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2万字详细解读：中共20大到底说了什么，对中国和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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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下属的三个涉华项目：费和中国研究讲座（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中国力量”项目（China Power Project）和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Trustee Chair in Chinese Business and Economics）联合主办了一次谈话会，分析了中共二十大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介绍

主持人甘思德：22日，中共结束了第二十次全国党代会，他们选出了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习近平在这次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然后在周日的一中全会上，他们选出了新的领导人阵容，他们在舞台上亮相，其中包括习近平总书记。但大多数人都被胡锦涛提前退场的视频所震撼，不过我确信发生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我们将分三部分解读这一切。首先，由裘德·布兰切特和露西·霍恩比领衔关于政策的讨论。

然后，我们将讨论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由林洋和冯德威主导。

最后关于经济政策，由我（甘思德）和丹·罗森来主领。这是一个很棒的群体，可以尝试拆解过去一周左右中共所发生的事情。

关于政策

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担任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在此之前，他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中国经济和商业中心的参与主任，研究中国的政治环境，重点是中国共产党的运作及其对外国公司和投资者的影响。近期著有《中国的新红卫兵：激进主义的回归和毛泽东的重生》。

译注：裘德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三点：1）二十大报告的意义需要时间来完全展现；2）习近平向全党展示自己毫无妥协意愿；3）报告中的目标愿景之间相互矛盾，有些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共很少承认自己面临艰难的政策选择

裘德·布兰切特：作为今天活动的前提，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阅读整整64页的二十大报告。这里我们省去逐行的解读，只有几点意见。

我知道对政治报告和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等阵容已经有了一些热议。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认为过去一周事件的影响将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全发挥出来，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全理解。

任何读过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关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伟大著作的人都知道，当像二十大报告这样的文件出来时，它就像圣经文本。解释是通过（中共组织内的）集体阅读和集体学习得出的，不是你一读就能理解其意义的东西。

译注：弗朗茨·舒尔曼是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冷战时期有关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和著作而闻名。

因此，虽然我们当然要去看这些文本段落并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但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中共党员们将坐下来进行集体学习领会精神，报告文本的真正意义将通过这些学习活动展现出来。

同样，如果有人像我一样，是在学习圣经的背景里成长起来的话，你会看到类似于圣经的情况：在许多方面，这份文件也是一份活生生的文件，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因此，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事情的变化和党对报告中某段话的正式解释的纠正，某一提法的含义会发生变化。

人事阵容也是如此。我们都会对周日看到的新常委及其重要性有一些初步想法，但我认为也必须等到明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到我们看到将执掌许多机关和机构的一整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阵容，才能真正了解全貌。

所以，我并不反对当下的热议，我自己现在就在参与其中。但这只是一个提醒，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不断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政治报告的影响还是人事安排的影响。

我知道大家都喜欢说中国很复杂，你不能把中国比作一个人。但是，在经历了这次大会之后，很难不感觉如此，因为你无法避免习近平无处不在的、 压倒性的主导阴影。

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管理这个体制。他当然有副手，也当然有反对者，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天高皇帝远的党国体制。所以国家和中央层级之下的主体，关系甚大。

但就象征意义而言，就中国发展轨迹而言，习近平已经显示出，他不只是拥有非凡的权力；虽然我认为在大会之前已经有了明显的迹象，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大会上看到的是：他根本没有向任何其他利益攸关方显示出哪怕是一点点妥协的愿望，而且肆意无视任何管理精英政治重要方面的规范，虽然这些规范已经在这些年逐渐被破坏的不完善了。

不再有清洗了，也许后面会争论有关胡锦涛的问题，但我不认为那是接近于清洗的事情。但是像胡春华这样的人被公开踢出，不仅没有得到政治局常委席位，而且被赶出了整个政治局；而像张又侠这样的人，72岁的高龄还留在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年龄规范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像蔡奇、甚至我们还可以把李强这样的人加上，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会的出现，体现了任人唯亲，而他们原本没有资格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大会甚至没有一丝继承人的气息。对于任何现在看着这些政治局常委的年龄，而说“好吧，他们或许可以（继承）”的人，我要告诉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现在常委会中没有人是够格的继任者.

政治局中也没有任何女性代表。

将政治局人数缩减为偶数（即从25人变为24人），这有什么利害影响呢？因为有一个奇数的话，至少会让人觉得如果出现了僵局，奇数是克服这一问题的办法（即表决可根据简单多数决）。而现在中共甚至不需要再这样做了。

这次党代会，还有其他我甚至没有在这里讨论的多个“第一次”。但是我认为，就人们所说的“习近平掌控着整个局面”而言，我认为比这个形容更严重、更糟糕。

这次大会是一个明显的（对惯例的）废除，而且是以非常非常公开的方式废除。其中一些（惯例），虽然是非常不完美的。但尽管如此，这种惯例和规范的生态系统，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积累起来，试图压制精英政治，并试图引导中国在一个其实很危险的边缘远离个人独裁，并为中国整体方向创造一些可能更好的结果。

而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回到毛泽东时代——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但就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而言，我们肯定处于新领域、不可预测的领域。

回到报告里的其他实质内容，与会同仁将帮助我们解读关于台湾的部分，解读中共如何评估其战略环境的部分。甘思德和其他人将谈论新冠清零。所以让我专注于将政治报告视为一个政治议程。

如果你停留在大会报告的文本中，其中讨论着很多东西。如果得到实施，将会对中国有利。比如谈到了人才战略、谈到农村振兴，解决城乡不平等、谈到继续推动中国的创新再上台阶；这些在理论上都是伟大的。但我发现报告文件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即很少承认中国需要做出任何艰难的选择来实现这些目标。

例如，共同富裕被多次提及。习近平表示这是解决不平衡、不平等增长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当到了谈论税收改革部分时，你就会发现仅有一句轻轻带过的台词：“优化税制结构”。

这完全是一句空话。

你几乎可以从报告中感觉到，中共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方法，只是要求雇主们支付更高的工资。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份真正列出体制所需要做出的艰难选择的文件，而且习近平也声明了，（报告）是将要真正开始走向“啃硬骨头”的战略的一部分。

当然，这是一份充满矛盾的美好愿望清单。因为它想创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系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新生态系统，并且是通过自力更生来实现。所以，大家能看到其中的矛盾关系：我们一方面要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正如报告所说要“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

因此，要吸引所有这些高级人才，并使他们与党订立主仆契约。所以，矛盾是贯穿其中的。

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拥有所有这些权力，他可以拆散各个派别，但他又显然没有强大到足以推动出台财产税。不幸的是，如果不真正开始着手这些明显而特别困难的政策议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税收和财政制度的话，就不可能去想象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个目标又是习近平提出来的。

如果习近平不以掌控的所有权力去做这些事，那么，这到底真正是为了什么？

现在把话筒交给霍恩比同志。

露西·霍恩比（Lucy Hornby）多年来为《金融时报》、路透社和道琼斯公司在亚洲进行报道。她曾是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的2020年研究员。目前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任访问学者（2021-2022），她研究中国改革时代的中国国家主导制度。

译注：露西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三点：1）外界对胡锦涛的离场主要是误解，但这种出于本能的认识正好理解了一个不透明的体制；2）随着习近平衰老，党内将有大量围绕着他的“戏剧”出现；3）党内雄心勃勃的中高层干部也会卖力“向上表演”以迎合习近平的个人偏好

露西·霍恩比：我告诉过裘德，我会谈谈我们在那个周末看到的戏剧性场面。作为一个在人民大会堂旁听过很多很多这种会议的记者，我认为党在会场上如何展示自己很重要。戏剧性和象征性的语言对这个党来说真的很重要。

那个周末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当我们看到胡锦涛，一个困惑的老人，被带下会场是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场景。我有许多根本不是中国人的朋友，都突然对中南海学着了迷。他生病了吗？他是不是糊涂了或者老糊涂了？他是否被毫不客气地公开羞辱了？

所以突然间每个人都“尝了一口”我们这些人每天研究的东西的味道，他们看到了离场中的那种强制性。

我想就胡锦涛的离场谈一谈，我认为这个事件发出的信息是：看了录像后，我不认为他们事先计划好要把胡锦涛驱逐出会场。我一次又一次地看了录像。看上去他已经很衰老了。他正试图对文件做些什么。栗战书正试图安抚他，就像你安抚一个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年长亲戚一样。之后，习近平应该是说够了，叫工作人员过来并吩咐人把他带走。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预先计划好的事件。

尽管如此，但每个人都得到了（各自解读的）信息。你不必成为中南海学专家，也能看出不仅这个老家伙已经离场，而且他的嫡系人马也是如此。这件事与他的嫡系人马有重大利害关系。你几乎不需要看之后的常委名单，就知道胡锦涛的门徒们要走了。

因此，我认为这种对不透明体制的本能理解，是以人们能够理解的符号（以及误解）呈现出来的。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当他在90年代在政坛逐渐成长起来时，他的家人花了很大力气来掩盖他父亲习仲勋已经彻底衰老的事实。

因此，如果你看一下他父亲去世后不久的文字记录和悼念，里面经常提到他父亲晚年访问视察，或他父亲写的备忘录。但他父亲显然不可能写字了，因为习仲勋显然进入了生命维持状态。但这说明，在这个体制中，在金字塔顶端有一个靠山是多么重要。

我认为这对今后的态势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为习近平刚刚为自己准备好，未来会成为一个非常年迈的掌权者。当有一个非常年长的人掌权时，围绕基本生活能力下降的掌权者的戏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5年、10年、15年、20年，不管是多少年，我们所有人将越来越多地参与这种信号游戏，去试图猜测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比如：将会有关于习近平疾病的传言，将会有关于不露面的猜测。

将会有一些想成为他的继任者的人，试图在战略性时刻与他出现在一起，试图表明他们得到了习近平的青睐。因此我认为，未来几年里，这种显示靠山的戏剧将成为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信号游戏的另一面是：不只是有高层人物向下发出信号，也有中层官员向上发出信号。我们已经在中国体制里看到了这一点。能极大助推官僚职业生涯的一个好方法，就是采取一项与习近平思想高度一致的轰动性行动。

因此，观察中国外交政策的人，甚或只是在推特用户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战狼外交官：通过浮夸的作风、通过与人们所认为的习近平的偏好保持一致，他们已经能够实现插队，跳到其他在晋升层次上本该领先他们的人前面。

我认为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行为。就是中层官员们在其非常确定的领导所希望的方向上冒出头。如果冒得太远，他们会扭伤自己。但如果实现了集体的目标，那就会是一个巨大的职业发展。

我认为我们肯定会看到这一态势向前发展，特别是在非常微妙的领域，比如南海或者台湾。这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风险因素。在这个体制中有一种真正的激励因素：对那些雄心勃勃的中层官员来说是一种信号，他们会扑向习近平想要的东西。我认为，这可能是非常微妙的情况，需要我们处理好。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正如裘德所提到的，目前习近平没有继任者。这意味着任何想成为继任者的人都必须积极证明自己与习近平思想一致。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竞争者争相成为所有竞争者中最像习近平的人，以试图获得他的青睐。

我个人认为：当习近平在分析中国政治时，以及他看到自身政治生活的不稳定性时得到的结论是真诚的，那就是：他看到只要有一个以上的权力中心出现时，不稳定就会发生。当他说自己不想指定一个继任者时，他很可能是非常真诚的。因为他不希望有第二个权力中心，而这是导致不稳定的原因。

但研究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导致不稳定的真正最大因素是遇到继任危机的时候。即：当有一个以上的潜在继任者争夺王位，而年迈的领导人仍然活着并且已经老去的时候。

我们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为习近平而表演的那种戏剧性，以及这种戏剧性的加剧，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将加速习近平自己喜好的那种激进化。那种喜好就是为党提供更多领导地位，让中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任何推动这些点、或更积极推动这些点的人，就有助于自身成为更合格的继任者。

因此这些都是体制内的真正危险。我相信，随着习近平年龄的增长，这些危险会加速。当我们进入下一个五年甚至十年的周期时，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至少一个或更多的继任危机。而且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些危机以我们本周末看到的方式再次出现：围绕着一个老人的某种模糊迹象，而外界每个人都在试图弄清楚这些意味着什么。

其他同仁将深入探讨更多具体细节，但我认为，党内互动的这种戏剧性心理以及它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将是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东西。

林洋（Bonny Lin）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安全问题高级研究员和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此前，她是兰德公司空军项目战略和理论项目的代理副主任，也是兰德公司的政治科学家，她分析了美国与中国竞争的不同方面，包括美中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竞争以及中国对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使用灰色地带战术的情况。2015年至2018年，林博士还曾在国防部长办公室任职，担任台湾事务主任、中国国家事务主任和中国事务高级顾问。

译注：林洋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五点：1）中国领导层对总体安全情况的评估很不乐观；2）总体安全中最大的挑战和种种严峻挑战都来自美国；3）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都将非常艰难；4）何卫东的背景；5）新军委不意味着在短期内准备对台动武。

林洋：我将从这里开始，冯德威和我将主要讨论外交政策方面以及安全方面的问题。

所以，露西和裘德都谈到了习近平任命忠心耿耿的人获得中共最高职位，但我想让你们知道：即使习近平的权力在第三个任期内更集中和更安全，但这并没有使他在处理外交政策时更为容易。

所以，当冯德威和我盘点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时，大家会看到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为糟糕。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在驾驭中美关系方面。当然，台湾是获得更多关注的问题之一，这种关注来自中国以及国际社会。

因此，让我先讨论一下总体安全环境。我有几件事想强调。

第一件事是：我们在二十大上看到中国如何描述其总体安全环境，如何描述总体机会，与5年前十九大上的描述非常不同。

所以，五年前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说——我以为报告里有一个相当关键的段落是：“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党代会报告提到黑天鹅和灰犀牛，这确实暗示了中国领导人对其面临的各种威胁的重视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灰犀牛最近被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用来描述台湾独立。它通常指的是一个大型的、可见的事件，也与大型结构性问题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忽视的威胁。

我们还看到，二十大对安全问题的整体优先考虑体现在几个方面。我们看到报告有一个新的部分专门讨论国家安全，涉及到中国需要做的一系列活动，以准备应对这些各种国家安全风险。

包括：反制裁、粮食储备、能源资源、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但也包括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我知道有很多人对党代会报告中使用的不同词汇进行了词频统计，我的团队也对不同的关键词做了一些统计。

我想指出：看一下安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使用情况，它被使用了90多次，而安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使用了大概54次。而且这两份报告的篇幅相差不多。因此，并不是因为一个报告更长，才看到这个词使用更多。

我简单谈谈美中关系。我认为党代会以及人事变动都显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挑战性轨迹。因此在党代会报告中，当中国描述它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时，很多实际上是指美国带来的挑战，或者是美国所支持或参与的挑战。

因此，其中有一句话谈到了中国如何“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这是相当鲜明和直接的语言，在报告中从未直接提到美国，但我认为作为密切关注中国的人，我们都知道这里是指的是美国。

我们也看到，鉴于对美国对北京意图相对负面的评估，中国也在重新定义和限制其寻求与美国共同达成的目标的雄心。因此，它在关于主要国家关系的部分谈到：“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这句话与十九大中出现的一句话很相似，但它有两点不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这句话不再提及合作，而合作是用来描述美中关系的一个术语。现在，合作已经被一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术语，即积极互动所取代。因此，这表明北京对在一系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前景不那么乐观。

第二，我认为相当引人注目的是：报告在这句话中还包括大国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即“和平共处”。我们知道这一直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目标，但至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期间，中国觉得在提到大国关系时不需要强调和平共处，这表明随着中国向前看，它实际上认为“和平共处”，也就是避免与美国发生危机或冲突的前景实际上正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加入了这个词。

就中国可能考虑怎样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这些问题而言，我认为有趣的是报告中说：未来五年将是中国努力的关键。报告并没有使用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相同的语言，后者将未来十年定性为决定性的十年，但它确实使用了未来五年非常重要的语言。

而在中国能够应对自身所认为的不断上升的中美紧张局势，或者更大一点的范围：应对外部挑战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突破，实现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并加强科学和技术发展。

此外在这个清单中，冯德威很快就会介绍，还有致力于加强解放军建设，以及更广泛地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让我再谈一谈在处理美中关系时，我们所期待的人物。在外交方面，人们普遍猜测，鉴于王毅被加入24人所组成的政治局，他很可能也会取代杨洁篪。我认为露西和裘德都谈到，王毅是中国领导人从事“战狼外交”的一部分。

我们还期待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发挥相当突出的作用，因为他入选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而他的同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刘结一却没有，这表明秦刚很可能被选为下一任外交部长。

同样，秦刚也以其“战狼”外交风格而闻名。看看他从他在华盛顿的任期中学到了什么，他的任期并不容易。

在国防方面，我认为非常引人注目的是目前的阵容表明：李尚福上将可能成为下一任国防部长。如果有人还记得的话，李尚福在领导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时，曾因中国购买俄罗斯Su-35战斗机和S-400防空导弹。而在2018年受到《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缩写：CAATSA）的制裁。

换句话说，李尚福目前有一个签证禁令，他不能与美国人打交道。因此，如果他是美国以及我们国防部长的主要对话者，我认为这对二十大后的中美两军关系的开始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坎坷崎岖的阶段，无论是在外交方面，还是在国防方面。

现在让我也简单谈谈台湾问题，我认为这与冯德威将要开始的讨论有很大联系。在大会报告关于台湾的部分中，没有任何在2022年8月的台湾白皮书中（《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我们没有看到的新内容。大会报告非常详细地列出了中国希望在2027年和2035年之前实现的若干目标。但与台湾的统一并不在任何细节列表中，我们没有看到为台湾设定的任何具体时间表或日期。

现在媒体上有很多猜测，新的中央军委，特别是任命何卫东上将为军委副主席，意味着中国准备对台湾使用武力。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也认为他上任可能有其他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你看一下何卫东的任职履历，特别是他在东部战区内的履历，很难不得出他因为与习近平有牢固关系而得到晋升的结论，习近平自己也在东部战区所辖的地区工作了22年以上（1985年-2007年）。而

建立这种信任和建立这种忠诚度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预期：如果习近平试图在军队中提拔自己人，我们就会看到更多在东部战区有任职经历的人。

译注：何卫东在东部战区的服役履历

31集团军（驻地福建厦门）战士至司令部侦察处处长、师参谋长、旅长、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1972年-2013年1月

南京军区（东部战区前身）副参谋长等：2013年1月-2016年5月

东部战区司令：2019年12月－2022年9月

我想指出的第二点是：现在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相当有趣的一点是，他们有跨越多个战区的经验。张又侠有在北方战区（沈阳军区）和西部战区（成都军区）的经验。而何卫东有东部战区司和西部战区的经验。我想说在我们观察台湾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重大的时间表转变，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新的中央军委意味着中国准备对台湾使用武力。接下来交给冯德威。

冯德威（David Finkelstein）是美国海军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简写为CNA）中国和印太安全事务处副总裁兼主任。他长期研究中国和亚洲事务，著作颇丰。作为一名退休的美国陆军军官，冯德威博士曾在排、连、营和陆军主要指挥层担任指挥和参谋职务。他在五角大楼担任过与中国有关的重要职务，是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顾问。他还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教授中国历史。冯德威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历史博士学位，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美国陆军指挥与总参谋学院和陆军战争学院。他还曾在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学习汉语。

译注：冯德威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五点：1）新军委的人员背景平衡性很好；2）中共认为军队现代化任务非常紧迫；3）解放军的官僚主义被很大程度克服了；4）解放军将获得很多军事行动部署机会以获得锻炼；5）极为强烈的不安全感是未来中共决策的核心驱动。

冯德威：好的。裘德，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即我们必须谦虚地看待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上的墨水还没有干透的事实，对我们的判断方向要非常谨慎。接下来，我会更专注地讨论军事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内其他部门一样，解放军利用大会召开前的几周时间来宣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从8月选出304名解放军代表开始，解放军宣传机构就开始超负荷运转。大会前的宣传攻势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吹嘘其自7年多之前启动历史性军事改革计划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因此在这方面，全世界的解放军分析家们，比如咱们此次会议上的一些听众和外面的听众，就得到了一份礼物。解放军的政工系统在几十篇文章中叙述了为什么军事改革是必要的，改革进程是如何管理和实施的，以及改革进程迄今取得了什么成果。

因此，核心是在大会前，解放军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可以炫耀，而且在这样做时并不感到羞涩。事实上，习近平在他的报告中承认了解放军在过去五年和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

林洋已经谈到了中央军委人员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只补充几句。

当然，习近平仍然是一切的主席、一切的组长，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林洋提到两位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正如林洋指出的他们分别对中国人所说的不同战略方向都有经验。就何卫东而言，是印度边境和台湾以及与与日本之间的东中国海。

我们已经知道有两个留任者，是张升民和苗华。

林洋还提到，当魏凤和在春季全国人大会议上离任时，李尚福是国防部长的可能候选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使美国和中国的互动变得有些微妙，因为正如林洋所说，他正受到制裁。

但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这个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似乎有一个非常好的具有作战背景、政治背景和技术背景的军官组合。而且，作为最高级别的军官，他们都必须指导他们各自的组织通过2015年启动的显著变化（即军改）。当然，通过保留三名前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将有一定程度的机构连续性。

但除了人事安排之外，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关注这些高级军官将要掌控的军事和国防政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新的军委成员正在登上一列已经在朝着某个方向前进的列车。

他们的责任是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和改革，特别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这是报告中提出来的。我认为他们将面临一些必须取得进展的政治压力，因为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同意在党章中增加关于军事现代化的措辞，他们赞同习近平的报告。

因此，让我谈谈习近平在大会报告中的军事部分。军事部分的第一句话就说：“（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十九大上习近平说要在2049年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因此，要说明的第一点是：报告中关于军事现代化的措辞继续散发着与2020年五中全会相同的紧迫感，当时解放军被告知要加快军事现代化，报告中的其他术语也支持这一点，如加快工作、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强，等等。

因此，军事现代化被赋予了紧迫感。

第二，报告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份相对详细和公开的待办事项清单。裘德早些时候提到了其中一些愿望。而这份公开的待办事项清单，我可以补充说，类似于解放军在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收到的详细待办事项清单。

取决于你如何统计，报告大概为解放军确定了30至40项具体任务。一般而言，这些任务又分为四大类：政治工作、组织和机构改革、作战行动和作战目标，以及最后：能力积累要求和技术目标。

这些目标中有许多是熟悉的，这表明2013年一些最初的改革目标仍在进行中或需要调整，这也说明，在解放军被告知在自身所处的方向上，连续性多于变化。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将有大量的分析工作要做。要仔细研究习近平报告中的清单，确定哪些是标准的，哪些是新的，以及这些任务对解放军关注的各种紧急情况有什么影响，台湾是其中最重要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报告中的一些任务传达出了一种感觉，即解放军被告知要在行动上更加靠前。例如，解放军被告知，它必须能够：“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同时“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化联合训练、对抗训练、科技练兵”，而我正是对这些涉及行动的部分情有独钟。

因此，沿着这些思路，报告告诉解放军要“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

这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语言。

我正在努力思考这对南海、东海和台湾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解放军在对台湾、南海和东海的行动中更加注重前瞻性。

最后，解放军被告知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

对我来说，这份报告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2012年执政以来，习近平将军队的现代化和改革置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改革的大背景下，并置于党对中国国家崛起的期望之下。因此，解放军的各种现代化目标的目标日期与党改革的目标日期完全一致。因此，我曾经称之为解放军官僚主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自从习近平统帅全军以来，这种情况已经结束。

因此，这引出了我的最后一点。林洋已经谈了很多，所以我可以浓缩一下。但是，习近平的报告散发着一种北京对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祥之感。

如果你读一下大会公报（即：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其中有一句话说“大会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而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些分析是什么。

很明显，当党在谈论其外部安全环境时，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你已经听到了这些术语：“巨大风险挑战”，“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对“不确定难预料因素”的关注。林洋已经把它说了一遍，林洋还正确地提到：报告中的一个关键判断，特别是中国之前正在享受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被完全对冲。

当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中国是否仍处于和平与发展时期，或者说世界是否仍处于和平与发展时期？报告认为也不再是了。

“和平与发展”原本是中国共产党教义中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邓小平时代。因此，让我在这里用五条结论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在问答中更多地谈论和平与发展问题或军事问题。

首先，当涉及到解放军正在进行的基本现代化道路时，我看到二十大报告上有更多的连续性，我没有看到任何大的变化；

第二，从解放军的角度来看，新的中央军委的组成是由具有作战、政治和技术背景的军官组成的；

第三，我认为，中央军委的新领导人将面临一些政治压力，要求他们在确定的军事现代化的各个领域显示出更快的进展；

第四，我认为我们应该会看到解放军继续部署一系列军事任务，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国内的救灾，但也在中国周边地区开展、塑造和威慑行动，正如它今年8月在台湾周围展示的那样；

最后，中共已将外部安全环境评估为对中国越来越不确定和危险，而解放军的现代化将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

所以，我想我就说到这里吧。

关于经济

丹·罗森（Daniel Rosen）是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经济咨询企业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创始合伙人。领导公司在中国、印度和亚洲的工作。丹·罗森在分析中国的经济、商业部门和对外交往方面拥有26年的专业经验。他在中美经济关系方面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他与一些专注于国际经济的美国智囊团有联系，并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兼职副教授。

译注：丹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两点：1）根据目前非常糟糕的家庭消费、商业投资以及经济刺激方面来判断，中国的短期经济表现会极为糟糕；2）中国的出口在短中期也会明显下降。

丹·罗森：很高兴能和这个令人敬畏的团体一起讨论笔墨未干的报告。在经济方面，我认为裘德已经做了足够好的工作，从大会报告中解读出来。我非常同意，报告有所有预期的口号在里面。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承诺和方向，即如何提供资源时，就没有了。

没有税收政策，这一切都只是愿望和愿望清单。

但裘德，我不能同意这一点、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有人拥有了一切权力，但仍然不能推行财产税。

习近平为自己取得了政治军事的所有权力，但政治军事和中国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之间存在着脱节。关于政治军事问题，我们在座的同事刚刚非常简明扼要地盘点了一遍。而经济问题则在于他们是否有工具来处理，或者他们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工具不匹配。

因此，与其进一步发现经济问题，比如在大会上出现的新观点。我想我不如问自己，在经济方面，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主要挑战是否被二十大的进程及领导层选择所解决？我把经济问题分成短期的、每个人都有的直接问题，然后是正在处理的经济前景的更多中期和长期问题。

在短期内，每个人最直接的关注是基本的家庭消费，人们是否可以离开住宅，像正常人一样，在推动消费方面履行他们的爱国责任。当然，这一切都回到了清零政策。人们希望，无论是在二十大本身的编排中，还是在新领导层选择中，或者是从过程中产生的信号，我们会不会看到某种关于清零政策的终点。

绝非如此。事实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封锁正在发生，例如在大会闭幕一天后的广州。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家庭消费活动的黑暗冬天仍将持续。

就商业投资前景而言，这是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关键环节，笼罩在商业投资上的不确定性的乌云，也就是商业环境将是什么样的？市场会是什么样的？需要做出投资决定的人，无论是不是国有企业，当他们看完二十大或者从会场出来时，是否感觉到现在的迷雾已经被吹散了，可以重新开始工作，做出有成效的投资决定了呢？

我认为大会闭幕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是会后立即出现的极为糟糕的一天。无论是在股市和汇率方面，还是在各种事情上。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这些不确定性和担忧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事实上，它们已经被放大，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包括在短期内。因此，企业重新开工并做出正确的资本决策并不容易。

就政府支出的作用而言，像甘思德和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政府支出是经济结构的四个支出部分中的第三个，是我们选择的话题之一。我想我们的中南海学家会再次告诉我们，党代会不是做出重大政策调整和决定的地方。

然而，在中国如今特殊情况下，当前的真实增长是在0%到也许是2%之间，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有一个党代会在召开，外界就可能会期待一些额外的政府刺激信号，通过官方渠道刺激经济。

但是，根本就没有明确提及这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的机制，必要的基础，以及税收制度，支出制度，财政政策根本没有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这几年看到了很多努力，可以追溯到2013年，以处理这些财政问题。

他们尝试了，但当时并没有成功。

因此，人们可能期待新一届中央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次，我们将如何把它弄好，继续前进？再说一遍，除了（习个人）意志的胜利之外，并没有能以某种方式产生一个解决过去障碍的财政改革战略。

我认为没有人在领导层的选择，或我们所得到的报告文本中看到任何真正的东西。因此，政府渠道对宏观经济的救援，就像几个月前一样遥远。

最后，人们可能会关注中国经济中的出口因素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前景和情况，我想，人们将不得不关注林洋和冯德威的外交政策信号，以开始解读外部坏境（中国经济活动的所有外部层面）对中国（最大出口）来说是变得更好还是更难。

显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外部环境的黑暗时期。例如，欧洲人看到的所有伴随的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的风险，现在在华盛顿是最明显的是：在半导体等军民两用技术方面脱钩的愿望。因此，中国经济体制在2022年唯一运行良好的引擎是出口，净出口。

目前看，无论党试图发出什么信号或做什么，出口除了下降之外无处可去。

不过他们也并没有真正试图发出任何信号，使外部环境看起来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就像再次回到邓小平时代的那种增长基础，我们知道那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整个短期情况就是：没有人在大会上对2022年的增长前景感觉更好，但2023年、2024年也是如此。

在中期和长期分析中，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结构性、系统性的经济问题和挑战，好消息是习近平在前两个任期中确实表明，他理解并诊断出这些事情必须得到解决。比如：必须弄清楚如何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否则我们将永远被困在美元的世界里。

然而，真的没有人来说明，中国可以处理结构性挑战，以解决我们今天谈论和处理的所有这些基本经济问题。

新一届领导团队，似乎没有对口的经验和能力来尝试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的心态。2013年的决议分16项共60条内容，在财政改革、银行间市场清理、股票市场现代化、人民币正常化以及许多其他长期经济挑战方面有很好的心态。

只是本届党代会没有充分讨论这些问题。党代会通常不处理这一系列的事情，但现在不是正常的时候，而且，我们许多人在经济方面希望对未来有更多一点的确定性。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得到这一点。

甘思德 (Scott Kennedy) 博士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及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作为中国经济政策领域的顶尖专家，他频繁往返于中美逾三十年。甘思德的专业领域包括：产业政策、科技创新、企业参政议政、中美商贸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

译注：甘思德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五点：1）中国国家治理与西方范式决裂；2）中国领导层设立了新的“社会契约”；3）不应夸大中国即将开始相对衰落；4）习近平及中共许多政策的明显自我伤害性背后。应该有着某种理性；5）短期内值得观察的4件事

甘思德：我的感觉和你一样。你最后的评论，让我想起了10年前，我们在解读十八大报告时的情景。实际上，在十八大召开之前，还有世界银行、发改委、中国2030报告。

人们在想，也许接下来会看到整个改革浪潮。我知道你写过习近平时代早期的某些改革努力，一旦政治阴云密布，最终就被放弃，但我们现在甚至没有去谈论那些问题。我认为改革期望值已经比十年前降低了很多很多。

我想说一下党代会召开前的感觉，然后在中国实地感受开会前那一周的感觉。我在9月初抵达中国，在那里呆了6个星期，在党代会刚刚开始后回家，因此有机会有身处北京和上海的感觉。

我读了文件，看到了会场，但是是从一个有点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我离开时没有更乐观，但我认为北京和上海的人如何看待党代会很有趣。

中国本地人之间有一种潜在的对话，即当前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我们完全知道中国现在没有复制任何类似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但在中国，人们之间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感觉像是回到了一个更早前的时代。

因此，在人们中间听到这种说法。我不需要问，只是人们提出来了。因此在某些方面，这让我想到，我们刚刚经历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可能值得与1969年4月的第九次党代会进行比较。那也是一次打破常规的党代会，时值文化大革命最狂热阶段的最后。

我想说的是，在与中国人交往的日常层面上，我看到了露西谈到的表演，在我参加的会议上，我看到人们在表演，以表明他们与习近平始终保持一致。有一个人，每个段落的第一句话都以 “习近平说”、“习近平指出”开始。对他们来说，能够露骨地做到这一点，证明他们的忠诚，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我在上海听演讲和报告时，有一件事非常突出，那就是中国人总在说中国式的X，中国式的Y，等等。他们的用语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而是“中国式的”。这表明与西方现代规范有了更大的决裂。

关于什么是现代化，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划他们自己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从整个事件中得出的结论，即习近平决定将党和国家带入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在新道路中，中国内部以前的规范和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将不再重要。

我还认为，习近平有一种努力是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我们所熟悉的契约是，“我们（指中共）会给你们经济增长，改善生活质量，以换取你们在政治体制中不参与和没有发言权。”

我认为现在很清楚的是，随着增长放缓，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那份新的社会契约是秩序和稳定。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和稳定，与中国和国际体系的秩序和稳定，以换取人们对政治进程的不参与。现在，他们是否能实现这一点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但这似乎是习近平现在为中国人民提供的东西。

我确实认为，我们不想夸大华府流传的一种说法，即中国已经达到了其顶峰，从现在开始中国将开始相对衰落。显然，中国面临着许多他们没有在正面解决的挑战，但请不要夸大中国已经没有增长的空间，不要夸大中国人无法从当前的糟糕局面混过去。

我在中国看到的一件事是：中国仍然存在巨大的潜力。我会见了高科技创业者，我访问了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中国道路上25%以上的新车是电动车，而美国只有2%。很明显，中国在电池电动车方面已占主导地位，但现在他们还把大量注意力放在氢燃料电池上。

因此，在幕后仍有轰隆作响的声音，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济和社会的潜力将始终显著。问题是：他们的潜力和他们在现实中可能实现的东西之间的差距，会是怎样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把事情分解开来，类似于丹做的短期和长期的划分。短期而言，这是一个被卡住喉咙的经济，而清零政策是中国经济被卡住的原因，而且是最大的原因。

我想说，在中国官僚机构和专家之间有很多关于如何计划退出清零政策的幕后讨论，但在他们100%准备好之前，他们不会亮出底牌。因此，如果他们最终放弃清零政策，可能将是一个突然的转变。

但是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个问题。每个人都知道，清零政策是高于经济增长的。没有人在消费，没有人投资。此外，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日益紧张，也对人们对未来的感觉和他们的前途机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几周前，我们的项目发表了一份关于台湾企业和他们对中国的巨大焦虑的报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开始将自身业务的很大一部分移出中国。我在中国时遇到的其他人同样焦虑。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转移，但也没有在中国其他地方扩大和建立新的生产能力。这两种情况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就是清零政策和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展望未来，目之所及都是不确定性。裘德、丹和其他人提到中国面临的所有这些挑战，却没有计划如何确切地解决它们。中共正在组建的团队会来处理这些问题，我认为，在军事方面和外交政策方面也许有一些连续性。

在经济方面，随着刘鹤的退休和中央银行行长易纲有可能退休，我们将看到一次重大的（经济决策领域的）换届。现在政治局的官员何立峰，他现在领导着发改委，很可能会成为负责经济的副总理。

何立峰拥有厦门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但过往并没有辉煌的成就记录。他在一带一路上投入了大量的工作，我认为大多数人不会把一带一路称为神话般的成功。他之前在建设天津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这也没有成功，并帮助管理着“十四五”规划的制定。

所有这些都是级别很高的投入，但不可能产生为继续发展而需要实现的那种高质量增长。因此，我认为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把国家带入这条道路，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愿意犯一个又一个错误？

我认为：如果我们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中共的记分卡看起来并不像我们的记分卡那样显得可怕。增长速度要慢得多，也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新冠死亡人数比美国少，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相比，中国的整体政治稳定，拥有专利和获得成功的高科技公司的名单不断增加。

虽然西方国家对中国并不感到兴奋，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把中国作为增长和支持的来源。

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比我们的评分表更为复杂的评分表，自身成绩也显示得更为成功地评分表。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做一些我们反而会认为违背他们自身利益的事情。展望未来，只是未来几个月，我将注意观察一下这些。

首先是我们是否会看到他们对清零政策做出重大转变？如果是的话，他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确实认为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并且正在为此而努力，我认为我们会在未来某个时候看到政策转变。这将是我要观察的第一件事。

第二，德国总理朔尔茨将访问中国，成为二十大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主要国家领导人。他将会带来什么信息？然后，在他访华两周后，习近平和拜登总统很可能在印尼巴厘岛会面。他们的谈话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成为稳定关系的来源，也许会寻找一些领域进行妥协或合作？

第三，将于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们将评估经济状况，这将是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们第一次为明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最后，我将关注明年3月初的两会，看看谁被任命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些人将是聪明的、有能力的技术官僚，还是只是忠诚的人？过去几周让我担心，我们将看到非常有能力的人被那些能力较弱的人取代，更令人担心的则是像露西说的那样，新任官员们专注于如何取悦老板而不是如何解决问题。

所以，这些将是我要寻找的东西。我希望能有惊喜，但我很怀疑。到此为止。

问答环节

胡锦涛只是老了病了

1.裘德：有几个朋友直接给我发了电子邮件，想听听对胡锦涛离场事件是否有更多或不同的看法。露西已经提出了一些看法。我想看看是否有人有其他想法、评估、判断或猜测？

霍恩比：给你发邮件的人希望听到更多意见，并非我的意见，但我还是要说一下。

作为一个非常习惯于处理视觉和印象的人来说，我认为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视频时，我们看到他被工作人员接近，从椅子上抬起来，然后被带走的那段。而这看起来确实像一个有计划的离开和故意的公开羞辱。但是现在，如果你在YouTube上看，你会看到一个更长的片段。

我可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因为我曾经是外国记者中的一员。外国记者，被设置在人民大会堂第三层的阳台，可以说是一个夹层。你进入那里时，会有大量的喧哗和布置。电视摄像师把镜头对准了发生所有这些戏剧的舞台。如果你看那些较长的片段，比如你在YouTube上搜索亚洲新闻频道，可以看到胡锦涛似乎有点困惑，有点不高兴，一直伸手去拿他面前的文件，而栗战书则把它们拿走。

胡锦涛为什么不高兴是个好问题。很多人，我想特别是在香港的人，推测他当时刚知道他的门生胡春华甚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这纯粹是猜测。我只能说，作为一个经常与非常年长的亲属打交道的人，栗战书对胡锦涛说话的身体语言是一个试图安抚可能有点困惑的老人的身体语言。

所以，你知道公开驱逐他是不是不礼貌，显然是极不礼貌的。

裘德：是的。

露西：但与此同时，这真的不像是故意在背后捅刀子的行为。

裘德：当我妻子在周日早上给我看录像时，我没有喝咖啡，眼睛昏昏沉沉的，我看着录像。她说，“我认为他们已经清除了胡锦涛。”

我看着视频说：“不，他们没有。共产党不是这样做事的，如果要这样做，那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编排。”

正如露西所说，当看到完整的录像时，栗战书和胡锦涛在一起的录像，基本上就是栗战书拍了拍他，给他说：不，把文件夹留在那里。这是个道具。胡锦涛同志，那是一个道具。

有人说：在投票前不久，最终名单具体是什么是未知数。这种想法是非常荒谬的。这很荒唐。新中央名单不是一个谜，不是一个惊喜，不是要向胡锦涛或高级领导层揭晓的东西，名单是在几周和几个月前就已经制定好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香港媒体在这方面完全不对。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更乏味但更为合理的故事。

虽然我应该说：我并不惊讶于人们认为这是对胡锦涛的公开羞辱或清洗，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新时代，我们显然是在新的环境下。

但是我认为，只要仔细看一下视频，就可以消除任何那种幻想中的预谋公开羞辱的概念。栗战书和王沪宁之间发生了太多没有预设剧情的事情，而且正如你所说的，栗战书的表现更多是一种同情，来处理一个患病长者。

无论如何，我们将放弃谈论意义不大的胡锦涛问题。

放弃“清零”很难，并且放弃后经济也不一定复苏

我这里有几个关于清零的问题。

现在，在工作报告中，清零被认为是中国防疫胜利的一个因素，他们谈到病例数量的遏制表明党对群众生命的重视，“人民生命高于一切”，这似乎自圆其说了。当然，李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他负责了上海的严厉封城。

甘思德提出了一个设想，在我理解中是一种“大爆炸理论”。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清零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中共做出极有力的行动放弃清零。你们对时间、顺序以及中国为应对新冠而建立的控制架构有多少想法呢？即使一些封锁政策最终消失，是不是也会继续存在？

甘思德：是的。

丹：在这个问题上，我主要听从甘思德的意见，但我想说的是，“大爆炸理论”的另一种情况是，它是以呜咽而不是爆炸的方式结束。不是像二战欧洲战场结束那样，你只是看到中国各地的地方一级政府越来越少地认真执行清零政策。

他们已经停止向地方政府支付所有核酸检测和所有相关东西的费用，也不再结账。我认为，在某些时候，如果他们想超越清零，他们将不得不为他们的人口接种其他疫苗，这需要各种基础设施、仓储、疫苗的前沿部署、让人们准备好接种疫苗的活动、日程安排，所有这些东西。

最终，上述这些将不得不成为政策组合的一部分，这将是一个告知我们一切结束的提前量。而冬季流感季节，对新冠清零来说是更糟糕的，因为冬季对其他冠状病毒来说也是如此容易传播。我没有看到中国人在冬季之前让自己追赶上全球疫苗接种水平。

因此，在我们开始谈论隧道尽头的光明之前，我们还要经历一个完整冬季周期的混乱，这是我的感觉。

甘思德：是的，我不想暗示中国原本处于清零政策，然后一眨眼的功夫就放弃了原有政策。事实上，即使决定进行这种转变，中国内部的讨论也是，这至少是需要六个月的过渡期，即使90%的公众接种了疫苗，但他们可能在一年内没有再接种过疫苗，而且他们接种的疫苗并不十分有效。

因此，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做。因此，仅仅是为了有足够的医疗资源，让医院、重症监护室做好准备，为那些获得阳性反应的人采取适当措施，就需要做很多工作。你知道，即使一万个人中只有一个因为接种疫苗而生病，在14亿人口中，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摒弃限制死亡的目标。事实上，限制死亡总量是一个好的目标。因此，退出清零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事情。

在中国的街道上，你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核酸检测点。就在我住的的两个酒店外面，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据我观察，这些检测点不可能轻易变成疫苗接种点，因为必须有更好的专业性，才能处理疫苗和其他东西。

因此，确实很复杂，而且将需要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将是他们要做的一件大事。现在他们已经取消了在香港的检疫要求，也许他们会逐渐将其转移到广东，然后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对国际游客的检疫要求。但这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问题是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因此在中国有一场辩论：一旦有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在政策转变，后果会是什么。

会不会出现经济的快速反弹？随着人们看到政策实施，会不会只有一个逐步的经济复苏？或者会有一个延迟的复苏，因为人们已经被清零吓坏了？

从我与中国人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认为将会是第一个或第二个，他们将看到经济的相对快速复苏。但是，中国消费者和投资者认为，要么是第二种，要么是第三种。他们将保留自己的资金，既不消费也不投资，直到他们完全确定清零政策比新冠更早灭绝。

这样一来，就在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预期冲突，即：一旦中国开始进行明确的政策过渡将会发生什么。准确地说：他们什么时候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但这样做的后果将和决定本身一样有趣。

解放军：政治第一还是作战第一？

裘德：在政治报告开头部分，有一节是“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他们说已经“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等等，当你在报告后面关于“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的章节里，第一页里几乎有60%的内容是关于灌输政治忠诚，党的建设等等。

这不仅仅是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议题，但我看到了这里的矛盾，对一个外行来说，这看起来两个目标之间有矛盾。一个是把战斗力作为唯一的标准，但当你看军事部分的实质时，继续强调了要坚持战斗力低下的病因，以及政治忠诚对党是多么关键。

我认为这些东西不容易放在一起是不是太天真了？或者说，我认为一个解放军军人读习近平讲话的时间越多，他或她实际上就没有相应的时间进一步实现战斗力目标，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

冯德威：这就是我们在解放军观察界多年来的讨论，花多少时间阅读红宝书，花多少时间在步枪射击场。

对解放军来说，这没有什么矛盾。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但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事实上，如果你退一步，看看习近平想从解放军那里得到什么，基本上有三件事。他希望解放军更加红色，更加联合，更加具有远征作战能力。

在党和习近平看来，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这是解放军的头号任务。因此，他们不认为这其中有什么矛盾。他们自1979年以来没有真正打过仗。在佩洛西访问后，解放军在围绕台湾的六个区域军事演习。当没有人向你开枪时，你去做武力示威是很好的。

因此，我们不会知道那里是否有真正的矛盾，直到他们真的要“勿谓言之不预”。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通过阅读党代会期间解放军代表的会议和公报中的一些措辞时，你会发现他们认为习近平不仅改革了解放军并使其现代化，而且还拯救了解放军。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仍然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像党的其他部门一样，解放军有极多极多的腐败，正在抑制战斗力。

因此，在习近平的心目中，以及在党的心目中，至少在解放军军人党员的心目中：成为一个更干净、更少腐败的组织，是一个至少在纸面上提高战斗力的方法。而成为一个不那么腐败和干净的组织的方法，就是加强军事单位中党委的工作。因此，这对他们的体制来说是非常非常具体和独特的。当真正关键时刻到来时，这是否会对他们产生反作用？你的猜测其实和我一样（即：会的）。我说完了。

进攻台湾的时间表

裘德：林洋，我有几个问题，不出所料，是关于台湾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基于冯德威提到的，解放军有一种越来越多的改革的紧迫感。然而，你对台湾问题的评论表明，习近平有某种延续性，没有真正的新语言。

虽然似乎有一种迹象或一些人认为2027年的军事改革目标是关于台湾的，习近平有连续性，但告诉军队我们必须更快准备好，我的问题是：如果不是为了台湾，那是为了什么？

林洋：就像冯德威所说的，关于解放军紧迫性的语言，这在党代会上并不新鲜。我们早些时候看到了这一点。我对紧迫性的解释是，如果解放军不加快努力，就无法实现2027年的目标。

因此，紧迫性是为了激励解放军加快行动以实现这些目标。当你谈论解放军的2027年目标时，它不是专门针对台湾的，而是关于达到基本的现代化水平，这可能与台湾有关，但也可能与中国面临的其他突发事件有关，无论是在中印边境，还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一定要把习近平敦促解放军取得更多进展，理解为中国将在台湾问题上加快行动。我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习近平希望解放军做好准备，以防他需要使用武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已经设定了一个时间表，想要现在就对台湾采取行动。冯德威老师，如果我错过了什么，请你补充一下。

冯德威：是的。林洋，我不会不同意你说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这些基准日期，无论是2027年、2035年，还是2049年，似乎主要是基于能力的基准，而不是基于突发或应急的基准。但为什么会有这种紧迫感呢？

我认为，如果你是解放军联合参谋部的成员，你看一下中国周边地区，你会有一些真正的问题。你是和台湾有问题，事情也没有朝着中国人想要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你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目前仍然是最强大的，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也就是美国军队，他们就在靠近地平线的位置作业。你还有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他们开始对提高防卫水平有了坚定信仰。你还面临着AUKUS，还有四国集团（Quad）。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正在向你们展示一个解放军战略战术规划者的视野。你正在环顾你的邻居，对了，你已经面临着与印度的问题。中国人没有对此说得太多，但他们与越南打了一场战争，他们在北方也有问题，而且总是有可能在朝鲜半岛出现紧急情况。

如果你是一个解放军军事规划者，你身处在一个极为讨厌的地缘环境中，对吗？因此，我认为这种紧迫感是党试图保持改革和现代化的势头，他们早在2013年的十八三中全会上开始，通过2020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并再次反映在这份政治报告中。

我们应该先声明，北京决定对台湾做什么将取决于背景。进攻台湾可能是明天，可能是10年后。而这正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解放军被告知它必须加快其现代化的步伐。

谁是接班人？

裘德：露西，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关于一个未来继承的框架，你认为有哪些途径和标志？至少对你来说，可能有什么信号表明他正决定找到并安排一个继任者？会有什么明显的征兆？

露西：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我们看到了很多迹象，陈敏尔是被培养的对象。陈敏尔基本上是宣传员出身，但是他被安排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省级职位上。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习近平所认为的重要目标之中。他曾出现在一些令人惊叹的宣传照片中。照片里习近平在那里，栗战书在那里，他们都在指着他。

他拥有所有的细小信号。然而，他还没有被明显地提拔到最高层。那么，为什么不呢？他们是想让他不受到太多的负面关注吗？不让他成为一个避雷针？还是习近平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是那个继承人？

我的意思是，正如我们从中国政治的无数前例中知道的那样，成为第一个候选者并不总是最好的主意。如果负责人认为他还有10年的健康时间，你不想在那里等着继承的。所以，我认为必须仔细研究那批也许比习近平年轻10年到20年之间的官员。

习近平本人，当你看他提拔的人时，他似乎在宣传人员和非常能干的人员（如栗战书）之间有这种摇摆不定。在他目前任命的人中，他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人们试图在这两个优点上进行竞争。我想肯定的是，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候选人出现，特别是现在陈敏尔似乎已经略微退居二线了。那些人是谁，我不打算蠢到去猜测。

裘德：你的竞选海报上会不会写“丁薛祥2027”？

露西：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年龄是合适的。但他的职业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习近平的羽翼之下，所以他没有那种党对接班人的教育，即试图确保候选者获得广泛的政治经验。

尽管如此，他可能很容易成为王位背后的决定性力量，特别是随着习近平变老，变得部分丧失能力。而这个人是他的办公室主任。而且他似乎也是有能力的人之一，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成为王位背后的权力，但要看到他是指定的继承人的情况就有点困难了。这并不排除，他会是一个意外的继任者。

裘德：华国锋从湖南省，被提升到毛泽东接班人的位置，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时间差不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当然，我们只是触及了一系列深入发展的情况的表面，事情值得进一步考虑和研究。报告中有很多我们没有机会谈论的话题：环境、社会政策、农村政策。说实话，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大的日常关注。习近平收件箱里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他花在思考美国的时间可能是非常、非常少。主要是思考试图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挑战。所以，我们将继续跟踪这些发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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