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对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已达4亿“无感？（图）

最近，著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和某学者交流的新闻，引发不少讨论：“如果要按照国家统计局月收入3000元来计算的话，咱们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是4个亿了。可是好多人都拒绝进入，说我不是中等收入人群”。随后，“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已达4亿”登上热搜，“被中产”的吐槽也应运而生。

作者｜ 徐瑾

知名青年学者

公众号《徐瑾经济人》主理人

一些网友为何拒绝中等收入称呼？什么又算是中等收入？

民众的经济体感是什么

中等中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简单粗暴地说，中等收入也可看作前三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从人群分布而言，中国四亿人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并不算太离谱。

按照统计局几年前官方说法，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月收入在2000-5000元，较高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5000-10000元，月收入超过10000就可以被看作高收入群体。不过，考虑十四亿中有不少人是没有退休金的老人和没有工作的孩子，这个数字就值得考量。毕竟，中国的收入分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有庞大的底层存在。

月收入三千，如果是农村老人，就是很不错的收入；如果在一线城市，那就是底层，上海等地的法定最低收入工资已经逼近3000，平均月收入已经过万，2023年上海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下限就是7310元。前总理在之前谈月收入的发言中，也说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哪怕在二三线城市，不考虑还房贷养娃，但凡需要租房，月入3000也是底层。如果还要问为什么不消费，那就难免会引发群嘲。

也正因此，月收入3000与四亿人是中等收入群体，分开看好像问题都不大，但这两个概念组合放在一起，要说月入3000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就有点突兀。

此前媒体就报道，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按绝对标准，2022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左右；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研究收入，李实是专家，他的研究也有数据支持，并不是哗众取宠的学者，但坦白说这番话还是引发不少反感之声。

审视这个问题，不应该从绝对数字来看，应该从民众的经济体感出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只有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代表中国，多数人收入确实不高。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很难等同。因为国情不同，阶层地位并不仅仅由经济决定。

中等收入不等于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在国际社会的标准也很混乱，但在多数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多半算中产阶层。国际社会中产阶层的标准不下百种，比如在俄罗斯能够买得起大众电器的人就算中产，而在世界范围，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就是中产。

在中国，一线城市的中产自认为除了考虑收入之外，往往还要求有两套房。大多数中国中产所做的努力，根本目的是自己的下一代和自己享受一样的社会地位。在昔日高高在上的都市白领眼中，即使年收入小几十万也不过是“新穷人”，月收入三五万却没法让孩子好好过暑假之类的新闻层出不穷。

中国中产标准为何如此高？这无疑是社会焦虑的外化，核心在于社会结构不同。

在国外的发达经济体，社会发育成熟，中产阶级有数百年的传统，整个社会是一个“橄榄型”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就是等于中产阶层。而在日本这样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泡沫经济时代甚至有9成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中产，这就是“一亿总中流”的说法。

而在中国，原本社会一穷二白，改革开放使得大家从绝对贫困中走出，跨过温饱问题。对中国人而言，中产阶层是一个引入的词汇，不能直接和中等收入画上等号。可以说，中产在中国大概等于一般人之上、富人未及的群体。我称之为软阶层，就是因为他们起步较晚，发家不过一两代人，更多是搭接了中国城市化的春风。

在过去，他们期待的是阶层跃升，一旦经济季风止步，他们面临的不是阶层跃升，或者阶层固化，而更会担心阶层下滑，故而，只有时代的软阶层，没有软阶层时代。

网上曾经流行把中国社会分为9级标准，“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生、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业主、小银行家之类为主”是高的中产阶层，“小企业主、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线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为主”属于中的中产阶层，“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年教师、普通自由职业者、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个体户”则是再下一级的中产阶层。按照这个标准，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人员、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之类，就无法纳入中产阶层了。

无独有偶，二十年前，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在90年代末2000年初，也曾经提出十大阶层。在他的指标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作为划分标准。这十个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在他的理论中，组织资源的地位高于经济资源。所以，第一个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指具有实际行政职权的干部。注意，这意味着这些人是有权力的干部，他估算这个群体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略多。其次，才是经理、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就是今天说的白领）等等。可以说，当时，中上层的判断，是以和体制距离为标准。

这些标准见仁见智，多少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权力特征：金钱并不是什么都能买到，经济资本并不是资本的全部，体制内相对体制外有太多的隐形福利。也正因此，仅仅从收入是中等就判断是中等群体或者中产阶级，并不能符合大家中的阶层观点。

所以，月入三千即使从统计学上是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但在现实生活或者社会学意义上，不会有多少人真的认为跨过这个门槛就是中产。

为什么大家不敢花钱

比起中等收入门槛，这次引发讨论更热烈的是消费。

专家经常言之凿凿地讨论，为什么不敢花钱？大家明明有钱却不花钱，好像是难解之谜。套用一句名言，花钱的理由有很多，不花钱的理由很多时候只有两个：一个是没钱，一个是信心不足。

在经济顺风期，银行利率看起来高，但如果算进去通胀贬值，银行利率其实等于负利率。钱放在银行就是不断贬值，因此大家纷纷加大杠杆，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以及更多的消费。因为借到钱就是赚到，更重要的是多数人都预期自己的收入会增加。这个时候，即使没有钱，大家仍旧乐于消费，认为当期消费是对于未来收入的提前预支，也就是一种投资。

如果进入经济逆风期，表面看起来银行利率在降低，但考虑通缩趋势，CPI为负，真实利率其实在走高。这个时候，大家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减少贷款增加存款。这些年大家趋向于降低杠杆，最典型的如提前还贷以及增加存款。还有，考公人数甚至超过考研，大家看重稳重多过机遇，自然不敢消费。

这些现象看起来矛盾，放在预期的框架下就可以理解了。毕竟1990年代，市场野蛮生长，处处是机会，一夜暴富的故事似乎天天都在身边发生，股市能够从100点突破到1500多点。如今人均收入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潜在机会的减少。当下，社交媒体最流行的帖子是月入两万不能买什么，快捷酒店甚至优衣库等是不是消费得起。

经济是关于预期的游戏，要改变这种僵局，必须改变预期。要让大家敢于花钱，除了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之外，更重要的做法还是让大家有看到经济未来的信心。

如果未来收入能持续增加，即使月入三千，又何惧花钱甚至提前消费？信心，贵过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