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生产力和通货膨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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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哪怕真的只是感冒，其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因此劳动力市场恢复良好和GDP萎缩就结合在了一起。

美国最近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衰退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竟然在走高。一方面，1到3月的GDP萎缩了1.6%、4到6月萎缩0.9%；另一方面，1到3月累积新增161万个非农就业岗位、4到6月累积新增112万个非农就业岗位。

这种总劳动力人数增加，但是GDP萎缩的现象在我看来反映出新冠病毒对生产力的直观影响——感染新冠直接让人们的生产力下降了，从而减少了GDP；为了尽可能维持生产，雇主会增加劳动力数量。这种生产力下降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我们能在服务业领域看到更多的零工经济和非正规就业，并看到服务业中介平台在欧美的兴起和扩张；另一方面，对于以制造业为主业的中国而言，这种新冠对生产力的影响也是个大难题。

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或感冒在大部分患者身上有着相似的症状，因此世界各国都有不少人将COVID-19称之为大号感冒或大号流感。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严谨，不妨假设它就是感冒好了。

感冒的确大部分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不过感冒的典型症状是持续一周左右的流鼻涕、咳嗽和全身酸痛，这些都使人变得无力而疲劳。即使是那些一个人工作，工作流程不涉及与他人协作的岗位（例如撰稿人），这种无力和疲劳（例如总是擤鼻涕或是因疲惫而需要休息）对工作流程的打断也显而易见——完成一篇稿子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而在现代社会的协作式生产中，这种无力和疲劳的影响更加明显。这种疲惫感首先会影响劳动者安全地使用生产工具的能力。例如，交警总是会提醒司机不要在感冒时开车；而雇主出于避免工伤或责任事故的考虑，也断然不会希望员工在精神不振的时候操纵机床等大型工业设备。因此，一个技术工人的疲惫会造成他所生产工具的闲置，从而进一步放大生产效率的损失。

在制造业流水线上，员工们往往排成一行，将原材料通过一个个环节加工成产品。一个员工的疲惫会导致该环节的处理能力下降，从而形成下游“缺料”和上游“积压”的瓶颈；此时，即使上下游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健康，整条生产线的效率也会下降。随着生产线工序不断细化，一个工作人员的生产力下降带来的连锁反应也成倍增长。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服务业岗位（例如商店和餐厅的店员）而言，精神形象是其所提供的服务的一部分：一个“鼻涕虫”或者“瞌睡虫”怎么想都不太适合出现在服务岗位上。因此，即使雇员只是伤风感冒，雇主也会避免让他们上班。这会导致店内人手下降，从而令能够服务的客人的数量更少。

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需要消耗原材料。如果生产或者服务的效率降低了，消耗原材料的速度也会降低。在现在JIT（Just in time及时生产）的无库存生产线上，如果消耗原材料的速度降低，原材料仓库出现爆仓只是时间问题。这使得管理层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资源处理物流混乱，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的生产效率。这一现象对于那些原材料会过期的行业（例如餐饮业）尤为明显。

总而言之，机械化、流水线化和无库存化使得劳动力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敞口风险大幅度上升。感冒带来的体力下降首先被技能化和机械化在个体层面放大数倍，之后随着生产线分工扩散到生产线的上下游，最后因为无库存而扩散到企业内的其它部门，并扩散到客户和供应商。

这也是新冠和SARS的核心区别——二十年前SARS的时候，制造业还没有这样的规模；但是二十年光阴过去，世界制造业的成本、规模、技术能力和协作紧密程度早已今非昔比，而行业的冗余也在越来越低。

这种改变主要来自于不断上涨的成本。例如，土地成本的上涨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一方面开始放弃多线同时生产的方法，转而提高单一生产设备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则开始采用零库存方法，从而节约仓库占地，将土地更多用在生产线和店内设备上；同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使得企业开始降低“人机比”。放弃多线生产降低了设备的冗余程度、零库存降低了原材料的冗余程度，而降低人机比降低了劳动力的冗余程度。

冗余的降低对于中小企业、个体经营户等尤其明显：他们往往只有一套设备和一套技术人员，这一套技术人员当中任何一个人因病缺岗，哪怕不会让企业陷入瘫痪，也能使得企业元气大伤。大型企业的情况可能稍微会好一些，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哪怕新冠病毒只是感冒，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其存在大幅度提高了劳动力感到疲惫的频率。因此，劳动力市场恢复良好和GDP萎缩就结合在了一起：企业主以增加人数的形式提供冗余，补偿单一劳动力请假的损失，因此劳动力市场恢复良好；但这种冗余的切换始终需要磨合，因此总生产力始终是下降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国家、所有行业最终都会以增加人数的形式提供冗余——毕竟增加人数会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以服务业为主要就业去向的美国，由于地域限制了企业主可采取的手段，因此这种劳动力的下降以增加人数的形式呈现。

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制造业的情况大不相同：由于外商可以选择海外的替代供应商，因此生产力的下降可能会导致贸易总额下降和外商流出。越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22年上半年越南被Omicron侵袭一次，就直接让越南出现了单月贸易逆差、半年顺差大幅度下降的局面。

同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人数的增加是以侵蚀企业的利润空间为代价的。在传统的雇员模式下，雇主需要为感染新冠的员工提供带薪病假，同时需要花钱请替代员工。这必然加大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对中小企业更是如此。

因此，美其名「灵活用工的个体承包（Independent Contractor）和人力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模式在新冠的背景下大幅度上升。例如，因为防疫而不能堂食的餐馆开始裁撤身为雇员的服务人员，并通过外卖平台委托身为个体承包商的外卖骑手继续提供服务；即使餐馆恢复堂食、也有平台开始为餐馆提供清洁工、传菜工和服务员的人力外包服务（预制菜和料理包其实就是传菜工的人力外包）。

同时，当企业主无力继续承担成本时，增加的人力成本必然会最终反映在产品的价格上。因此，全社会开始形成普遍性的通货膨胀——哪怕央行没有多发一分钱的货币也是如此。

因此，新冠病毒给经济造成了有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的复杂影响：公司内隔三岔五有人感染的现实使得公司长期在减员状态下工作，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的降低使得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减少，GDP下降、物价上涨；尽管企业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使得就业数据变得“欣欣向荣”，但这种额外需求往往是以单一员工的收入下降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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