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作家再失爱子，7 年前，她的大儿子自杀（组图）

2024年2月20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学校官网发文披露，该校学生詹姆斯·李在学院路交叉口被火车撞倒后身亡，年仅19岁。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大一的新生才华过人，精通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

他的母亲李翊云是继哈金之后，在西方文坛上第二位以英文写作而名声大噪的华人作家。

● 李翊云

李翊云曾在2021年的一场对谈中谈到自己的小儿子，说“他特别喜欢看《三体》，特别喜欢看刘慈欣，也看刘宇昆的作品，还有特德·姜。他不会看我的作品，会看经典的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7年前，李翊云的长子文森特就因自杀身亡。如今，年过半百的她再度遭遇丧子之痛。

熟悉普大环境的学生强调，列车经过学院路口时，通常都会有响亮的警示声，一般行人很难撞上火车。

因此，有人推断，李翊云的次子也是自杀的。

● 李翊云和两个儿子在一起

再向上追溯，李翊云本人也曾因为严重的抑郁症而两次轻生。

当死亡的魔咒施于这个本应幸福的家庭时，我们似乎更想探寻悲剧背后的故事与肇因。

1.移情“缪斯”

“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感往往是在强大落差下产生的。如果翻开李翊云的人生履历，我们会惊叹于她的光环如此耀眼。

1996年北大生物系毕业后，她远涉重洋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并在2000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她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免疫学博士学位，转而从事写作。

2010年，李翊云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评审认为，李翊云的英文写作反映出其母语的语调及文化，这给英文读者带来一种别开生面的体验。那一年，她还上榜《纽约客》“最值得期待的年轻作家。”

短短两年后，她成为了第一位荣膺欧·亨利奖的华人作家。

2013年，李翊云受邀担任第五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2020年，李翊云因作品的“形式美和大胆的想象力”而获温德姆·坎贝尔奖和古根海姆奖。2022年，李翊云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一年之后，她又凭借新作《鹅之书》获得福克纳文学奖。

因创作成就斐然，李翊云被认为会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华人女作家。

但她小时候从来没有梦想过会成为一个作家，尽管对文学的热爱就像天然的基因一样深植于心。

和同代人一样，李翊云成长于阅读资源颇为匮乏的环境中，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任何可以得到的文字，包括“鱼贩不要了的旧报纸，连环画上的高尔基自传三部曲，托尔斯泰《复活》的报刊连载，图书馆借来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此外她还大量阅读英美文学巨擘狄更斯、托马斯·哈代、D·H·劳伦斯、海明威等人的著作。对于中国的古典诗词她更是如数家珍。

读书为她暂时屏蔽了周遭的种种难堪与烦恼，甚至让她挺过了那些充斥着家庭暴力的岁月。

虽然醉心文学，李翊云上大学时却选择了一个与她的兴趣大相径庭的专业。

到美国深造后，她将成为一名业界专家的方向清晰可判，连人生的道路似乎也一眼能望到边，这种没有任何挑战的确定性让她对未来产生了怀疑。

读硕士时，因为实验任务很重，大家纷纷寻找减压的方式，不少同学选择了园艺来解压，李翊云却报了一个社区写作培训班。

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对写作的浓烈兴趣，于是决定离开科研，尝试英文写作。

她的高中同学对其予以劝阻，“我不相信你能写成，你在中国长大，你怎么去写美国的上层和主流社会？”她的丈夫也提醒她，比起科研，写作对她的索取会更多。但她“去意”已决，告诉丈夫，给自己三年时间——如果三年结束，写作还没进展，她就去读MBA，或法学院。

2002年，李翊云在The Journal杂志上发表散文《充满蝉声的夏天》。2003年，老牌文学期刊《葛底斯堡评论》发表了她的散文《那与我何干？》。那年的秋天，她的小说《不朽》被《巴黎评论》在自由来稿里选中，被赞誉为“一篇堪称完美的小说”。

《巴黎评论》的编辑布丽吉特·休斯在采访她时说，发现李翊云的写作才华，是比自己当上《巴黎评论》的主编更令人兴奋的事。

2.“我有信心扮演我的存在”

在英语文坛一鸣惊人的李翊云很快就成为了媒体广泛关注的对象。2004年，她获得了《巴黎评论》年度新人奖。权威文学杂志《格兰塔》和《纽约客》也分别命名她为美国最杰出的青年小说家之一。

不久，李翊云考取了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

这个知名的创意写作项目全美排名第一，声名远扬，培养出了17位普利策奖得主、4位美国桂冠诗人，以及众多国家图书奖、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它附属的“国际写作计划”由著名华人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很多中国作家：王蒙、北岛、王安忆、阿城、莫言、苏童、余华等，都参加过该计划。

在“作家工作坊”的严苛写作训练，让李翊云于2005年获得了爱荷华大学艺术创作硕士学位，兰登书屋很快买下了她短篇小说集的版权，并于同年推出了她的第一本书《千年敬祈》。

● 《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这部短篇集以90年代的中国为背景，从人潮汹涌的北京、广袤苍凉的内蒙古，一直写到了大洋彼岸的芝加哥，最终摘取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奖和英国卫报新人奖等多项大奖。

出任评委会主席的克莱尔·阿米茨泰德称赞《千年敬祈》一书：“她所讲的故事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即使合上书很久很久，它们仍然在不断地膨胀发酵。”

2008年，著名华语影视导演王颖把《千年敬祈》搬上银幕，俞飞鸿出演了重要角色。

● 俞飞鸿主演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千年敬祈》

继《千年敬祈》后，李翊云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金童玉女》、长篇小说《漂泊者》。从《千年敬祈》到2014年发行的长篇《比孤独更仁慈》，李翊云这一阶段的作品大多发生在中国，或以中国人为主要人物。她坦言，一个人和母语之间的联系，其紧密程度是超乎想象的。在祖国的成长经历和所见所闻，是她用英语写作的最大源泉。

在布丽吉特·休斯看来，李翊云或许的确为英文世界注入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特质：“对时间的持久兴趣，对将自己视为独立个体的追求，一种拒绝服从任何期待的执拗，无论这期待来自他人还是她自己。”

因此在旅美华人作家中，李翊云是个无法被归类的“异端”。

此外，她厌恶陈词滥调，反对有章可循的“技法”，抗拒美国写作坊教授的金科玉律。

她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并会坚定地捍卫它们的稀缺性，哪怕被人视作“敝帚自珍”。在修改首部长篇《漂泊者》时，李翊云的编辑凯特·梅迪纳劝她去掉一个年轻女性角色脸上的胎记，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 《漂泊者》（The Vagrants）

此后，她不再采纳梅迪纳的建议。梅迪纳是一位资深编辑，与众多作者都有过密切合作，包括南希·里根。面对这位“无法被驯从”的作者，她无奈地对别人说：“翊云不好管。”

李翊云曾在文章强调：“我有信心‘扮演’我的‘存在’。”

有人说，“如何不被低估、如何证明自己大于肉眼所见，是许多移民毕生的需求，也是动力。对用第二语言从事写作的创作者来说，或许更是如此。”

但李翊云拥有自己的底气与自信。迄今为止，李翊云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回忆录，很多作品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日语等十几种语言，她也因此成为用英语创作成就最高的华人作家之一。

3.原生家庭之殇

李翊云的成功被视为海外华人励志故事的样板，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刻苦攻读、她的出国留学，其实都是为了逃离自己的父母与家庭。

小说家英格博格·巴赫曼曾写过，“我正在用被灼伤的手书写火的本质。”其实这也是李翊云的感受，她的写作讲述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关于生存与挣扎，关于冲突与人性的战争，但光怪陆离背后，是她承受的巨大创伤。

李翊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四口之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的母亲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受到一代代学生与家长的尊敬，但在家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父亲作为核物理学家，是母亲经常责骂的对象。“面对骄纵跋扈的妻子，他的应对方式永远是无节制的退让和自我麻痹。”

● 1977年，李翊云一家四口合影

在两个女儿中，母亲偏爱出色的小女儿，但母亲的忽冷忽热和畸形的爱令李翊云难以喘息。

李翊云说，“很早之前，虽然还无法将其诉诸言语，我就知道：母亲才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比起母亲的愤怒，我更害怕母亲的眼泪。巨婴式的母亲，需索无度。她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失控得几近病态，家中每个人因此都不得安宁。

她说，我，这个她唯一深爱的人，活该得到最残忍的死法，因为我不懂感恩。”

● 李翊云（右）与父亲、姐姐

在一种扭曲窒息的氛围中生活，“出逃”成了一种必然之选，后来当李翊云放弃可以给她带来光明前景的专业，而从事作为“情绪出口”的创作，也源于对长久积压的痛苦的一份宣泄，对人生真相的一种追索。

后来，她在美国坚持用英文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母亲不会英文，这门外语于是成为了一道厚厚的“屏障”，将母亲的审视与操控阻隔于外，李翊云也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

“当一个人用新的语言记忆时，他的记忆就有了一条分界线。在那之前发生的，可能是别人的人生，也可能成为某种虚构。”

她试图通过构建新的语言体系，来摒弃过往，完成自我救赎。

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创作期间，李翊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根据《卫报》报道，整整 10 年，李翊云都在午夜到凌晨四点之间写作，还要平衡家庭和白天的工作。她曾认为自杀是“一个合适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2012年，李翊云两次自杀未果。

李翊云因为抑郁症第二次入院治疗结束后，加入了一个康复项目，然而那些康复项目对于一个心灵受到长期戕害的人而言，显得漫长而微弱。她常常生出强烈的愿望：我要是从未出生过就好了。

李翊云在住院治疗期间，喜欢一个人去花园，沉浸于书籍的世界，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别人觉得她看上去安静平和，不能理解她为何会有自杀这种念头。她说她表面最平静的时候，是内心最激烈的时候。

“天人交战”于她而言，是常态化的内心戏码。面对命运的吊诡与冷酷，她拒绝无谓的妥协与和解。

她想起父亲曾经灌输给她们的宿命论——“只要相信宿命论就会让一个人看起来平静、无所不能，甚至是开心。”这是她当年与姐姐唯一的“护体”。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无法掩盖那些被深深压制的悲伤、无助与绝望，它们的汁液渗透到了每一寸肌肤里，甚至长成岁月的纹理，以至于她后来无论用什么方式，都难以将其彻底清除。

无法选择的出身与家庭，成为她一生都摆脱不了的“宿命”，而这种“宿命”，成为流动的沙漏，最终影响到她与下一代的相处模式。

在李翊云的记忆中，一天下午，她与小儿子坐在长凳上等待大儿子下课，小儿子把手放在母亲的手上，但是她却无法理解：

“我知道那一定很舒服，并且是天下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一定是这样的。不过我突然觉得我无法理解它。我能接近理解它，但是那只能是作为人类学家的理解的一部分。”

尽管她笃信，日常的亲密关系比外部的惊涛骇浪更值得书写，但在原生家庭中无法获得健康之爱的“残缺”，让她在自己成为母亲后，也难以做到与孩子真正的水乳交融，因为那种自然而然的亲昵无间、温暖明亮的情感慰藉，是她不曾拥有过的生命体验。

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家庭系统心理学”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中的任何事件都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爱与恨都能够通过家庭一代代传递。过多的创伤彻底改变了生命感觉，并且在家庭的集体无意识中留下了足以导致更多苦难的阴影。”

2017年，李翊云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教授，她准备举家搬迁到新泽西州去。但秋季还没开学，命运却与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16岁的长子文森特自杀而亡。

● 李翊云主持普林斯顿大学的小说研讨会

此前，文森特还随母亲去看房子，“甚至对厨房、花园和他的卧室都有了计划”，但新家还没有搬进去，他就走了。

没有来由的结束，对于活着的亲人来说，像极了突然被推至无底的渊薮。

后来李翊云在书中写道：“我们买了你看中的那幢大房子……你要在就好了……没有你，房子空荡荡的。”

4.生命是一场漫长的疗愈

更让李翊云悲恸的是，不久后她的父亲也患病去世了。在医院里照顾病重的父亲时，李翊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告诉他外孙自杀的消息。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沉默，因为她觉得父亲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打击。

她和父亲都不擅长表达感情，直到父亲去世，她都不知道父亲为何总喜欢唱《北国之春》。《北国之春》里有句歌词：“虽然我们已内心相爱/至今尚未吐真情/分别已经五年整/我的姑娘可安宁”，是因为歌里有父亲生前曾渴望的缱绻之爱和家庭的幸福吗？

不得而知。包括对于文森特的死，她同样百思不得其解。

曾经，“她致力于将自己和生活藏在小说里”，儿子去世后，她意识到逃避没有意义，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儿子之死，于是就有了2019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

● 《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

畅销书作家伊丽莎白·麦克拉肯称，这本书是“关于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

小说中的母亲特别想知道，一个身姿轻盈如鹿，喜欢阅读、音乐、烘焙，能轻易地用他的蛋糕、鲜花、歌声占满整个空间富有活力的少年，为什么会选择结束生命？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母亲是否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

在书中，她调动小说家的想象，在时光隧道里，与逝去的儿子进行了一场不可能的对话。

儿子：我非常爱你，希望我没有伤你的心。母亲：哦，别那么说，令人伤心的是生活。儿子：你是个好母亲。母亲：没有好到能使你留下来......

与其说这是一份困惑，一种自责，不如说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话，一次省察，她希望自己能懂得儿子的选择，就像理解当年她自己的那些行为一样。

即使是在最难熬的时刻，她也习惯性地微笑，“我时不时会停下来听正在吠叫的鹦鹉，它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句，‘那只狗的事我很抱歉！’……所以在写的时候，就经常被它逗笑。”

“笑”是对正常生活的感知，也成为陷于泥淖之中的人们的一根稻草，哪怕它如此轻盈，不堪一握。

● 李翊云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家中

她曾在与抑郁症交锋期间，读过多位作家的信件、日记、传记和作品，他们有的受困于不幸的家庭关系，有的被恶疾缠身多年，有的背井离乡一生坎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像时间流过每一个人，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沟壑纵横的烙印，这让她愈发清晰地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可理喻之处，当追问没有必要，当同情变成对普罗大众的悲悯时，她更愿意以实际行动去填充生命的虚无，去超越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的痛苦。

儿子离开的那年冬天，她订购了25棵风信子。此前的秋天，她种下了800棵。

“风信子”寓意生命与爱恋，她希望天堂的儿子能收到来自母亲的思念。

2020年，《我该走了吗》出版，这是李翊云首部被译成中文出版的长篇小说，也代表着她愿意进一步拆除心灵的藩篱，去直面那些被割裂与深埋的经历，整饬曾伤痕累累的精神原乡。

● 李翊云首部被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我该走了吗》

同时，更为了“从我的生命写进你的生命”。众生皆苦，天意无常，所以，她在深味诸般痛楚与心碎后，渴望能从文字的世界里，从无边的幽暗中“升起火光，让从寒冷中赶来的人，可以坐下来烤烤火”。

美国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对这本书的评价展示了她的深刻理解：“《我该走了吗》带我们进入李翊云熟悉而有力的情感领域。它精妙地探索了我们所爱的、失去的和哀悼的将如何塑造、恢复和重塑，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

5.无解之谜

在李翊云早期的短篇小说《善良》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女孩无法接受自己养的小鸡就这么死了。她于是去了厨房，敲开一个鸡蛋，把蛋壳洗净、沥干，然后尝试把死去的小鸡塞进空壳里，想让它重新孵出。

李翊云说，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复活，想要试图回到开始，却再也回不去了。

因为她曾经也对儿子如此呼唤：“多希望你还在这里，多希望你还在身边。”

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如今，李翊云的幼子也过早离世，如果代际遗传的不幸成为悲剧的肇始，那么，自我的觉醒与关系的重建是否可以为身处困境的人们指出一条路径？

戛然而止的生命，与未尽的长途，有太多遗憾与难解之谜，它们无法弥补，也难以求证。在《理性终结之处》里，儿子生前留下了一个电子文档，母亲在和丈夫商量后，选择不打开它。“无法知道答案想必最接近人们所说的伤口”。

创伤也许只会被抚慰，从不会消失，但它的存在却是生命无法回避的构成，亦如废墟之于大地，彤云之于天空，亦如爱，之于所有的破碎。

在书的结尾，李翊云以反问的方式表达了对命运的参悟：“深渊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人自然栖居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接受头发或眼睛的颜色一样，接受痛苦？”

就像当年她种下的那些风信子，长在黑暗的泥土里，却开在每一个春天。文/荠麦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