只要能帮他们解决，我肯定尽力；确实有困难的，他们会直接说，这个做不到也不怪你。这些理解的声音，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

社区工作每天都是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鸡毛蒜皮，经常会接到一些怒气冲冲的电话。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静坐一会儿就好了。我心态还算比较放松的，凡事看乐观一点。

但有时候，把我骂得火吊起来了，实在憋不住了，我也会还嘴。

跟你（记者）聊聊，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平时没时间也没人倾诉这些。这段时间我也反思过，自己在组织、协调方面有些欠缺。（居民）不理解的很多，但是理解的人更多，对我来说就可以了。

小区现在（到19号）有17个阳性病人，2栋楼被封。我几乎每天跑阳楼。分发物资的时候，普通地方我让志愿者去，所有阳楼都是我自己去。万一他们防护不到位，感染了就麻烦了。

老实说，你说（完全）不怕那是假的。3月25日三村封小区开始，我就睡办公室里，很少回家，怕万一自己感染了，会影响到老婆孩子。办公室没有洗澡的地方，实在忍不住了，我才回家洗一次。

我儿子今年上二年级，他会跟我说小心，注意安全这种话。老婆肯定是担心（我）的。有一次凌晨三点多，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她打电话过来，边打边哭，说她做了个梦，问我第二天早点回去行不行？

当时我好久没回家了。第二天我就回去了一趟。

没回家的时候，我也没时间跟家里视频，偶尔打个电话，督促儿子的功课。平时他的功课都是我辅导，现在我不在了，他就“放飞”了，都没做完。

我每天只有晚上八九点之后才有空看手机，白天根本没时间。给我发的消息，有些消息一个一个回，有些就不回了。每个都回我也吃不消。

有时盒饭我都不吃，没胃口，已经饿过头了。

13号晚上12点的时候，我跟朋友聊天。他说，你这么晚还不睡，你不是很累吗？我说，你有没有尝试过累过头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像一个轮子不停地转，突然你让它停，说停就停得下来吗？

我现在巴不得变成密接，可以休息一天也好，确实是吃不消了。

之前，有个小姑娘找我，她楼下有6个阳性，楼上有一个，隔壁又出现了两个阳，她吓死了，一直问为什么不把阳性的转走。

小区受到关注后，阳性病人都转走了，还进行了全面消杀。她给我发消息，“虽然现实不美好，但也只能相信慢慢会变好……加油小王！”。我就感觉很温暖。

（14-19号）这几天，小区里又查出3个异常的，19号终于全部转走了，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王伟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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