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生育率全球最低，女性“生育罢工”的背后（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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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目前处于“生育罢工”之中，女性产子少于以往，这个国家的生育率记录为世界最低。

韩国政府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为婴幼儿的父母提供更多经济奖励，同时提供怀孕、不孕不育治疗甚至和两性约会有关的医疗补贴。

但记者兼作家郑河园（Hawon Jung）表示，这些措施都没有认识到一个涉及面更广泛的问题。

“我认为钱确确实实只是这个问题中微不足道的一方面，她告诉全国广播网《周日号外》节目。

她说，女性做出不生孩子的决定，那些影响到女性的严重社会状况产生了作用。这些社会状况包括，女性那些容易受到暴力犯罪和数字剥削的弱点、越来越多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厌女症以及与世界上最严重的性别薪酬差距的抗争。

郑河园说，并非所有女性都选择将不生子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宣言，但有很多人选择了不生孩子。

女性的愤怒和挫败

郑河园说，在国际上，韩国被称为经济、文化和技术先进国家。她的最新著作是《火之花：韩国女权运动的真实情况以及对全世界女权的意义》（ Flowers of Fire: the Inside Story of South Korea's Feminist Movement and What it Means for Women's Rights Worldwide）。

然而，这个国家鲜为人知的一面就是“在性别规范方面仍然是相当保守的国家”，她说。

除了近30年来性别薪酬差距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评级最差外，韩国还被评为工业化世界中最不适合担任职业女性的地方。

“韩国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一个地方，相对而言没有枪支和毒品。但发生暴力犯罪时，近90%的受害者都是女性，”郑河园说。

比如说，韩国是三星公司诞生之地，而这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已经引起了郑河园所说的利用针孔摄像机犯罪的“流行病”。

她说，这些犯罪行为涉及到干坏事的家伙——“尤其是那些年轻男子”使用智能手机或安装在眼镜或外卖杯等物品上的小型摄像头，“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在女公厕内偷偷拍摄女性不雅照片。” 这些照片经常在互联网上“出于娱乐或盈利目的”传播。

“很多女性对这种现实状况感到非常愤怒或特别沮丧，”郑河园说。

而她认为，试图通过现金激励手段提高出生率的做法忽视了诸如以上这些社会因素。

一种为不公正下定义的“新语言”

近年来，韩国经历了一场“强大的女权运动浪潮”，郑河园说。

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MeToo运动推动了韩国的女权运动，但也受到其他一些事件的推动，比如2016年一名22岁的女性遭某男性残忍杀害。据说，这名男性感到被女性“忽视”。

郑河园说，这场女权主义运动给了女性“一种新的语言来定义这些她们常常感受到的不公正，但她们以前没有[或]无法表达出这种状况”，郑河园说。

然而，她说女权运动也引起了反击。有些人认为女性已经做的“太过分”了，现在男性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

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社会与政治科学专业副教授、韩国妇女运动专家郑敬子（Kyungja Jung）说，这是一些政界人士试图迎合的情绪。

“[在]上届[韩国]总统选举中，政界人士利用了这些性别战争的言论，20多岁的男性中存在着真正的性别鸿沟，他们支持保守党派。20多岁的年轻女性则支持进步党派。

去年当选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曾表示，韩国 “没有结构性的性别歧视”。

但他当选以来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举动。

“以前倡导[性别平等]或旨在解决社会中性别歧视的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转折，转而强调女性作为母亲或家庭照顾者的传统角色，”郑河园说。

“例如，尹锡悦的右翼政府即国民力量党（People Power Party），正在寻求废除女性家庭部，并试图用一个负责家庭或人口等事务的小型办公部门替代。

“还有，政府最近决定将‘性别平等’一词从学校教科书中删除。”

无益的“总体性假设”

尽管出现反弹，但郑博士表示，韩国的女权主义“仍然强大......即使与澳大利亚相比也是如此”。

同时，她告诫说不要将强大的女权运动与低生育率混为一谈。

郑博士说，要理解低生育率，重要的是要更广泛地看待影响女性与男性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罪到女性身上，[但]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的不平等”。

她举了韩国“三抛世代”（Sampo generation）的例子。这个词指的是放弃约会、结婚和生子的年轻一代韩国人。

郑博士说，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往往是那些让他们生活困难的结构性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高昂的生活费用、异常昂贵的住房、高涨的青年失业率、不稳定的住房与竞争性的教育。

在这样的环境中养育孩子太难了，而且这种情况并非韩国独有。例如，中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也很低。

虽然郑博士说韩国的数字化犯罪肯定在增加，但在其他国家，像报复性色情犯罪这样的情况也在增加。

同样，她并没有因为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而专门指责韩国，而是指出在澳大利亚出现的针对女性的那些令人震惊的犯罪数据。在澳大利亚，平均每周有一名妇女被现任或前任同居伴侣谋杀。

“我确实想以一种非常客观的方式来看待[韩国的情况]，”她说。

“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出一个保持各方面平衡的方法，[并避免]做出总体性的假设，”她说。

“问题太多了。”

郑河园也认为，造成韩国低生育率的因素错综复杂。

然而，她认为强调出女性做出的选择就意味着强调许多人所处的艰难社会环境。

“对很多女性来说，始终非育不婚的决定不一定是政治性决定，”她说。

“[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结果，她们在成长过程中看到自己的母亲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家庭责任和育儿负担，并认为‘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或者看到她们的已婚同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还认为‘我真的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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