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幽灵婴儿事件：低生育率、厌童情绪和女性意识（组图）

为什么那些妈妈选择生下孩子再杀死他们？

2023年7月，韩国仁川，一位40多岁的母亲进入法院，接受拘留前嫌疑人审问。她涉嫌将出生1周的女儿杀害，并埋葬在自家花园中。

一位三十多岁的韩国女性，邻居眼里三个孩子的妈妈，亲手杀了自己的两个婴儿，把尸体藏到了家中的冰箱里。

警方调查得知，这两个婴儿，分别是她在2018年和2019年陆续产下的女婴和男婴。

2018年，她曾去医院生下第一个孩子，第二天出院回家，当晚便亲手将女儿勒死。孩子的尸体在家里的冰箱藏了六年之久，直到今年6月的一天，才被警方发现。

近期，韩国陆续发现多起类似的杀婴案，舆论一片哗然。

被杀害的婴儿被称作“幽灵婴儿”。他们只有医疗机构签发的临时出生号码，但没有办理出生登记手续。这些婴儿没有户籍，不是韩国公民，无政府管理，长久以来不被看见。

警方针对2015年至2022年期间出生但未办理出生登记的2123名“幽灵婴儿”进行调查时发现，249人已经确认死亡。其中9个孩子的亲生父母或监护人，承认杀害儿童或因过失导致儿童死亡。

把他生下来再杀死他

“俊宇妈妈”是一位90后中国人，大学毕业后就去韩国生活，和韩国人结婚生子，儿子今年五岁。在韩国生活了八年之后，她已经基本融入韩国社会。

俊宇妈妈告诉《中国慈善家》，她和身边的韩国妈妈都在关注幽灵婴儿事件，大家会聚在一起谈论此事，“大家都很吃惊，觉得这是违反人性的，也都感叹：人，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在谈论此事的时候，有些妈妈试图从女性的视角去理解杀婴或者弃婴的那些母亲。有人认为，可能是涉事的女性在和丈夫离婚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们的丈夫可能此前有家暴行为，或者被债务缠身，又或者有酗酒的恶习，她们为了彻底切断和丈夫的联系，只能隐姓埋名生下孩子，不敢去给孩子上户口，怕被丈夫找到。

在韩国，新生儿上户口，需要户主去户籍科提出申请。而韩国的户籍制度，此前规定户主只能是男性，2008年修改法律之后，女性也可以成为户主。但俊宇妈妈观察发现，现实中几乎见不到女性户主。“法律的允许只是一个开头，社会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还有人认为，涉事女性也可能是非婚生育，才会选择隐瞒孩子的出生。

徐黎明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他是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老师，教授韩国文学与韩国社会文化。这些年他一直在做韩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东亚思想研究，也关注东亚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

在韩国，未婚妈妈会承受来自社会伦理上的压迫感。徐黎明认为，这或许也是导致幽灵婴儿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社会受儒家的家庭伦理道德约束很强，会觉得，一个女人生孩子一定要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

在韩国，如果一个未婚女性去医院堕胎，需要有亲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而一些未婚女性不愿让家里人知道自己怀孕的事情，便放弃堕胎，选择偷偷在家里生下孩子；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医院生产。生下孩子之后，如果选择自己抚养，政府会给一些补贴。如果自己不愿意抚养，妈妈们也可以匿名把孩子送到领养机构。

Baby Box是韩国教会创办的领养机构，也是韩国最大的领养机构。那些放弃抚养孩子的妈妈们，会把刚出生的孩子放到一个指定的箱子里，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在箱子的另一头安全地接过孩子。妈妈或者其他亲属如果未能在指定的时间回来认领孩子，孩子就会被送到孤儿院等官办机构。

韩国政府这次对“幽灵婴儿”事件的关注和调查，最初的推动者就是孤儿院的一名女护士。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这位护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她在孤儿院工作了二十多年，最开始她发现接种疫苗的数据有问题，随后联合律师一起给各个部门提出建议，包括青少年保护中心，但只有韩国福祉保健部接受了她的建议，并展开了相关调查，“幽灵婴儿”事件才被发现。

“冰箱死婴”案曝光后，韩国国会几乎全票通过对出生人口登记法案的修订意见。新的法案要求，医疗机构要在14天之内，向地方政府报告新生儿的情况。如果自出生之日起一个月内没有申报新生儿情况，地方政府负责人将提醒监护人。

徐黎明认为，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仓促推出新的法案，试图解决人口管理的漏洞，看起来是制度的改变，但实际上还是停留在情绪层面，缺乏深度思考。他担心这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比如孕妇就有可能会拒绝去医院生孩子，把孩子生在卫生间或者其它场所，然后扔掉或者杀掉。而这无论是对母亲还是孩子，都是更糟糕的情况。

2023年7月，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警方正就“幽灵婴儿”案件搜查婴儿遗体。

那么，如果一个女性并不欢迎孩子的到来，她为何不选择在怀孕期间堕胎？

徐黎明解释说，在韩国，堕胎首先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在韩国，胎儿被认为是珍贵的生命，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一个女性是不会选择主动堕胎的。”俊宇妈妈也说，她很少看到身边有已婚女性去堕胎。如果婴儿发育健康，通常大家都会选择生下来，只有在出现婴儿畸形或者死胎等情况后，才会选择堕胎。“已婚女性如果堕胎，会面临很多流言蜚语，比如没有母爱，残忍，可能发生了婚外情等。”

事实上，在韩国，即便女性从主观上跳脱出传统文化的约束，接受堕胎，高额的人工流产费用也让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最终放弃打胎的想法。

那个杀掉孩子藏在冰箱的妈妈，在怀上第五个孩子后，她的丈夫曾提议让她堕胎，她在之后的证词中提到，“考虑到数百万元的堕胎费用”，她自作主张放弃了堕胎，选择去医院生下小孩再杀掉她。

在韩国生孩子，如果是顺产，基本不用花钱。女性怀孕后，在医院开具怀孕证明，就可以去医院领到一张幸福卡。这张卡里有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600元），可以在医院产检时使用。俊宇妈妈记得，怀孕期间，她产检一次不落，生产前卡里的钱还有剩余。她后来选择剖腹产，花费较高一些，而同一时间顺产的产妇，在医院住一晚，第二天出院，就只花了不到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00元）。

在徐黎明看来，或许正是韩国社会堕胎难，但同时又提供了很好的生育补贴，这两种政策叠加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解释“冰箱死婴”案里那位女性的选择：放弃堕胎，选择去医院生产后杀掉孩子。

大家开始养狗，

也不养孩子了

“幽灵婴儿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它绝不只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徐黎明认为，在韩国这样一个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里，竟然也会发生杀害婴儿的事件，这也让杀婴事件更有冲击性。“我们现在对每一个出生的婴儿这么重视，这么保护，各种政策鼓励生育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人把那么珍贵的婴儿给杀掉？”

对于当下的韩国社会而言，婴儿本身很大程度上被工具化了，婴儿不再只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还被赋予了人口学上的意义。

俊宇妈妈发现，韩国职场里的年轻女性，几乎都是未婚。目前在韩国，一个女性35岁依然未婚，已经不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自己感觉，大家开始养狗，也不养孩子。首尔的大街上，很少看到孩子，但能看到很多狗，狗狗的婴儿车在韩国销量很好。网络上，大家都在调侃，路上的狗都比孩子多，这一点也不夸张。”

在徐黎明看来，韩国年轻人之所以不愿意生孩子，看起来是经济压力所迫，比如高房价低收入的压力，但更重要的其实是个体觉醒之后主动选择的结果。“整个东亚人的传承里，本来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思想，我的存在不是我自己的存在，我本身传承了父辈的血脉和思想，我死去之后，我的儿孙会一直传承下来。以前人们受这种思维的影响，家族纽带就能很好得以维持。而如今，这种思维正在被打破，人们开始强调个体，就会对血缘的连接开始淡化甚至表现出冷漠的态度。”

而养育孩子面临的种种困境，也让一些有意愿结婚生子的年轻人不敢轻易做出决定。

俊宇妈妈说，她在生孩子之前，并没意识到生活即将发生的巨大改变。她属于“毕婚族”，毕业后来韩国，结婚生子，做了三年全职妈妈。孩子三岁上幼儿园后，她开始参加硕士课程，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硕士课程，今年3月开始进入职场。

而她之所以能够出去工作，是因为婆婆帮她分担了育儿的事务。她开始攻读硕士时，正值新冠疫情严重的时候，孩子不怎么去幼儿园，她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到婆婆家。她开始工作之后，接送孩子，以及处理幼儿园的事情，基本都交给了婆婆。她和老公每个月会各自拿出来一部分工资收入，加起来大概80万韩元，给婆婆作为报酬。俊宇妈妈身边，把孩子交给长辈带的朋友，也都每个月会给长辈一些钱，具体的数额都不一样。

即便给婆婆一些钱，俊宇妈妈还是会觉得，对婆婆很愧疚。“毕竟孩子是我们的孩子，不是奶奶的孩子。”她身边的韩国父母，也都有同感。

而奶奶自己，也不愿意带孙子，“我已经辛辛苦苦带大了自己的孩子，失去了我的青春、我的中年。我现在老了，总算有时间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了，再给我一个孙子，那我真的就没自由了。”俊宇妈妈和婆婆聊过这个话题，婆婆说过这样的话。同样身为女性，或许是从婆婆身上看到了多年之后的自己，她特别能理解婆婆的想法。

她和楼下的阿姨聊天，那个阿姨最近帮她女儿带孩子，“带孩子真的太辛苦了，我下楼扔个垃圾，去超市买瓶醋，我感觉空气都是自由的，我感觉我还活着。”阿姨对她这样抱怨。

2019年2月，韩国首尔，一家医院的新生婴儿室。2018年，韩国合计出生率为0.98，创下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鼓励生育和厌童情绪同时存在

在徐黎明的观察里，受女权运动的影响，韩国曾经有大量的双职工家庭，女性出去工作，但后来因为育儿问题无法解决，女性会再次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妈妈。而当下的韩国社会，更多女性在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的身份中不断切换，不断在育儿与工作中舍弃与选择，女性的选择很难呈现出稳定的状态，这正是女性的困境所在。

俊宇妈妈在韩国参加面试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有没有计划生二胎？为什么出来工作？谁看孩子？孩子生病是不是需要请假？

徐黎明曾对2020年的韩国文学进行过追踪，他发现，这一年韩国几乎所有的文学奖，包括文学奖的获奖候选人，几乎都被女性作家包揽。韩国文学里的女性主义倾向，韩国社会里的女性运动，已经成为韩国社会最显著的现象。

而从长远来看，未来还是会有越来越多女性会走出家庭、进入社会，这是大势所趋。女性更加注重个体价值的追求，不愿只是扮演主妇和妈妈的身份，而是要通过工作实现经济独立，不再依附于男性。

而女性在成为母亲后，在多大程度上还能追求自己的个体价值，不被孩子和家庭所牵绊，这会影响更多女性关于生育的选择。

为了化解生育率难题，韩国政府绞尽脑汁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目前韩国的月子中心普及率很高，大部分妈妈都会去月子中心。如果产妇不去月子中心，可以向政府申请配备月嫂，月嫂上门服务，做家务，带孩子。除了产前的100万元产检补贴，孩子出生后，每个月还能拿到政府补贴：一周岁前，每个月7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930元），2周岁前每个月35万韩元，以此类推，孩子越大，补贴金额就会相应减少。如果孩子不去托儿所，一直在家的话，这笔钱就会打到父母一方的账户上；如果孩子去托儿所的话，这笔钱就会自动转到托儿所的账户。

如果涉及到买房摇号，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几乎没有悬念都能摇上号。

甚至还有议员提出，如果一个家庭生了两个男孩，第二个男孩可以免兵役。

而与鼓励生育形成鲜明对比，韩国社会近两年还出现了“厌童情绪”，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禁止儿童进入”的区域。

在徐黎明看来，厌童情绪的背后，其实是韩国当下年轻人过度的个体化，以及他们对个人权利的极力维护。“现代社会里边，把孩子当成一个完整生命体之后，有孩子的家庭就会过度尊重孩子，孩子的个性得到了过分的张扬。而没有孩子的人，或者是一部分认为应该尊重个人感受的那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会对孩子的吵闹特别在意，他们觉得在咖啡馆被孩子打扰，所以就不希望咖啡馆里有孩子。而这种对自己个体的这种权利被侵犯的这种相当敏感的状态，在韩国现在是一个普遍的状态。然后他会从最开始的维权，后来发展到一个厌恶的状态。”

徐黎明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韩国社会的低生育率还会加剧，而厌童情绪也会更为普遍。不过他也认为，韩国社会有很强的纠错与文化更新能力，“它基本已经完成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一个社会里，成熟政治机制，成熟的公民，开放的舆论环境，可能会一时出现混乱的状态，但它还是会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在幽灵婴儿事件当中，一个孤儿院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发现国家在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她没有忽视这个问题，而是用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层层推动，最终那些处于灰暗地带的幽灵婴儿重新被看见。这就是那股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