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战争以来美俄高官首次会谈，土耳其究竟在筹谋什麽？（组图）

在三组关係间求取平衡

而土耳其之所以积极促谈，并非崇尚“爱与和平”的理想主义，而是“平衡外交”的思维展演。回顾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种种表现，可谓是在三组外交关係间求取平衡。

第一，是俄罗斯与乌克兰这对冲突当事方。面对乌克兰，土耳其维持2014年以降的外交立场，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与其他佔领地拥有主权，强调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受重视，同时延续了2019年以降的政策，持续对乌出售土国自产的“旗手-TB2”（Bayraktar TB2）军用无人机，后者曾在打击亲俄顿巴斯武装上发挥作用，也曾在战争之初挫伤俄军攻势，直到在乌俄军调来防空火炮系统才渐失优势；面对俄罗斯，土耳其拒绝参与西方发起的对俄制裁，并在俄乌之间持续进行外交斡旋，促成了战争之初的俄乌外长会面与黑海运粮协议。

第二，是真正主导战局走向的美国与俄罗斯关係。面对美国，土耳其始终支持北约东扩，更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表示支持，并在双边要价后同意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且为服膺美国立场，土耳其虽未参与对俄制裁，却在联合国3月24日的《侵略乌克兰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决议》以及4月7日《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决议》表决中，投下了赞成票；面对俄罗斯，土耳其虽应西方要求执行《蒙特勒公约》，关闭土耳其海峡，却也将北约军舰挡在黑海之外，且此前俄方舰队已经返回母港，海峡领空亦未对俄关闭，可谓是土耳其有意留下空隙。

第三，是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欧盟与俄罗斯关係。面对欧盟，土耳其虽在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乌克兰虽直至2022年6月才获得候选国资格，却可能因国际情势而捷足先登，而土耳其不愿失去在欧洲安全框架中的角色，故不能背离欧洲政治正确太远；面对俄罗斯，土耳其对俄方规避制裁的投资移转大开方便之门，甚至呼应普京（Vladimir Putin）关于另建天然气管道系统、将土耳其打造为欧俄天然气销售枢纽的倡议，显然不愿放弃任何嘉惠经济与能源产业的契机。

归根结底，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确有义务配合欧美的对俄政策，但与此同时，土耳其更是位处欧亚中间地带的主权国家，拥有突厥、伊斯兰、西方、欧亚、中东等多重身份，在国际权力格局日渐多极化的趋势下，避免“一边倒”的激烈选边，显然更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故土耳其虽在外交话语中展现亲乌、亲欧、亲美色彩，却在实际行动上积极採取“不中立的平衡”政策。

土耳其能获得什麽好处

而如此姿态并未让土耳其同时见罪多方，反是让其一次拥有了乌克兰、美国、俄罗斯的“部分信任”。在此结构下，安卡拉最终成功取代德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成为如今枱面上最有成效的俄乌战争调解人，并在对俄、对美关係上收穫战略利益。

首先，在对俄关係上，土耳其拥有了更多主动。

俄乌战争爆发前，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係存在一定不对称性：在政治上，土耳其须借俄罗斯对冲西方对埃尔多安政权的攻讦；在能源上，“土耳其溪”、“阿库尤核电站”等项目皆仰仗俄罗斯支持；在军事上，土耳其希望借由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来实现国家军备的多元化；在叙利亚北部，土耳其无法力克俄军，只能与其结成共治关係。

然而俄乌战争的爆发重挫了美俄、欧俄关係，伴随双方互动的不确定性上升，俄罗斯为免腹背受敌，只能竭力争取土耳其的“不中立平衡”，无形中削减了土俄互动的不对称性。例如在新建天然气管线的倡议上，明显是俄罗斯更有求于土耳其；在黑海运粮议题上，俄罗斯也要仰仗土耳其与联合国、乌克兰交换意见。

第二，在对美关係上，土耳其更有要价底气。

过往多年，土耳其虽是北约成员国，却与美国存在多层矛盾。在库尔德问题上，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和人民保护联盟（YPG）；在居伦运动问题上，美国始终拒绝引渡居伦（Fethullah Gulen）回土耳其受审；在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问题上，土耳其的行动触发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CAATSA），遭美国逐出F-35战斗机联合研制专案、同时停止了对土耳其的F-16战机设备更新；在东地中海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天然气管道计划表示支持，却对土耳其则加以遏制，并允诺向希腊出售F-35战斗机，对土耳其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

然而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被迫让步。例如在土耳其“一夫当关”阻止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期间，美国只能频频释出善意，既表态支持土耳其的F-16战机升级计划，也说服芬兰与瑞典在库尔德问题上展现诚意，同意土耳其开出的引渡相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