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香港的霓虹灯都哪儿去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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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悬在香港街头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招牌从来都不只是关于霓虹灯的，这些有点像立体派艺术、充满消费主义气息的广告牌告诉路人，他们正在从当铺、糕点店、桑拿房和鱼翅大排档前走过。

霓虹灯招牌也从来不只是关于招牌的，它让路人注意到号称有最好铁观音的茶馆、按小时收费的酒店，或木质药柜里装满了海马等名贵药材的中药店，以及不断传出咔哒声的麻将馆，那是修剪漂亮的指甲翻牌时发出的声音。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因此，虽然政府清拆霓虹灯招牌是出于安全和环境担忧，但该行动让人们联想到香港自身的式微：霓虹灯的消失悲哀地讽喻了一个曾经活力满满的城市的衰落，嘈杂耀眼的灯火正在一盏盏地熄灭。

这些日子里，香港的夜晚给人的感觉似乎仍笼罩在一场瘟疫的阴影之下，或陷入了莫名的政治深渊。

不再游客如织，许多常住的外国人也走了，以前经常被他们狂饮啤酒弄脏的派对场所现在干干净净。

香港人也走了。据政府和财富调查的数据，去年有逾11万永久居民搬走，当地身家超过3000万美元的人口已减少了23%。

英国将香港的统治权交还给中国25年后，香港人因为当地经济衰退和政治权利急剧减少而离开。

留下来的人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担心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正在摧毁让这座城市特殊的东西，包括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风波何足惧。

同丰当铺的霓虹灯招牌，摄于9月。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些风波并非突发奇想。

中央政府在2020年对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把其认为威胁国家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该法已将学生、前立法者和前媒体大亨投入监狱。香港行政长官（这是这个商业至上的地方对最高领导人的称呼）因破坏香港自治而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而对这种制裁的公开支持就可能构成犯罪。

今天的香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座充满阴影和隐喻的城市，在这里，像霓虹灯招牌这种看起来无害的话题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香港导演曾宪宁的长片处女作《灯火阑珊》讲述的是一名霓虹灯制作者死后，他的家人如何完成其遗愿的故事。这部电影将代表香港角逐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它是为一个正在消失的艺术谱写的挽歌，也可能是为某种更大的东西创作的安魂曲。

“香港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失落感，”曾宪宁说。“人们每天都收到有亲朋好友移民的消息。每天都有自己身上某个部位的肉正在被从骨架上撕下来的感觉。”

自从这部电影2021年开拍以来，曾宪宁用作背景的许多霓虹灯招牌已经消失。

“变化发生得如此急剧和迅速，”她说，“没有办法将它们保存下来。”

湾仔的一家酒吧。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美都餐室外的招牌，摄于10月。这个霓虹灯招牌现已拆除。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陈倩雯是“霓虹交汇的”经理，该组织致力于保护被下令拆除的霓虹灯招牌。据她估计，自从屋宇署开始打击违章建筑以来，已有数以万计的标识（其中大部分是霓虹灯招牌）被拆除。另外，一些商家已自愿将霓虹灯招牌换成了更经济的LED显示屏。

陈倩雯与那些收到拆除通知的人联系，将他们店面的视觉历史记录下来。当铺做广告的霓虹灯用“蝠鼠吊金钱”的形状，因为这种会飞的哺乳类动物的名称与“福”谐音。对不识字的顾客来说，用牙齿、眼镜、茶叶等形状的符号做广告曾非常重要。

“霓虹灯是城市的某种象征，体现了香港的故事，”陈倩雯说。“但不只是霓虹灯正在经历彻底的变化。整个城市都是这样，对吧？”

一些捍卫香港的人赞扬城市现在的样子，或至少赞扬它在重塑自身形象方面的天赋，他们说，霓虹灯景观从来都不是对香港城市轮廓的真正界定。他们还说，霓虹灯招牌是一种俗气的旅游宣传，来自功夫片的布景或电影中穿旗袍的女子在大提琴的凄惨乐声伴奏下走在下雨的街头。大多数香港居民住的地方距离路面积水中的俗艳倒影很远，他们居住在拥挤得像鸽子笼、外墙贴着瓷砖、朝着中国边界方向蔓延的建筑物里。

上世纪60年代香港街头色彩斑斓的夜景。 HULTON ARCHIVE, VIA GETTY IMAGES

1995年的九龙。 RICHARD BAKER/IN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 IMAGES

霓虹灯的制作包括将玻璃管弯曲成设计的形状，然后在里面充上氖气和其他惰性气体，其制作手艺部分是从上海传到香港的。在中共1949年在大陆取得胜利后以及接下来不断动乱的几十年里，资本家和数百万其他难民纷纷逃到这个曾由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到20世纪70年代，湾仔、尖沙咀、中环和油麻地的街头到处都能感受到霓虹灯下的商业气息，到处都能看到色彩斑斓的招牌，像是迷幻药刺激下创作的毕加索作品。

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曾有世界上最大的万宝路香烟霓虹灯广告，似乎与这种气息相一致。这里的霓虹灯招牌有英文的、阿拉伯文的，也有日文的。但大多数用的是香港仍在使用、中国内地已不再使用的繁体字。“龙”的繁体字有16个笔画，用玻璃管制出如此复杂的字需要有很高的绘画技巧。

在霓虹灯艺术的顶峰期间，曾有约400名技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等刘浩辉对这项工艺感兴趣时，只有少数霓虹灯技师仍在工作。刘浩辉是在台湾学的这门手艺。

“我知道霓虹灯正在这里消亡，”他说，“但那是香港的标志，所以我想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艺术继承下来。”

在一个政府资助的艺术中心，刘浩辉把用火软化的玻璃管弯曲成各种形状。虽然香港的其他一些优点已受到侵蚀，但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香港的统治者还是把文化视为值得保留的东西。

“霓虹交汇”致力于保护拆除的霓虹灯招牌，图为它的一个存放地点。据估计，已有数以万计的标识（其中大部分是霓虹灯招牌）被拆除。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政府在维多利亚港填海建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区，里面有名为M+的视觉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已收集了霓虹灯的设计制图，以及一些著名的霓虹灯招牌，包括一家牛排馆用过的巨型安格斯牛的霓虹灯招牌。

“我们对地标招牌非常感兴趣，”博物馆策展人彭绮云说。“但由博物馆来收集它们并不是理想的做法，因为那使它们完全脱离了让它们有活力的整体环境。”

彭绮云说，虽然安全考虑可能注定了香港霓虹灯的消失，但全球同质化的趋势让城市都有相同的商店，这也在危及香港独特的街景。

今年9月，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香港夜缤纷”的活动，目的是“吸引市民外出，重振城市夜生活”。这项活动的标识自然是以霓虹灯为主。

对谢禛原来说，六米高的“大同老饼家”霓虹灯招牌曾象征着这家老字号的悠久历史，他的店艰难地度过了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年代，那些年里，饥饿的人有时会从顾客手中抢走从店里买的糕点。

在大同老饼家排队买月饼的顾客。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大同老饼家90岁的老板谢禛原。他说，打算给自己的店装一个小一些的霓虹灯招牌，他希望香港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香港的繁荣年代，这家店曾为庆祝中秋节制作过蜜汁牡蛎馅或有十个蛋黄的月饼，不过谢禛原承认，一个蛋黄已经足够了。

现年90岁的谢禛原目睹了去年霓虹灯招牌的拆除。谢禛原被告知，那个招牌太大、太旧，不符合规定。

“那个招牌挂了50多年，经历过台风，没出过问题，”他说。

一家餐厅的招牌，摄于10月。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每天仍来店里看看。他想念那个霓虹灯招牌。

为满足政府的要求，谢禛原打算给饼家装一个小点的招牌，尽管这要花费62万元港币。为了把店传到第四代，他的儿子已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

“我希望香港充满活力，”谢禛原说。“我希望让这家店给人香港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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