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堪培拉乃至全澳住房压力又飙升！“毁灭性”打击居民生活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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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Albanese从社会住房到乡间小屋的旅程表明，一个安全的家不仅是安全网，而是通往稳定、机遇和繁荣的阶梯。尽管总理希望他的故事能激励其他人，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情况在今天不太可能发生。

目前，我们的全国住房存量中只有4%是社会保障房，而在Anthony Albanese小时候，这一比例为6%。许多澳大利亚家庭正在努力避免无家可归的威胁和住房压力，而不是去追求梦幻般的“星星”。
这些家庭要支付高昂的房租，努力提供培养未来领袖所需的基本条件；他们不得不在头顶的屋顶、餐桌上的美味食物、填满学校的书单还是打开暖气之间做出不可能的选择。

因此，当新政府开始起草工党的第一份预算时，它将发现很少有投资能比社会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更能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拥有稳定的住房，这才能够使人们精神焕发地、健康地工作或接受一天的教育。拥有一个稳定地住房减轻了医院、警察、精神健康和社区服务的压力，这也是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一项又一项研究证明了社会住房投资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虽然我们并不完全依赖理论指导，但在投资停滞了10年之后，我们正承受着被忽视的现实代价：额外的医院急诊和更多的心理咨询、较低的学业成绩和较低的收入、妇女和儿童无法逃避家庭暴力和司法系统面临的更大压力。

例如，每年大约有7,690名妇女因为无处可去而回到施暴者身边，同时约有9,120名妇女无家可归。

Swinburne 大学城市转型中心在3月份分析了相关数据，发现投资不足造成的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每年至少为6.76亿澳元，并且如果未来十年不发生变化，该成本将上升到13亿澳元。

由于社会住房投资不足、人口结构变化和工资停滞不前，更多的澳大利亚人面临住房压增大甚至无家可归的风险，受不平衡的住房体系影响的人数正在增多。

过去一年，租金中值上涨了8.7%，而工资仅上涨了2.1%，人们正在的正向收入在逐步倒退。例如，在悉尼和墨尔本，40%的租房者正面临财务压力，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前五大城市，这一比例飙升至61.5%至76.5%。

沿海和丛林社区传统上是水库或租金更便宜的地方，却也受到了严重冲击。总体而言，该地区的租金上涨了10.7%，而这却是因为是大城市收入较高的人在疫情期间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变幅来工作。

在特定的社区，社会动荡是毁灭性的。甚至在特大洪水之前,租金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河流地区增加了25%。在南海岸,受到山火的影响下租金却仍然上涨了16%。在过去的一年中，维多利亚地带到半岛地区的租金增加了12%，在昆士兰的黄金海岸，这些社区的居民每周都要额外支付数百澳元，导致住房后的收入大幅削减。

而这对于那些被迫削减食品预算或住在帐篷里的家庭造成的危害比直接影响更大。社区发现他们无法吸引低薪的基本工人，比如老年护理人员或托儿人员，甚至是教师和护士等中等收入的工人，因为他们不会搬到一个找不到家的社区。

因此，也许随着选举的结束，我们可以讨论真正的住房危机和解决方案了。对新政府来说，修复住房系统的时间已经不多，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随着利率上升，建筑需求将会减弱，西太平洋银行已经预测建筑业将会大幅放缓。因此，现在是时候开始计划每年建造2.5万套社会住房，这能够使得每年产生129亿美元的经济产出并创造15,700个就业机会。

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遏制政府十年来对社会住房、土著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忽视。2013-2014年度政府预算超过20亿澳元，但2023-2024年度政府预算仅分配16亿澳元，但根据通货膨胀指数，至少应该是27亿澳元。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我们有资源和能力从我们的人民那里得到最多的东西，这在社会上是有价值的，但在经济上也是稳中求胜的。政府应该认识到，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民提供安全和稳定将为我们所有人带来长期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