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婚搭子：不领证不生娃不同居，只办酒席应付父母（组图）

为了缓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压力，有些深圳人找起了“结婚搭子”，俗称形婚。

形婚，全称形式主义婚姻，即没有实质发生关系的婚姻。浅层形婚，不领证不生娃只摆酒，应付父母。深层形婚，领证同居，生试管婴儿。

这一类婚姻形式，一般存在于性少数群体，以及对婚姻无感却被迫结婚的群体中。

以合作的方式来共建婚姻，合作得好，确实能获得“婚姻”内的自由。而合作得不好，就是各自的利益争夺战，等待他们的是鸡飞狗跳的抢娃离婚闹剧。

现在，形婚还衍生出了“骗婚”、有偿代婚等等荒谬的剧本，来进一步挑战婚姻这项古老制度的权威。

1991年出生，今年33岁的刘佳杰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找起了“结婚搭子”。

他想找一位深圳或者香港的适龄女性合作，不领结婚证，不生小孩，只办酒席，应付双方的父母和亲戚朋友。

双方之间不需要存在爱情，背地里可以拥有各自的对象，相当于是一种形式上的开放性婚姻。“有意向又担心的小姐姐可以先慢慢接触聊聊，真诚相待，就算不成功，多个朋友也是好的。”

刘佳杰的工作需要往返于深圳和香港，他和同性对象现在定居于深圳。父母和弟弟定居于香港，平常若是没有要紧事情，也很少到深圳来。

父母年岁已高，唯一的期望就是看到他成家，经常向他催婚，“在我爸眼中，我是长子、嫡孙，要带个好头，一切行为都得循规蹈矩，不能逾越世俗。”

他的父母有伤病在身，而且据刘佳杰的印象，父母的思想非常守旧，因此，他不敢向父母坦白自己真实的性取向，只能寻找有相同需求的女性合作，办一场“形婚”。

“现在父母最大的挂念就是让我成家，成家了他们就能少个牵挂，身体也会好点。”

刘佳杰找结婚搭子这件事情，虽然紧迫，但也十分谨慎。因此他找了将近一年，还未找到合适的、有意愿的同路人。

他不愿意找一位临时应付的女性，而更愿意找到一位相处起来，能够视对方为朋友、亲人，有时能帮忙照顾双方家庭的人。

“不能结婚了之后，一不合适就说要离婚，不然我父母肯定会直接气死。”

刘佳杰的计划是，形婚中出现的费用基本上由双方AA，“结婚”时，各自出钱办各自的酒席，收各自的份子钱。

“婚礼”不需要有彩礼、嫁妆，一切从简。“婚后”双方各自生活，除了需要应付父母亲戚外出吃饭等情况，其他的时候互不影响。外出时的日常小钱他来承担，他也不会去计较日常的小花销。

面对父母的催生，他也想好了应对策略——到时候就说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他相信父母不会炸裂到，就算生不出来也硬要他们生一个小孩。

他的同性对象很支持他去形婚，除了规定他不能领证、不能要小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之前找到过一位很玩得来的女性朋友合作，但因为那个朋友想要小孩，放弃了和他们合作了。

他们两个都觉得，小孩对于他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个大麻烦。“我们都讨厌小孩，要小孩要负的责任太大了，不管是金钱上的还是陪伴上的。”

他想不明白同样形婚的人是怎么处理小孩这个问题的：怎么要？怎么和他解释爸爸妈妈的关系？怎么让他帮忙瞒着爷爷奶奶？“我想一下都头疼。”

他现在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女性来合作，他所在的群体里，基本上都是男生找女生的多，女性变得十分抢手，导致了寻找“结婚搭子”的竞争压力非常大。

“形婚这破事，干起来一堆事，太卷了不好找，又不能将就。”

在刘佳杰这样的同性向群体里，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形婚的人不在少数。

刘佳杰属于浅层形婚——不领证、不同居、只办酒席，婚后双方生活交集少，对互相的生活影响把控到最低，只临时性地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

外人看来，是一男一女组成正常的家庭，实际上，“夫妻”双方在生理、人格和经济上都保持独立，互不干扰。

形婚还有更深入的合作程度，是相对于浅层形婚的深度形婚，即领证、共住、共孩。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本质上，都是如假包换的夫妻。

陈晗和妻子便是深度形婚，不一样的是，他是同性群体，而他的妻子并非同性向群体，而是一名石女。

他们2020年在豆瓣相识，确定形婚后，便住在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分房睡觉。两个人在生活上分歧很少，性格上也合得来，2022年通过试管要上了孩子。现在孩子由双方父母轮流照顾，他和妻子都在上班。

能够和谐相处的秘诀，是他们在生活中都不计较。陈晗赚得多，对家庭经济上的投入就更多。妻子更擅长照顾小孩，花在陪伴孩子的时间上就更长。

“我们之间虽然没有爱情，但是我们像家人一样，生病住院了会互相照顾，平时生活在一起也有商有量，一起带孩子一起照顾老人。”

陈晗对现状很满意，他认为像这样找个知根知底的老友共同陪伴一生，不失为他这一类性少数群体完成人生大事的最佳解决方案。

另一位深度形婚的当事人林运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现在还在和妻子闹离婚，而妻子一直都不同意离婚。

他和妻子都是性少数群体，两个人在婚前说好：领证、同居，不生孩子。后来妻子反悔，经常在他的父母面前表示想生孩子。林运华的父母一听，便三天两头向他催生。

林运华极力反抗，妻子便直接向他的父母揭发说：林运华对女性不感兴趣，只对男性感兴趣，所以生不了小孩。父母很失望，或许是因为已婚已成定局，也没有对他过多责怪。

他也是出柜后才明白，原来向父母坦白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父母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可理喻。甚至于，出柜后带来的后果，还没有形婚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

后来，他们还是通过试管要上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生完女儿后，妻子便和她的对象分手了，专心照顾小孩。而林运华仍然和同性对象在一起，尽管妻子对他对象的敌意很大。

现在，妻子带着孩子回去了娘家，只在需要钱的时候联系林运华的父母，让他们支付抚养费。林运华算了一笔账，从结婚到现在五年时间，他们家给妻子花了不下50万元，妻子没有为家庭花过一分钱。

“就连买姨妈巾，都要发给我们报销。就是来捞钱的，一言难尽”，他愤愤不平道。

婚姻这项古老的制度，从古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发生变化。或许是多方面因素的加持，让庄严又神圣的婚姻，在新的时代加入了新的内涵。

形婚算是其中的一种，形婚之后的衍生物——骗婚，更是极大地挑战着婚姻的权威。

在社交平台上，常有男女发帖怒斥同性群体“骗婚”，婚前装作是异性恋，结婚后暗地里和同性深入交往，对婚姻不忠诚。

为了不被当成异类、完成父母亲戚的期盼，这些人角色扮演了一个不存在的自己，欺骗了婚姻中另一方的感情、时间和真心。

这种骗婚的行为不管是在哪一类群体里，都不可取，是对人类真情的一种亵渎。

在双方事先谈好“以合作方式”进行的形婚中，也有可能存在着骗婚的情况。即其中一方撕毁婚前协议，超越双方划定的边界，在结婚证起着法律效用的背景下，实施着婚内性侵。

有律师曾经科普过这样的案例，一位双性向的男性和一位同性向的女性形婚了。领了证后，那位男性违背了互不干涉的契约，对女性实施了“婚内性侵”。

在律师看来，他们之间约定的“不发生关系”“没有夫妻关系实质”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一旦领了结婚证，那就是确认了法律关系，这种性侵刑事无法立案，只能以无感情基础为由向法院申请离婚。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作为法律人士，见惯了黑暗，大部分人永远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现在，还进化出了有偿的形婚。徐琴就在深圳从事着这样一份小众工作，她在社交平台上的人设是离婚的女性，在深圳有车有房，处于随时闪婚的状态，也可以配合“有偿形婚”。

只要有人向她了解“有偿形婚”，她便开始介绍她的核心业务——和男性客户领证，收取领证费。而且，她在“出售”自身的同时，还充当着中介的身份，为有需要的双方介绍业务。

据她介绍，现在深圳的行情是，如果配合男客户去办一个出生证，最多可以获得2万的报酬。如果配合领结婚证和出生证两个证件，可以拿到3至4万的报酬。

她每间隔10个月可以接一单，正是一个孩子的妊娠周期。所以一年光靠这个，最多能赚到三四万。同时，她还会配合见男方父母，充当生活演员，收费是1500元到2000元一天。

她觉得，反复地领证“结婚”和“离婚”，对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她交往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知道她做这个工作，也理解她。

每当有女生咨询她“有偿形婚”有什么危害时，她都会劝说道：做这个就是为了赚钱，没什么的。现在挣钱那么难，不兼职根本没办法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