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赤脚医生打赢疫情逆风局？ 不应把农村的无奈想象为胜利（组图）

最近一段时间，内地疫情几乎呈现海啸式爆发，相比于城市里的抢药潮、买呼吸机、排队重症床位，同样经历感染潮的农村反倒在舆论场显得异常安静。在此之际，「乡村赤脚医生打赢疫情逆风局，城市医生懵了」之类声音甚嚣尘上。

该类声音认为，不同于城市医学专家和三甲医院会对患者进行精准分类，谨慎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农村赤脚医生「一上来就一顿输液当肺炎治」，采取「退烧药+抗生素+抗病毒+激素」的做法，让农村地区未曾出现像城市那样火葬场不够用的情况。

这类声音虽有一定的迷惑性，实则漏洞百出，属于反智言论。医生治病当然应该对患者的情况进行精准分类，对症治疗，绝对不应该滥用抗生素、激素。以前农村滥用抗生素、激素，造成不少人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教训还少吗？不可否认，过去一段时间，城市到处是抢药潮，医院重症床位与火葬场供不应求，农村相对静，但这绝不意味着农村的新冠死亡人数一定比城市少，更不能说明农村防疫的胜利。

在喧嚣的舆论场上，城乡所各自拥有的声量本就严重不均衡，与城市相关的声量具有主导优势，所以城市里发生的事情更容易引发关注，至于声量少得可怜的乡村往往容易被忽略。许多人在舆论场未听说农村疫情的悲伤故事，绝不意味着悲伤故事不会发生。事实上，经济落后、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村医医疗水平十分有限、「一老一小」所占比例较多的农村，在大流行下所经历的悲伤绝对不会少于城市。

人人生而平等，但现实中，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程度高度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差距、阶级地位、文化程度。但凡有过农村生活经验或者对农村有较多了解的人，在过去一个多月，相信许多人都听说了农村有不少老人去世。与城市中有现代医疗科技能够判断逝者死因不同，在乡村，那些去世的老人，甚至可能连村医都不能确定是否因为新冠。大流行之下，城市当然有城市的短板，但起码城市有现代医疗科技和相对较多的医疗资源，至于农村，在许多时候只能与病毒贴身肉搏。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在《农村在「硬扛」疫情》一文中写道，「笔者了解到一个中部地区的中等村，最近半个月时间内，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老人已经有六位」，「这个冬天，不少农村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怕是过不去了」。他说：「农村当前都在『硬扛』疫情。农民感染后，基本上依赖于简陋的乡村医疗资源，依靠躺平自愈。人类的悲痛并不相通。一些大城市抗疫提供的特效药、重症医护、ICU等医疗资源，农民想都不会去想。哪怕是有老人扛不过去，农民也大概也能够『认命』——是无奈，但也算平和。」他预计春节前后是内地农村新冠重症高峰期。

1月13日，知名学术类公众号「知识分子」刊文《在农村，我们看到了大流行的另一张脸》，其中写道，「和城市相比，在乡村生活的人们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没有被挤爆的ICU，更没有被热炒上万元的药物Paxlovid，他们贴近生存地面，诉诸内心直觉，被动地承受了疫情呼啸而过时留下的痕迹」，「于是有人构建了想象：沉默的乡村仿佛不存在城市的焦虑，没有抢药潮，没有重症，没有疾痛」，「在一篇赤脚医生打赢农村疫情逆风局的爆文中，沉默被错当成了胜利」。

该文作者走访了距北京100多公里的河北农村，「无论是感染、重症、康复还是死亡，都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村庄里的疫情是一片混沌之地」，「当村卫生室的手段无法应对新冠病毒的时候，那就是命」。作者写道，在北京「人们认为，与病毒的抗争，现代医学还能最后一搏，我们有抗病毒药物、呼吸机、ECMO，哪怕资源紧缺和匮乏，城市里的人还能喊，抢药，买呼吸机，找重症床位，渠道五花八门」，「但在资源有限的村庄，很多重病的老人无法感受现代医学奋力一搏的力量」。

这应该便是大流行下的城乡差距，很现实很无奈。当然，这样说绝不是贬低赤脚医生，而是说不应美化、粉饰、想象农村防疫。在城乡差距已是既成事实的背景下，赤脚医生或村医手中的资源非常有限，他们采取「退烧药+抗生素+抗病毒+激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广大村医坚守乡村，成为乡村防疫和农村生命健康的第一道屏障，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忙碌和辛苦，与城市医生一样，都令人尊敬。但即便如此，不应把他们的辛酸无奈和农村的失声想象为胜利。

2022年4月《人民政协报》在《调研乡村医疗卫生工作后，委员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一文中报道：「2011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支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投资2560亿元，其中用于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等乡村基层机构的资金仅占13.2%。」如此低比例的资金投入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严重不匹配。若再考虑到，农村居民本就收入低，老人和小孩的比重又比较高，他们在大流行下经历悲伤是不容忽视的面向。当然，目前内地已经基本走出第一轮疫情，许多城市和地区已经恢复往日的生机与活力。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应该去反思大流行下的城乡差距、阶级差距，推动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公平，让人人平等的梦想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