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从拜登在79年面对邓小平的中国之行，也许可以看出当下中美关系的未来（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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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Michael Schuma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拜登首次访问中国时的情景，以及这次访问如何影响了拜登此后对中国的态度。拜登在当时认为与中国建交有利于美国对抗苏联，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发展前景可能为美国带来的好处。而作者认为，他的看法在今日或许也能为中美关系带来一些缓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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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19日，特拉华州的参议员乔·拜登在北京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面，当时他让华盛顿与共产党的新友谊受到了考验。

拜登能坐在那里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美国和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华盛顿，邓小平和他的干部被视为红色威胁的危险武器，他们30年前对中国的征服，被（美国）痛苦地哀叹为“输给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

在北京，美国人被视为无情的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的捍卫者，共产党在台湾岛上的死敌。

1971年，当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最初打破与中国共产党的僵局时，他不得不秘密潜入北京。而拜登则是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五人代表团的一员，相当公开地抵达。他的六天行程包括参观一所学校、工厂和一个公社。

尽管如此，双方仍有疑虑。在拜登访问前不到四个月，华盛顿已经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中国政府。

房中两人间的区别不可能更大了。拜登当时只有36岁，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在他的第二任期开始时，他首次访问中国。当时74岁的邓小平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和杰出的政治家，在拜登出生之前就已经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当时，这次会晤的意义并不算大。但今天，随着拜登入主白宫，他与邓小平的会议显得尤为重要。这段旅程影响了他未来几年对中国的思考，影响甚至可能持续到今天。

不仅如此，对美中关系过去的这一瞥，也为其未来打开了一扇窗。也许仔细看看北京和华盛顿为什么在半个世纪前选择建立友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之间今天出了什么问题。

拜登当时对邓小平的提问，探明了这一试探性伙伴关系的界限。作为一名资历较浅的参议员，拜登不得不在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中，等着代表团中更资深的成员率先发言，然后才轮到他发言。

根据国务院电报中记载的会议记录，当拜登得到发言机会时，他以一个典型的平民式调侃开场。他对邓小平说：“我想感谢你愿意从陪孙子中抽身，花时间接待我们。”

这引起了会议室里的笑声。然后他进入正题，“你和中国的其他高级官员一再表示，我们可以或可能考虑做些什么，来驾驭北极熊。”拜登指的是苏联，然后他一口气又问了三个问题，前两个是关于最近结束的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进程，以及中国对购买美国军事装备的兴趣。

邓小平说：“如果美国愿意为我们提供先进的武器，而且敢这么做，我们就敢接受。”

然后他爆出了一个大问题。“中国是否会考虑让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监听站？”

当时，华盛顿和莫斯科正处于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 II）第二项协议的最后阶段，协议将于6月签署。监听站对于帮助美国确保苏联履行他们的协议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最初的计划是利用伊朗的监视站来达到这个目的，但由于前几个月伊斯兰革命推翻了沙赫，这个计划也随之被推翻了。

中国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界（十年前双方曾在边界上互相射击），可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比拜登的问题更耐人寻味的是邓小平的回答：“如果你们提供监听技术，而且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可以接受。”

邓小平说，“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情报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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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邓小平言而有信。在同年早些时候，他在访问美国时就已经为这种情报站奠定了基础，当时他秘密访问了中情局总部。这些监听站最终在中国西部开放，靠近苏联的导弹试验场，非常方便。美国和中国在间谍活动中曾是合作伙伴。

所有这些冷战中的动作现在都成了古老的历史。但这一交流仍然引起了回响。拜登问的是一些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情。华盛顿花了几十年时间和金钱试图打败的中共，是否会与美国联手监视其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伙伴？

这种想法居然被考虑，就表明了北京对苏联的厌恶有多深。

但更重要的是，拜登的问题和邓小平的回答，凸显了1979年激励着新兴的中美关系的精神。中美两国都在越过他们的分歧和痛苦的记忆，以实现一个更大的目标。坐在那次会议上的拜登和邓小平，知道他们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他们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

随着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恶化，整个事件对今天的美国和中国也提出了一个诱人的问题。如果在1979年能有这么多可能性，而且当时的两人有更多理由害怕而不是信任对方，也许这种关系可以在2022年还能得到挽救？也许一个因超级大国重新对抗而伤痕累累的世界并非不可避免的？而且，也许拜登这个曾向另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求建立真正的非凡伙伴关系的人，正是拯救这种关系的人？

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而做出的承诺，促使邓小平愿意与华盛顿合作，并与来访的参议员接触，尽管他们刚刚触碰了邓小平心中最大的一根刺：台湾。

美国领导人信任中国共产党可能是一场豪赌，反过来也是如此。

台湾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主要争论点（本月早些时候，当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时，这一点变得异常清晰，促使北京以围绕着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作为回应）。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当时和现在一样，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台湾和现在一样，是竞争对手中华民国的所在地。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到那里后重整旗鼓。

美国一直坚持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不是共产党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两个政府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上。因此，当华盛顿最终在1979年的第一天与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不得不切断与台湾的官方关系。

然而，美国并不愿意彻底抛弃台湾。台湾仍然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国会制定了新的立法，称为《台湾关系法》，以在没有正式承认的情况下巩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在拜登与邓小平会面的前几天，卡特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确保了华盛顿对台湾的持续支持，甚至允许武器销售。

邓小平并不高兴，他也让拜登和他的同事明白了这一点。他说：“在正常化的时候，只有一个中国。请容我坦率地说，这一基础正在被破坏。”

邓小平警告说，美国正在“干涉”新关系的基础。邓小平说：“我想建议这里的人们注意这些想法”。

他补充说，“我们将观察美国对台湾的实际行动”。

美国人收到了这个信息。国务院电报中关于这次会议的摘要指出，邓小平对这一行为“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

邓小平对房间里的参议员发火是正确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台湾关系法》的起草工作。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转移了话题，并在后来的谈话中批准了拜登的监视站。

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参议员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和现在一样，华盛顿当时面临的难题，是在支持台湾和不得罪中国之间取得平衡，或者至少不至于破坏合作关系。

在代表团访问之前，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在国会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就在新关系开始之际，一些议员试图冒着与北京决裂的风险，明确声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拜登并不是其中一员。

在1979年2月和3月的整个会议过程中，拜登努力控制他那些比较鹰派的同事。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兼职教授马丁·戈德，在他的《台湾关系法立法史》一书中写道：“在所有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中，拜登是最公开地对将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写入法律犹豫不决。他认为构建一个充满联系和义务的网络会使与北京的关系复杂化”。

这并不是说拜登想放弃台湾。他最后对法案投了赞成票。但他也不愿意破坏与北京的关系。

经过一番争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参议员们，就有关台湾安全的具体措辞达成了初步妥协，纽约州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即将与邓小平会面的代表团的另一名成员）评论说，他将支持这一措辞，即使它证明是与北京的“破裂点”。拜登并不同意，他说：“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不接受这个前提，如果我认为这将结束关系，我就不会支持这一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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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3月初参议院的一次辩论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在全国和本院都有一大批意见，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良好意图持怀疑态度。但我坚持认为，承认北京政府，一个拥有近10亿人口的政府，一个已经执政近30年的政府，绝不意味着赞同这个政府的每一项政策或它的社会或经济制度。”

他断言，与共产党政权建立正式关系，是对东亚当地已有的政治现实迟到的承认。

拜登批评了华盛顿以前对中国和台湾的做法。“我认为，经过30年的刻意虚构，现在是摆正我们与中国和台湾关系的时候了。”

他提到了美国将中国“输给”共产主义的说法，并说：“我个人不认为中国是我们能输掉的东西。在我看来，美国在中国方面的真正失败，是失去了与大陆的联系。”

今天，这种言论被认为是异端。中国现在被认为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和经济竞争者。拜登在1979年倡导的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被诋毁为天真的象牙塔精英们梦想的巨大失误。批评者认为，像拜登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一直知道，共产主义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民主社会或一个值得信赖的全球伙伴。相反，美国心甘情愿地参与了，一个威胁美国首要地位和民主的威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崛起。

但是，这种批评将交往从历史背景中剔除。华盛顿当时的战略重点是与苏联的冷战斗争，拜登和其他美国政治家在1979年做出的选择，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评判。今天看来如此危险的中国，在当时是与莫斯科的全球竞争中潜在的破局者。

事后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意义。

拜登与邓小平的交流表明，他也是在这个更大的全球背景下设想与中国的关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和外交的副总裁丹尼尔·罗素告诉我：“拜登感兴趣的是什么，他关注的是什么，他向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与中国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他说：“这一切都与苏联和冷战有关……拜登通过冷战和对抗苏联的镜头来看待中国，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整个基础。”

有这种想法的并非拜登一人。他的行程记录显示，美国和中国领导人都是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而追求友谊的。邓小平对苏维埃政权的担忧并不亚于他的民主客人。他警告说，“苏联的全球战略是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

他们还谈到了越南，作为苏联的盟友，越南是双方的担忧。就在那年2月，邓小平因河内推翻了北京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而向越南发动了战争。

邓小平说：“越南是东方的古巴。”

双方的利益也超出了安全范畴。双方都能从不断增长的关系中看到潜在的经济收益。拜登和他的同事们忍不住将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东西与日本进行比较，日本当时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强国，代表团在那次旅程中也访问了日本。参议员们在关于这次旅行的正式报告中指出：“从以自行车或马匹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北京地区，到交通拥堵、拥有子弹头列车的东京大都市，没有人不被两国经济状况的深刻差异所震撼。”

然而，中国的经济方向存在不确定性。

邓小平在拜登访问前几个月就启动了他的自由市场改革，参议员们判断（结果是正确的），“领导人决心在几年内坚持这一路线，想看看它是否能加快中国的进步”。他们在报告中承认，这项计划的未来是未知的。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邓小平的计划会变得多么成功。在1979年，当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时，这个未来不过是一个梦想。

然而，代表团对邓小平的最终目标不抱幻想：加强中国经济。今天，中国的宣传者指责华盛顿试图通过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来“压制中国”。但是，如果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贫穷和孤立，华盛顿首先就不会与邓小平的改革合作。当时，参议员们在中国的经济计划中看到了希望，而不是威胁。

拜登在那次北京之行中所持有的关于中国的想法，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2011年，时任副总统的拜登在谈到最初的中国之行时，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我仍然相信，一个成功的中国可以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而不是夺走这种繁荣。由于贸易和投资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与对方的成功息息相关。”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乔·拜登总统的口气变得非常不同。对美国和中国充满希望的未来的乐观态度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冷战斗士拜登。他在2021年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必须迎接这个威权主义不断发展的新时刻，包括中国日益增长的，与美国相抗衡的野心”。

在台湾问题上，他的语气也发生了变化。他似乎不再担心因支持台湾而疏远北京。在5月的东京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在中国的攻击下对台湾进行军事防御时，拜登只是说：“是的，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

然而，拜登长期坚持的接触信念似乎还在持续。尽管他保留了特朗普政策中的许多内容，包括关税和制裁，但他们的做法在根本上是不同的。

特朗普一贯嘲笑接触是“全球主义者”对美国利益犯下的、几乎是背叛的愚蠢行为。拜登仍保持着与北京继续合作的一些希望。拜登曾解释说：“我们将对抗中国的经济滥用行为，反击其侵略性的胁迫行动，以回击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但我们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与北京合作。”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种观点使拜登成为披着狼皮的绵羊。他们认为，一旦成为中国的绥靖者，就永远是中国的绥靖者。但在他的思想中直接划出一条从1979年到2022年的直线，则过于简单化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给我的邮件中说，拜登“不坚持于意识形态，他对中国的看法也不是固定的。他在中国问题上持有看似不一致的观点，既强调民主战胜专制的重要性，又……敦促美国和中国在竞争中找到共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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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点使拜登成为了正确时刻的正确人选。在美国和中国陷入超级大国对抗的时候，拜登仍然抱有希望，认为可以避免最坏的情况，而更好的情况是，两者可以在关键的全球问题上找到一致的方法，例如气候变化。

凭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的长期联系和经验，他可能还能有一线机会。至少，拜登能让双方保持对话。7月，拜登和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去年11月，也曾进行过三个半小时的会议（尽管这两次会议不是面对面进行的）。

亚洲协会的罗素告诉我，“好消息是，在华盛顿那些捶胸顿足希望让中国见血的美国政客中，绝对还有一个人，他恰好是美国总统，他……明白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为一些共同目标和一些全球福祉，做出建设性的贡献。谜题是如何开启这种合作。”

自拜登在1979年会见邓小平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时存在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巨大权力不平衡已经大大缩小，而北京的野心也相应地扩大了。在冷战时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苏联；今天，中国领导人已经与俄罗斯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对抗美国。习也没有像邓小平那样寻求加入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而是致力于颠覆它。

尽管邓小平和拜登从更紧密的关系中看到了相互的经济利益，但现任领导人和拜登设想在全球技术、贸易、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激烈的竞争。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对我写道：“拜登认为他可以两全其美，实现前任未能完成的目标。即在限制中国地缘政治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取得切实的政策胜利”。然而，中国共产党“并不想生活在拜登试图建立的自由国际主义世界里。这就是为什么拜登的中国政策最终不会成功”。

考察拜登和邓小平在1979年的交流，可以感受到今天美中关系中可能缺少的东西：对实现共同目标的共同兴趣。两人当时也有分歧，而且其中的许多分歧与今天相同，例如台湾的命运问题。但华盛顿和北京能够尽可能地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以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两个国家需要对方。

今天，他们仍在这样做，以解决紧迫的全球问题或获得持续的经济利益。但这些共同的利益正被它们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分歧所吞噬。目前，北京和华盛顿似乎都不愿意也不可能放下这些分歧。而在放下之前，79年的精神可能只能沦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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