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峰会能否重振香港金融地位？（组图）

香港政府在这场峰会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让香港重新回到国际金融舞台。

承担重大使命的金融投资峰会

根据公开议程，为期三天的峰会以主办方星期二（11月1日）在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举行的欢迎晚宴揭幕；隔天来自全球的金融领袖在中环四季酒店就各项金融议题进行专题讨论，内容涉及利率上升和滞涨风险给金融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可持续金融、创新金融等议题；最后一天，由香港金融学院联合主办的“与国际投资者对话”环节为峰会拉下帷幕。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透露，这场峰会吸引了来自超过100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约250人参加，一半以上来自海外，当中有40名属于行政总裁和主席层级。与会的重量级人物包括：摩根大通董事长高曼（James Gorman）、瑞银集团董事长凯莱赫（Colm Kelleher）、高盛董事长所罗门（David Solomon）、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

这场峰会吸引了来自超过100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约250人参加，图为参加首场专题讨论环节的余伟文（左起）、黑石首席财务官麦克·翟、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戈尔曼、瑞银集团董事长凯莱赫、中国银行行长刘金、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所罗门。（中新社）

虽然香港还没完全解除所有边境检疫措施，仍执行“0+3”制度（不必到酒店集中隔离，实行三天居家健康监测），但为了吸引更多金融精英与会，主办方也为峰会量身制定防疫规定。根据香港现行防疫要求，三天健康监测期间不能到餐厅堂食，但金融峰会允许多名与会者在闭密空间内一起用餐。

李家超星期三在峰会上信心喊话称，对香港而言，“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法新社）

李家超形容，这场峰会是“香港重返舞台峰会”。他称，香港具有联系全球和中国大陆无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呼吁金融界翘楚把握好机遇和时机，“现在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好时候”。

峰会前的小插曲

不过，在这场峰会正式揭幕前，出现了不少戏剧化插曲，给峰会的筹办带来阻力。

首先是多名原定与会的嘉宾临时退出，包括因确诊冠病无法参会的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Jane Fraser）和黑石集团总裁格雷（Jon Gray）、因工作安排取消行程的巴克莱集团行政总裁C.S. Venkatakrishnan。东方汇理总裁巴乌德森（Valerie Baudson）和资本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阿穆尔（Timothy Armour），则分别以紧急家事和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两人原本担任“可持续金融”专题讨论的嘉宾。

峰会当天，由于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逼近，香港天文台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全港停工、停课、股市停市。

这场峰会也被政治化，20家总部设在美国的香港人权组织上月17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警告出席峰会的华尔街金融领袖，称他们的与会恐将招致法律和监管后果。

10天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主席——参议员默克利（Jeff Merkley）和众议员麦戈文（Jim McGovern）发表声明，批评参加这项峰会的举动是在为“香港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一道迅速剥夺香港自治、新闻自由和法治的行为”提供合法性。

麦戈文（图）与默克利发表声明，批评金融大佬们参与峰会的举动在为“香港和北京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合法性。（法新社）

声明强调，李家超是被美国制裁的人士，出席峰会是为他提供“政治掩护”，与会者也将被视为北京和香港当局侵犯人权和输出非自由世界秩序的“同谋”，并敦促他们重新考虑出席峰会的决定。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的社评更形容出席峰会的华尔街银行家，犹如在给李家超“磕头”，无助于提升他们和银行的名誉。

但在种种外界压力下，港府最终仍如期召开这场峰会。

经济下行的压力

自2019年疫情暴发以来，香港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逐步放开入境防疫管控后，香港为和中国大陆尽早实现通关，仍采取较为严格的入境防疫措施，直到今年9月下旬才取消入境者必须在酒店集中隔离的要求，改为三天健康监测。

这导致海外投资者入境香港时不得不经历复杂的手续和漫长的隔离，冲淡了他们赴港从事商业活动的意愿，不少外资还因此撤离香港。同时，严格的疫情管控也冲击了香港赖以维生的服务业和金融业，内外因素让香港经济在疫情期间受挫。

香港两年多来严格的边境检疫措施，冲淡了海外投资者赴港从事商业活动的意愿。（法新社）

香港今年第三季度预估地区生产总值（GDP）或将萎缩4.5％，为今年以来连续第三季萎缩，也是2020年第二季以来的最大跌幅。

据彭博社报道，在全球首次公开募股（IPO）大幅降温之际，香港在亚洲IPO市场的比重也跌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年内IPO下滑了74％。

此外，因担忧北京对香港收紧管控，部分富裕人士选择到新加坡等地设立财富管理机构，导致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行业增长放缓。根据香港证监会数据，2021年香港资产管理规模仅增长2％，相较于前一年21％的增长显著放缓；私人银行和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资产管理规模也下滑6％至10.6万亿港元（1.92万亿新元）。

人才方面，过去两年香港流失了14万劳动人口，大型企业招聘人才困难。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今年7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基金管理公司将区域和全球职位从香港转移至海外其他办事处。超过70％受访者称，在香港雇用和留任外籍人士“极其困难”。

过去两年香港流失了14万劳动人口，大型企业招聘人才困难，图为11月1日香港市民在香港国际机场准备搭乘飞机离境。（彭博社）

GDP萎缩、外资出逃、加上近几年香港政治动荡导致的人才外流等因素，都在一步步削弱香港的竞争力。坐以待毙显然不是出路，而此次金融峰会就是港府为让香港重拾竞争力做出的努力。

峰会能否达成使命？

不过，商业领袖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普遍认为，金融峰会和星期五（11月4日）起举行的国际七人制橄榄球赛这两项寻求彰显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吸引力的标志性活动，恐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香港德国商会主席哈克（Johannes Hack）称，目前人们对于赴港商务旅行的总体感受是：“谢谢邀请，但等你们真正放开了再给我们打电话吧。”他认为，只要防疫限制还在，人们就无法完全放心地去香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行程受到干扰。

《明报》星期三发表社评称，香港现在虽然“回来了”，但外部环境已面目全非，如何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奋力前行，才是真正考验，防疫措施不过是短期问题。文章形容峰会如烟花，但一颗璀璨不足以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陈进来向彭博社分析，虽然外资仍热衷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开展业务，但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之际，经济和金融风险剧增，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成了外资不得不努力应对和警惕的挑战。

不过，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埃尔多斯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较乐观地认为，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超级连接作用将继续让香港闪闪发光，香港仍是金融界的一支劲旅。

这场金融峰会能否给香港注入一剂强而有力的稳定剂、成为香港重返荣光的一个起点，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不过，即使在美国政客软硬兼施的“劝告”与“警告”、以及香港现有的防疫限制下，仍有250多名金融大佬出席这场峰会。这也反映出国际金融界仍看好香港连接中国大陆的独特优势，对这个老牌金融中心还抱持一定信心，并期待香港早日走出疫情，以全新的姿态重返国际金融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