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枪支暴力如何改变了我的父亲罗纳德·里根（图）

41年前，在华盛顿一个小雨淅沥的寒冷日子里，一个年轻人用藏在夹克里的枪击中了四个人。那是很久以前，大规模枪击事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半自动武器也没有变得司空见惯。那天有很多“持枪的好人”，但这无济于事。几秒钟的功夫，四个男人中枪。其中一个人是我的父亲罗纳德·里根，他差点进了鬼门关，因为约翰·欣克利装进枪里的子弹是击中后会裂成碎片的破坏性子弹，目的在于更有效地杀人。詹姆斯·布雷迪的头部被其中一颗子弹炸破，人生从此被改变。

枪手使用的是罗姆RG-14左轮手枪，可以方便地放在夹克口袋中。从那天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对枪支的恐惧之中，尤其是隐蔽的枪支。现在，这种恐惧已经扩大，杀手可以全身披挂战术装备，携带AR-15式步枪袭击杂货店、学校、教堂、剧院——实际上是任何地方——并在几分钟内杀死数十人。许多美国人和我一样都感受到了这种恐惧，但这并没有为我带来安慰。事实上，这增加了另一个层面。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被恐惧所笼罩的国家：它削弱了我们，侵蚀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脆弱，而不是坚定。

当最高法院最近裁定美国人有权在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手枪时，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让人担心的不再只是那些鬼鬼祟祟背着包、让警铃大作的人，或者在炎热的天气里穿着一件宽大夹克的人。也可能是那个几乎没有引起注意的人，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枪。像约翰·欣克利这样的人，他混进人群中，直到突然现身。

多年前，有人向我引用了他们认为是——这一点未经证实——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说过的话，说“如果你让人们足够害怕，你就可以为所欲为”。美国有些人很清楚这一点，并依此行事。当一个国家里，人人担心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正合法携带着枪支的人，那意味着这个国家已被削弱，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恐惧是专制的温床，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崩溃的民主都是在恐惧的气氛中瓦解的。

但恐惧不是单一层面的。我们在合理的恐惧中学会了谨慎；我们学会了对什么事情要远离。

是我父亲教我对枪支保持合理的恐惧。我是在1950年代长大的，当时的电视节目主要是西部片，比如电视剧《荒野大镖客》(Gunsmoke)和《怀亚特·厄普的人生传奇》(The Life and Legend of Wyatt Earp)。剧中人都有枪，总有人中枪，他们会捂着伤口继续战斗。我的父亲决定让我们了解某些事实，它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同。每次，他都会说这样的话：如果那个人真的在那个范围内被击中肩膀，他的一半手臂就会被炸掉。或者：他的大腿刚刚中弹。他是不会一瘸一拐向前走的。他会失血过多。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股动脉是什么。

在我出生之前，我父亲获得了隐蔽持枪证。那是1947年；他是美国演员工会的主席，那是一个反共狂热和劳资纠纷激烈的时代。他受到威胁说他的脸上会被泼硫酸。有一次他的轮胎被割破了。他说他把枪装在肩挂式枪套里，那是他生命中一段可怕的时光。他说，这样做很有必要，但并没有真正让他感到更安全。这不断提醒人们生活会如何急转直下，他不喜欢生活在恐惧中。他知道恐惧对生活的侵蚀。

我父亲差点被约翰·欣克利杀死，后来在他出院的那天，我和母亲护送他出来。世界看到他自信、无所畏惧。你们没有看到的是，特勤局在病房里给他穿了一件防弹背心，小心翼翼地把它绑在他胸口长长的切口上。那天晚上晚餐时，我问他现在是否会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制立法。我父亲很顽固，他回答说不，更严格的法律也无法避免这样的事情。到1991年，他改变了主意，支持《布雷迪法案》，并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称“这种暴力必须被制止”。

尽管我父亲勇敢直视他的恐惧，他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他很少参加教堂礼拜。他说他害怕他会把其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几十年后的2017年，在我的几篇报道文章发表后收到死亡威胁后，我想到了他的话，我决定停止运营我的支持小组“超越阿尔茨海默氏症”。我每周举办两次活动，持续了六年，时间表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而我越来越担心我可能会将其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其中一次威胁很可能成为现实，以至于我联系了联邦调查局。我记得在“脉冲”夜店枪击案后，我坐在支持小组中，胃部痉挛，无法摆脱我们所有人都身在险境的想法。

枪支暴力触及你的生活后，你就再也回不去了。从那些失去孩子、亲人、朋友的人最深的伤口——最近的事件发生在尤瓦尔迪和布法罗——到幸存者，例如帕克兰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已经永远改变了，生活再也回不去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你总有一部分在警惕，总是怀疑陌生人。当有人把手伸进背包时，你会感到紧张。由于枪击事件在美国越来越普遍，几乎所有人都带着这种恐惧，即使他们自己的生活（目前）尚未受到枪支暴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