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再添史料新证！亲历者回忆录手稿首度公开（组图）

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前夕，最新出版的核心期刊《文学研究》2022年10月版，刊发了学术论文《<难民回忆录>的文史价值刍议》，对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吴雁秋的回忆录手稿进行了评析，这也是珍本《难民回忆录》的首度公开，南京大屠杀再添史料新证。12月9日，扬子晚报记者联系上了论文作者黄静及相关专家，回溯了《难民回忆录》手稿的发现和考订始末。

全文不到两万字，记录七个半月的流离失所

《难民回忆录》手稿共19137字，全文手书，含封面封底仅33页，但字字千钧。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1937年8月15日至1938年3月24日期间，作者吴雁秋一家人南京——六合——南京流亡的经过。其间种种遭遇、见闻和感想均有记录，最后署“雁秋记廿七年三月于五间厅住宅”。由此可见，作者安顿下来旋即进行了回忆录的写作，当属南京大屠杀史料中较早的一份一手资料。

这本《难民回忆录》是黄静在南大文学院图书馆特藏库中发现的。“最初发现这本书，是在2021年的冬天。”黄静告诉记者，自己作为该馆工作人员，打算对特藏库的资料目录数字化，“当时我发现了一本薄薄的线装册子，油纸封面端端正正三列手写体，从左至右分别是：‘难民回忆录 雁秋记 民国廿七年八月立’。”

“我心中存疑，便将这薄薄的册子粗粗浏览一遍，这才赫然发现它不是一本普通的回忆录，而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某个亲历者手书的一部个人逃难史。”

手稿书写工整，虽然记录日期偶有误差，但无论是对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情状的描摹，还是对时局和社会的分析，对设立难民区的前因后果，以及对乡村匪患、船票飞涨等时事世风的记录等，都以实录文字为还原历史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真实细节。

“举个例子，《难民回忆录》里，‘幸’字用了32处，最特殊的是第一处的‘幸’字，‘所幸内人在乡间产生一女，出世即亡，否则多一累赘’。表层看是作者意图表达‘庆幸’、‘万幸’，但读者反而更加同情于作者的言外悲凉之情。”黄静表示，复杂人性和道德在战争摧残下的无奈与痛楚，《难民回忆录》中多有记录。

整理文稿，查阅资料，并撰写成学术论文，黄静花了整整一年。“我在各数据库中粗略地检索了一下，现存已出版的书刊中均未发现同名资料。在‘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过去近85年之际，在留存世上的幸存者不足百人、一代人的记忆都已模糊的今天，幸存者的口述史业已穷尽之时， 这本册子的发现显得尤为重要，东京审判又将多一份迟到的证词。”

作者是侵华日军罪行的官方记录者

这一位吴雁秋，到底是谁？仔细看过全文的黄静，借助南京大学提供的海量数据库，通过详细的资料考订和查证，整理出了吴雁秋个人信息：吴雁秋，男，祖籍南京，生于1893年，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家住南京老城南门西片区的太平街11号。南京沦陷前任职于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国府西迁时失业。南京大屠杀期间除母亲留守城内之外举家避难六合，回城后小本经营谋生，并写作《难民回忆录》。抗战胜利后任南京第四区三十一保保长。

　　“保长”加重了手稿作者的分量，为“吴雁秋”赋予了民间和官方的双重见证者身份。他不再只是一个“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也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历史中，作为南京沦陷时期的平民写作《难民回忆录》的个人史书写者，作为抗战胜利后第四区第卅一保保长，吴雁秋的另一重重要身份，是侵华日军罪行的官方记录者，负责该保区域内的罪行调查的他，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手稿中有增删，墨迹有深浅，可以看出并非当时或一时修改的。可见在成文以后作者又反复阅读并推敲过文字。”细心的黄静还注意到，吴雁秋曾在南京解放后，于1949年4月，为这本《难民回忆录》补上了新的一页。在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吴雁秋写下“今幸我解放军以解放全国为目的，救民于水火，南京获得解放……”

这本书为何被“尘封”多年？

“这段未完稿依内容可推断写作在1949年4月之后，因此到此时手稿尚完好地保存在作者手上。”带着学术考据的态度，黄静还追溯了这本书的流传过程。“我们在文学院图书馆能查询到的最早的登记记录，是八十年代管理员造册的珍善本目录，第二次记录为1997年9月23日的一份管理员换岗的珍本交接清单。据此，至少我们能够相信《难民回忆录》在流入南京大学以后受到了妥善保管。”

这本《难民回忆录》为什么被尘封这么久没有进入学界视野？黄静分析，这与图书馆的特点有关。首先特藏库是依目录卡片闭架借阅，而工作人员的例行盘点“依惯例，我们一般仅根据原始登记卡片核对书名、登录号，确认无误，这条记录便完成了。”黄静介绍，早先用于检索的目录卡片，除了常规的索书号和登录号外，只有“回忆录，作者雁秋”字样，读者根据卡片无法推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封面“1938年8月”也只会让人想到抗日战争的某个时期。“我想这应该是多年来该书束之高阁的原因之一。”

此外，到南大文学院查找线装特藏资料的读者，多半为文学院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师生，查阅目的性明确，文学院几万册线装书，一本民国时期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很难进入他们的视线。“该册子一直存放于珍本柜，其珍贵性显而易见。这一次是因为我们考虑将资料数据化工作尽可能地完善起来，每个环节都要比以往更加细致。”黄静说。

整理成多篇学术论文后，黄静的这一学术成果很快得到学界认可，并刊发于《文学研究》8卷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媒介批评》学术辑刊也已经发来了用稿通知，手稿全文和更多考订细节将于年后刊发。”黄静说。

专家：同期史料中较为稀有，对史学叙事做了细节补充

据悉，目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早期文献，除了各种公文，民间以往公开的日记或回忆录主体，大多是第三方观察家，如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仍然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等。对难民和保护难民的行为记录，除了被纳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程瑞芳日记》外，亲历者记录中较常见的以口述史居多，因与历史事件相隔久远，其真相细节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模糊。吴雁秋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写下的《难民回忆录》手稿，其珍贵的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历史的细节是有温度的，有冲击力的。”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录》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表示，这一本《难民回忆录》手稿，对于南京大屠杀后期有着较为细致的记录，在同期的历史资料中较为稀有。回忆录的作者吴雁秋在记录时，注意到了日军暴行的细节，他作为难民的亲身经历，无论是史料的形成时间、内容记述，还是作者记录历史的姿态，《难民回忆录》都有着独特的价值。“面对日军暴行，普通难民如何应对，回忆录的作者在文字中做了细节记录，这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日军侵华战争，认识日军侵华对百姓带来的苦难，对目前的史学叙事起到了细节补充的作用。”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吴俊表示，史料的历史价值需要作多方面的拓展。《难民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具有综合性，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地域文化价值。黄静有着跨学科的敏感性，对于《难民回忆录》的内容、细节都做了详细的考订和落实，为年轻学者如何进行文献研究提供了范例。

记者了解到，《难民回忆录》手稿将继续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特藏库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