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花7年研究北京精英家庭：有钱人如何复制阶层？（组图）

当代年轻人为何会有“断亲”的想法？‍‍‍

深度技术化时代，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被改造的？‍‍‍‍

顶尖大学的学生为什么很多来自于有钱家庭？

一条与三位学者聊了聊‍‍‍‍‍‍‍‍‍‍

年轻人在亲情、日常生活、阶层方面的困境：‍‍‍‍‍‍‍‍‍‍‍‍

华东政法大学的杜素娟老师，

被很多年轻人称为“网络妈妈”，‍‍‍

她认为“正确的断亲，会让亲情更健康”；‍‍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小伟老师，

结合科技哲学的视角，与我们分享了‍‍‍‍‍

关于通勤、外卖、短视频、AI的看法；‍

上海纽约大学的姜以琳老师，‍‍

用7年时间追踪了北京顶尖中学的28位学生：

她认为，“阶层复制就像打牌一样，

精英学生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天生拿了多么好的一副牌，

他们同时也不让那些拿到差牌的人意识到，

自己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可以打好这一局。”

Q：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有“断亲”的想法？

A：因为这一代年轻人自我意识在旺盛地成长，对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选择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时代的进步。

但是我们的家庭伦理文化进步甚微，还停留在前几代人的模式，和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够匹配。像鲁迅先生曾经说，作为父母，不要自视为孩子的“恩者”，不要去指点子女的人生。你想想看，他在100多年前说的话，今天有很多家长还是没有做到。

家庭不跟着年轻人进步，年轻人就会感到很痛。而年轻人恰好是没有话语权、没有主宰权的。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家庭。所以他采用了我认为最悲壮的一种方式，就是“断掉”。

Q：现在的年轻人对亲情淡漠吗？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亲情？

A：很多人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冷漠、自私，其实他们对亲情的需求是很旺盛的。你看，我在网上表达了一些对他们的理解，他们就叫我做“网络妈妈”。很多年轻人会在虚拟的关系、非血缘的关系当中，重构自己的亲情关系。

因为他们要的亲情，是你支持我的选择，你理解我内心的欲求，当我痛苦跌落的时候，你能够接住我；而不是只有指责、控制，用你的经验或者说你的想法来规训我的人生。

▲

电影《别告诉她》

母女二人的关系由对立矛盾，最终走向彼此理解

Q：所以您提倡“断亲”吗？

A：我提倡正确地“断亲”。不是跟父母断绝关系，而是跟不合理的家庭伦理文化断绝。这是为了让亲情维持且变得健康，这样才能保护后面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

Q：怎么做才算是正确地“断亲”？

A：这也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家长基本是通情理的，我有个词叫“阳奉阴违”，父母叫你找对象，你说好好好回去就找；父母叫你结婚，你说好好好在筹备了……自己生活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其实很多家长他是不懂该怎么样向孩子表达爱和关心的，你要接纳他的爱意，也要知道父母的认知局限。你的认知比他高，那就让他一步，不要辩论。

当然，适当的“怼”是应该的，父母或长辈提出非常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告诉对方，这个观点/要求我坚决不接受，这样的冲突是个短痛，可以防止后面更长时间的互相的伤害。平常就要慢慢建设一个“怼”的工程，不要伤及对方的自尊，但也要对边界有一个显示。

假如父母长辈“中毒”太深了，那可能就需要拉开一些物理上的距离。

Q：父母可以怎么和孩子沟通？

A：父母是不能有优越感的，你要接受你有很多经验都是失效的。孩子对你来说是新的课题的提出者，你可以跟ta一起成长。

而且家长要随着孩子的长大，也要学会独立。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独立的，但一方面说孩子你应该独立，每天给他打多少个电话进行监控，实际上是你没独立。

Q：年轻人通勤，为什么感到这么痛苦？

A：一些研究显示，在一定时长的基础上，你通勤时间增加多少，罹患抑郁症的概率会增加，这两者起码有相关性。通勤强调计划、控制，车必须整点到，差几秒恨不得都让人挺痛苦，到单位打卡那个点必须摁上或者刷个脸。

通勤最大的问题是把人原来的行走工具化了。只有起点和终点是有意义的，中间完全是浪费，是需要忍受的生存成本。你要为这一过程付出金钱和时间，还要付出巨大的情绪。

我们对人群的感受，实际上也受到各种技术的调节。坐地铁的时候，你就会特别讨厌人群，大家挤起来很没礼貌。人和人之间感受到的是对抗、竞争、互相的漠视，所以地铁上经常出现丧失理智的人。

Q：现代通勤的成因是什么？

A：现代通勤一个现实原因是大城市病。城市越来越庞大，甚至是一个环状结构，围绕一个单一的中心，产业分配在有些地方过于聚集了。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城市已经完全消费化了，城市中人的“应得之地” （原先是宿舍），逐渐流失了。如果说要退回到小城市，甚至退回到城市边缘，是不是就找不到工作呢？找得到，但不理想。

现在我们还会为了符号去挣扎。我可能通勤两个小时去国贸上班，然后走到窗明几净的办公楼里，刷卡滴一声才可以走进去，那其实是一个很强的符号意味，可能工资没多少。但符号是有魔力的，它可以产生价值，让我觉得满足。

Q：怎么看待外卖的流行？

A：外卖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处境。现在大家压力大极了，有些人会觉得外卖是对付一下，还有人觉得外卖是一种享受，比如我跟我爱人叫一份外卖，比我们为了做饭打架更有利于家庭和谐。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食品工业，你叫的外卖大概率是一个料理包。当食物被厚厚的袋子捂着，在路上颠簸了半小时再拿出来时，早就已经坨了。在整个食物的链条中，人变成了被动的咀嚼者。

你看现在食物的味道被变成卡路里和香精，早期的奶茶店就特别有代表性，进去看全是各种口味，一个东西没见着。

现代人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操纵的，可以预料的，可以控制的。对食物没有敬意，最后可能导致我们对人也失去敬意。

▲

直播中的网红

Q：短视频算法怎么影响我们对生活的认知？

A：毫无疑问有正面影响，同时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韩炳哲（德国哲学家）讨论过“自恋社会”。短视频时代，人其实就是变得越来越自恋。

你每天刷短视频，通过短视频的推送不断加强对自我的一种强迫性的期待。每次滑动大拇指都在照镜子，只不过是从不同的镜子和角度照。你看有的人刷好多豪车、去南极旅游、吃了M几的牛排，其实那就是你自己内心的渴望。

算法也会固化你，你老觉得那个东西就等于美好生活。在一个很简单的人性的基础上，我们都渴望支配，渴望荣耀，渴望掌声。短视频给你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只要去土耳其坐热气球，你只要吃到这顿饭，你就是荣耀的、成功的人，可是为什么要让他人来定义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于心灵的建设可能是消极的。

Q：在与AI的对照中，怎么看待人的价值？

A：我们一直在往外寻找什么是人，你看大家崇拜的是什么人？聪明，精力、毅力特别好，不知疲倦，永远有创意。全是这种“超人”，超人的理想模型是一台庞大的人工智能机器。

你最崇拜的是这台机器，它根本就不是人。因为人就会疲倦，人就会没有创意，不可能24小时提供大量的输出，人做不到的。

人面对死亡会害怕，人的生命脆弱、有限、可朽，所以才有宗教，有哲学。人就会焦虑、乏味，所以我们才有舞蹈和音乐，因为它是节律性的，节律性的东西可以缓解焦虑。

人会无聊，所以才会有人去说脱口秀，才会有人去搞文学。我干嘛要和机器对齐呢？我们就活成人的样子。做饭，养鱼，聊聊天，谈论一下死亡和哲学。互相逗个乐，这就挺好的。

Q：您通过对技术的日常审查来回应时代的整体情绪，比如普遍的空心、乏味、疲倦感。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年轻人卷不动又躺不平的无力感，可以向哲学求解吗？

A：我最近在重读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写的《技术的垄断》，他提到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他说现在人特怪，育儿、亲密关系，这事都需要一个专家。两个人上床也需要一个专家。为什么我们那么渴望专家呢？我们为什么要把生活问题化，而且难题化呢？

当你不把生活难题化的时候，当你不渴望哲学家或者理论给你提供任何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焦虑大大缓解了。

我要重申：生活不是一道习题，做题这件事从毕业那天就结束了！你要做的就是养好这只猫，种好这盆花，善待这个人，以及晒好这份太阳……

Q：怎么理解您在调研里所说的四重区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

A：越是金字塔顶端的人，越容易对人群进行细分。

在我所调研的两所中学里，可能有1/4的学生都能上清华北大，在这群人数很narrow（窄化）又非常优秀的学生中，学霸和学渣已经不足以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异。所以他们有更细分的四级地位体系——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

▲

学校里的四级地位体系

最高高在上的就是学神，看起来没在念书但就是成绩很优秀；学霸成绩和学神差不多，但每天都在努力，临考前要开夜车；学渣就是成绩不怎么好，也看起来没在读书的；学弱在食物链的最底层，虽然很努力地学习，但成绩还是不太好。

这里引入了一个“可感知的努力程度”（perceived diligence），俗称松弛感。

总之，“学神们”热衷表现自己的松弛，来稳固自己金字塔尖的地位。尤其是上了大学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就和那些出身小镇、整天学习的“做题家”们划清界限，把后者排出自己的圈子。

▲

美国顶尖中学的马术课

纪录片《世界的孩子：我在美国读高中》

Q：精英父母最擅长什么？

A：我调研的父母里，他们习惯性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自己没法替孩子考试、再有钱也买不到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但其实，他们付出的可太多了，从心理咨询到课业辅导，再到孩子的生活起居，规划孩子每天的时间安排，精细到每5分钟、每10分钟。

精英父母往往是很擅于谋略的。他们看得到10步以外的距离，知道怎么做可以一步到位，怎么做最有效率；他们知道怎么做能让小孩容易接受，也最皆大欢喜；他们懂得在社交关系里应对进退，能够榨取到别人不想告诉你的独家信息。

28位学生里，参加高考的有17人，其中11位都通过自主招生以及其他政策获得了加分。其中包含一些非常隐秘的加分方法，比如奥数冬令营。

▲

高考加分图表

注：b为“三好学生”，于2015年被废除

当时，有一位名叫浴朗的女生意外在奥赛中发挥失常，失去清华的保送资格。她的妈妈很快跟学校的奥数老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最后打探得知，如果送女儿参加北大举办的一个奥数冬令营，就有机会获得60分的高考加分。后来，浴朗成功考入了清华大学。

这位母亲有很强的危机管理意识，她知道老师身上有隐藏版的讯息，懂得如何靠关系网去获取这些内部消息。

精英父母给孩子的经济支持也是让他们成功的关键。有一个学生因为SAT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一年之内往返新加坡5次，其中包括机票、酒店、报名费，就是为了能让孩子能在分数上更高一点。

有些人失败了是没有办法再站起来的，但资源多一点的人，失败了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

▲

精英们相信自己靠“天分”和“实力”赢得了一切

揭示精英教育如何复制阶层的韩剧《天空之城》

Q：精英群体有什么特质？‍‍‍‍‍‍‍‍‍‍

A：精英群体中，常常会看到一种“我配得”的心态，就是“我够好”、“我值得”，这和东亚语境下，人们普遍的“不配得感”形成了反差。他们在成长过程之中遇到什么需求，只要表达了，就会有人来帮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心态。

有一个叫Tracy的学生，为了申请美国顶尖的大学，她和咨询师把申请论文、自我介绍改了五六轮才终于敲定。结果最后离申请截止时间一个小时，Tracy又想修改一遍，当时已经半夜，但她还是立刻打电话给咨询师，让对方从床上爬起来帮她再过一遍，半小时内给她反馈。

这种“配得感”也让精英们觉得自己不受国界线的限制，去哪国都能有很好的发展。其实，精英作为各国的缴税大户，他们每去一个地方就代表刺激消费，所以各个国家都蛮欢迎他们的。

Q：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您对精英群体还有哪些反思？‍‍‍‍‍‍‍‍‍‍‍‍‍‍‍‍‍‍

A：精英们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靠实力得来的，而且喜欢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天分”。天分这两个字非常地模糊，它把家庭背景、学习习惯等后天的因素，也全都浓缩其中。这种天赋说，合理化了他们从家庭传承来的优势、抹平了不同人之间的资源差异，让一切的分化看上去合情合理。

精英“天经地义”的态度也是全社会默许的结果。这些年，媒体上经常会渲染一些超级精英的成功故事，比如谷爱凌，近期大火的“天才少女”郭文景，媒体报道他们的“努力”与“天资”，但翻看他们的出身和履历，其实对大众来说并没什么借鉴意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在思考，面对阶层的固化，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给它松绑一点？从社会底层进阶到社会中下层的人其实不少，所以阶级是有流动的。我们不要一直只看金字塔尖端的前10%，如果成为前30%、前40%好不好？我们也许就可以快乐一些。

Q：您做精英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A：我做精英研究，经常会与失望为伍，但我仍旧觉得研究精英们是一件很重要的的事情。

我在《学神》里说他们其实是现在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蛮重要的推力之一，这群学生他们本身的存在，以及他们被教育出来合理化自己优势的这个过程，已经是在造成不平等了。所以停止“天赋能力说”，意识到精英复制背后的机制、方法，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社会朝更平等的方向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