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愈来愈多穷人，怎样解决？高额住房开支令百万港人一生贫穷（图）

香港贵为国际大都市，但繁华背后，近年贫穷人口数目却上升，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百业，贫穷问题更趋严重。2021年11月扶贫委员会公布《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揭示去年贫穷人口升至165.3万，按年增加16.2万人，贫穷率23.6%，每四个港人便有一人活在贫穷线以下，贫穷人口及贫穷率均创纪录新高。

政府解释，整体贫穷情况明显转差的主因，是去年劳工市场急剧恶化，失业住户急增，在职贫穷者的收入明显减少，抚养负担沉重。

打工仔近半收入用于住屋

青年贫穷人口增幅明显，贫穷人口超过14万，贫穷率上升至15.6%。贫穷报告指出，去年政府派发一万元现金及推出防疫抗疫基金，连同综援及在职家庭津贴等恒常支援政策，令贫穷人口减至55万，贫穷率降至7.9%。以住户收入中位数一半划为贫穷线，去年一人住户每月收入在4400元以下属贫穷户，二人住户为9500元以下，四人住户则是收入少于20000元。

在机场地勤公司做行李搬运工作的30多岁黄先生，疫下要放无薪假，收入大减，由原本底薪加津贴月入近三万元，跌至去年只有底薪9000元。

失业地勤：压力大到顶唔顺

当时黄先的大儿子读小学二年级，太太刚诞下二儿子，作为经济支柱的他承认：“压力大到顶唔顺。”一家四口月入9000元，在贫穷线下生活了三、四个月，得到亲友协助渡过经济难关，太太坐月后到美容院工作，但因疫情又停工，后转到老人院做护理员，帮补家计。

有学者认为，本港贫穷问题症结在于住屋开支大，打工仔的近半收入用于住屋，导致生活困苦。政府应该如何帮助贫穷人口脱贫？

调升最低工资 帮助基层

工联会议员梁子颖表示，本港贫穷原因在于打工仔薪酬被剥削。清洁、保安等基层劳工因最低工资无上调，工资追不上物价升幅，其他打工仔的工时长但无加班补水，工资变相被降低；另外，旅游业等从业员因为黑暴及疫情而工作减少，当人工追不上通胀，打工仔变成在职贫穷。他认为，公屋富户政策要求超出入息限制的住户要缴付更多租金，政策令打工仔失去工作积极性，年轻人可能为此搬至私楼，避免在公屋多交租金。

他又说，富户政策与狮子山精神相违背，不利藏富于民，变相是制造贫穷，故倡议政府干预及调整市场，帮助增加市民收入，包括扩阔税阶加重高价商品的税项，根据政府外判工人时薪55元水平调升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并公布各行业薪金标准让市场跟随。

完善经济结构，解决房屋问题等深层次矛盾

民建联朱丽玲表示，疫情打击香港经济，失业率攀升，雇员收入减少，加上香港老龄化，长者愈来愈多，自然拉高只计收入的贫穷率。政府推出短暂或一次性纾困措施，但香港深层次矛盾是房屋问题，长远必须完善现有经济结构发展，才可长远解决贫穷问题。

她认为，要解决贫穷问题，应将公营房屋供应量与“三年上楼”的政策目标挂鈎，尽快落实“北部都会发展策略”及筹划区内的新铁路计划，过渡性房屋供应增加三万至五万个单位。另外，应优化在职家庭津贴及加大儿童津贴额，缩窄贫富差距，并推出支援照顾者计划。

港人住屋开支庞大，不论供楼或租屋压力都极为沉重，是令生活难以改善，一生贫穷的主因。研究香港社会福利问题数十年的学者周永新接受《大公报》专访，痛陈本港贫穷问题症结在于住屋开支大。打工仔近半收入用于住屋，导致“单靠入息维持不到生活，好唔掂”的惨况。他认为，政府如不在三年内提出彻底解决百多万人住屋困难的方案，并增加产业多元化，改变薪酬结构，香港贫穷问题将会恶化。

本港现时个人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为1.8万元，代表一半打工仔月入少于1.8万元;六成人月入二万元以下，即每三人有两人赚取少于二万元。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表示，港大曾做过调查，除了会计、法律等专业学科，一般文学、工商管理或社会科学等非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大多只能从事销售等非技术性工作，“无咩前途”，月入一万多元，做十年亦无甚改善。

他有不少学生加入非政府机构做社会工作者，月薪只有二万多元，与97年毕业生的月薪分别不大。大学生尚且如此，学历更低的基层市民，收入更微薄。

周永新指出，香港的结构性贫穷就是从事非技术工作的人收入偏低，打破不了贫穷的宿命。他估计全港三分之一家庭如不是有政府提供房屋、医疗及教育等补贴，单靠入息不足以维生，“特别是房屋开支大，如果一半收入用于住屋，生活难以改善，这是导致港人贫穷的主因。”

大公报记者翻查统计处过去20年的住户开支调查结果，显示港人每月开支用于住屋(包括租金及管理费)的比例愈来愈大。2019/20年全港239.5万个住户，每月平均开支为30230元，当中11865元即近40%用于住屋;私楼住户的住屋开支更重，每月平均37895元开支中，住屋占44%。

周永新指出，“2011年政府设立(最低工资)改善了最低收入的穷人生活，只把他们推向接近工资中位数些小，但对拉近贫富悬殊无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