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的历史塑造我们的国家认同，但这些历史准确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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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陈杨国生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至少是由当时的掌权者书写的。

但这句老话没有提到，胜利者不会永远是胜利者，有记载的历史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历史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修改、改写。(ABC News: Tracey Shelton)

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历史课——各国的历史课大相径庭——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修订、改写，而这些变化往往是由政治动机、社会运动和多元文化所驱动。

陈女士于1949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没几年。

不出所料，她的学校教育充斥着 “共产主义英雄”的故事，但随着政治联盟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历史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她的记忆中，幼儿园里唱的是关于俄罗斯和俄中两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的歌曲，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俄罗斯同志”变成了“叛徒”，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日本军队赶出中国的作用也从她的历史课本中消失了。

同样，学生们曾经被教育要“感谢”美国的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颠覆了历史”。

陈杨国生女士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在学校接受的历史教育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Supplied)

陈女士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在学校接受的历史教育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陈女士说，到了1966年，西方的一切都遭到“谴责”，书籍被烧毁，有人遭到殴打，“极其、极其可怕”。

她说，随着每一次新的变化，“‘左’变成了‘右’，‘对’变成了‘错’，历史都在操纵中。”

但这种改变历史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历史客观性的“错觉”

斯坦福大学教授丹尼尔·查尔斯·斯奈德（Daniel Charles Sneider）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历史记忆的形成，并为此著书立说、授课，他比较了各国对过往战争形成不同叙述方式。

斯奈德教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教授和撰写不同文化展现历史的方式。(Supplied)

他说，虽然视角和相关性起着重要作用，但一个国家选择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历史也是为了适应某些议程而塑造的。

历史可以用来激发爱国主义、忠诚、种族或民族优越感，甚至种族仇恨。

“历史记忆是各国构建国家认同的方式，”斯奈德教授说，关于国家发展和品性的故事有助于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斯奈德教授写过很多有关不同国家向后代介绍历史方式的学术书籍。

他说：“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创造出一种含义，即作为韩国人意味着什么，作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作为澳大利亚人意味着什么。”

“有些人在爱国主义叙事方面更加明目张胆，但大家都会这样做： 美国人这样做，澳大利亚人也这样做。你知道，利用历史不一定非得是中国。”

虽然教科书享有客观可靠的美誉，但斯奈德教授说，只要你拿起一本过去或其他国家的教科书，这种“错觉”就会变得很明显。

他说：“教科书传达的是其时代的精神，表达的是其所处的文化。”

很少有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是毫无争议的。

澳大利亚课程的变化

27岁的墨尔本历史教师哈尼亚·阿里夫（Hania Arif）12岁刚到澳大利亚时，她的新班级里甚至没有人知道巴基斯坦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她从小就听自己的祖父母讲述1947年印巴分治后发生的暴力和死亡事件，当时他们不得不离开印度的祖宅，逃到巴基斯坦避难。

在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小学，这也是她历史课的重点，不断强化这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巴基斯坦以外的地方，感觉就像没有人知道我们一样，” 阿里夫女士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说，并补充说，她的同学们从来没听说过巴基斯坦竟然是个国家，更不用说它是如何形成的了。

“甚至没有人知道这段基本历史，即在我们之前的两代人所经历的痛苦。”

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她的澳大利亚历史课上，另一个话题也缺失了。

澳大利亚每个州和领地也都制定了自己的课程。(ABC News: Stephanie Boltje)

“完全没有提到澳大利亚原住民或原住民族，”阿里夫女士说。

“澳大利亚当时只是作为一个后殖民国家来谈论的——我们只是在库克船长登陆后才出现的，”她说，并补充说，作为一名澳大利亚学生，这是当时教科书对她展示的景象。

但如今，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她努力让学生了解更准确、更完整的历史。

“三年前，在研究古代文明时引入了‘古澳大利亚’。[作为一名学生]我从未意识到澳大利亚也有古代史，”她说。

虽然维州的小学和中学教科书中现在都包含了原住民历史，但她说仍然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她说，向学生提供的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学校的教学方法和教师本身。

阿里夫女士说，她自身的背景和经历“百分之百”地影响了她的教学方式。

“我真的会尽我所能，涵盖我所教授的任何事件的所有不同侧面和视角......并教我的学生成为批判性的思考者。”

维州教育部发言人表示，该州的学校课程“承认”维州学生学习原住民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

“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学习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和文化，有助于学生理解这些文化中蕴含的独特性、智慧和知识。”

你对二战到底了解多少？

1945年8月6日，日本空袭急救人员在广岛将一名原子弹受害者从冒烟的废墟中擡走。(Reuters)

本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4周年，真的是这样吗？

这是历史上记载最多的事件之一，但作为史实进行的教导往往只是一个视角问题。

对于捷克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早一年发生，即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时就开始了，但在俄罗斯，他们所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则始于1941 年。

在美国，二战始于1941到1945年，即美国参战的年代。

斯奈德教授说，虽然有时这只是侧重点的不同，但在其他情况下，真相被故意省略了。

在他的著作《分裂的记忆：历史教科书与亚洲战争》（Divided Memories：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s in Asia》一书中，斯奈德教授说，韩国历史教科书几乎只关注韩国人。

“对韩国人来说，欧洲战争并不存在，” 他说，而在他研究的教科书中，同样没有提到日本遭受核轰炸，尽管核轰炸的后果影响到了韩国。

“主流叙事将韩国描述为周边大国的受害者，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但也包括俄罗斯。”

他说，韩国教科书使用“极度情绪化的语言”，充满了对韩国人民所遭受苦难的动人描述。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的内容令人惊讶地全面，但虽然它们并不回避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但它们提供的是“枯燥的事件年表”，缺乏情感和个人经历。

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戛然而止。(Wikipedia)

“因此，他们刻意避免使用情绪性的语言。非常沉闷，”斯奈德教授解释说，语气在介绍历史的方式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谈到珍珠港遭遇轰炸事件时，美国的历史书籍也非常情绪化，而在澳大利亚，大规模虐待战俘是“澳大利亚人战争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要想了解东亚各国目前的关系，就必须了解影响这些关系的对战争时期的历史叙事，”他说。

“永远不要让别人欺辱你的国家”

日军抵达南京后大开杀戒，据说有数千人被杀害。(Supplied: Nanjing People's Anti-Japan War Museum)

南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犯下最严重暴行的城市，对于在南京长大的陈女士来说，她听过无数有关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的故事。

她回忆起战争受害者如何来到她的学校，讲述日本占领时期的恐怖故事，以及“年轻的共产主义英雄”如何最终打败侵略者。

“那段历史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心中，因为老一辈人亲口告诉我们那段历史的影响，”她说，并补充说，那段历史非常有效地教育了中国人对国家的忠诚、团结以及“永远不要让别人欺辱你的国家”。

但多年后，陈女士发现，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曾结成了临时联盟，旨在将日本共同赶出中国。(Commons)

她说：“直到来到了澳大利亚，我才知道了这一点。”

陈女士现在是墨尔本一所大学荣誉研究员和社区领袖，她于1984年因为维州和江苏省姐妹州国际教师交流项目而来到墨尔本。

陈杨国生是墨尔本一位荣誉大学研究员和社区领袖。(Supplied)

在学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之后，她震惊地发现“澳大利亚很富裕，人们很文明”。

她说：“这是一个美好的环境。”

“这完全打开了我的心扉，让我了解到现实世界是什么样的。”

但陈女士说，这种文化上的无知是双向的。

她说，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人过着贫穷而简单的生活，而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拥有丰富而迷人的文化。”

她说：“人们需要相互了解，我们需要在世界上共存。

“真正了解彼此的优点和问题，才能更好地合作，避免冲突。”

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的兴起意味着对许多好奇的学生来说，不同的历史叙事唾手可得。

但斯奈德教授说，如果没有寻找信息的动力，信息的可获得性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他说，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流行文化的日益分散化，例如韩流K-pop和日本动漫在国际上的兴起，以及人口的流动，甚至是游客的流动。

动漫和K-pop在国际上的兴起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不同文化和历史叙事的兴趣。(MiHoYo/YG Ent.)

接触其他文化和思维方式可以激发挑战儿时流行叙事所需的好奇心。

但斯奈德教授说，尽管全球化，“这些国家叙事非常强大，它们仍然保持原封不动”。

“它们比你想象的更难改变。我很愿意相信，我们正迈向一个全球公民的新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民族主义仍然是身份认同和政治的最有力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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