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珠海惨案后中国排查“八失人员”，将社会不稳定归咎边缘群体被指本末倒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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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1月中旬接连发生两起严重袭击事件，包括导致35人死亡的珠海汽车冲撞事件。这些暴力冲击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再次引发了对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关注。有报道称，事件发生后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开始排查所谓“八失人员”和“三低三少”群体，引发舆论热议。专家指出，这种标签化的治理方式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凸显出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和治理困境。

2024年11月13日珠海市一名男子在珠海全民健身广场外为汽车冲撞死难者献花。

珠海汽车冲撞事件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成为今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之一。该事件已惊动中共高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指示严惩珠海惨案凶手，并表示此案“性质极其恶劣”。

珠海事件后，中国网络上传出广东部分社区开始排查“八失人员”和“三低三少”群体。“八失人员”包括“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和年少失管”；“三低三少”则指“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和疏导渠道少”人员。

排查社会弱势的“八失人员”、“四无五失人员”

然而在珠海惨案发生短短几天后的11月16日，江苏无锡的“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又发生毕业生杀伤事件，造成八死17伤。这一连串事件让中国社会对公共安全和暴力事件的讨论达到高潮。此时对“八失人员”、“三低三少”人员的排查之举格外引人注目。

除了排查“八失人员”之外，另有消息传出珠海当地社区针对“四无五失”人员展开排查行动，“四无”即“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房产等资产”；“五失”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失常”。

“八失人员”、“三低三少”、“四无五失人员”等名词，虽在定义上有些许不同，但大致上所指的，都是经济弱势且与他人关系不紧密的人士。

此类排查并非首次出现。2023年4月时，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生四名游客集体服毒跳崖事件。该事件中，三人坠亡、一人被拦下送医后仍因毒身亡。当时便传出中国地方政府要求基层单位排查“五失人员”。今年6月，微博上还流传名为“五失人员摸排管控情况日报表”的表格，依照“五失”的种类分类并要求填报人数。

中国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委员、湖南民建会员王少杰10月撰文指出，中国各地就发生不少危害公共安全事件“主要是由五失人员所为”，并称经济发展放缓、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流动出现停滞等因素，对五失人员造成的心理压力空前大增。在此文发表之前，中国还发生数起针对在华美国人、日本人的攻击事件。

针对这些排查措施，网络舆论呈现两极化。有微博帐号名“付额庆”的网民发文批评，“现在基层治理的手艺越来越潮了，四无五失人员，还列个表格挨个打电话‘了解情况’，标签化治理，因为个案的极端事件，用标签去羞辱整个群体。那就是还嫌个案不够？”甚至有部分网民戏谑地将“四无五失人员”的定义拿来对照自己中了几项。

另有微博帐号名“孙建敏”的网民写道，“四无五失其实是整个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不去想办法调整已经出了问题的经济结构，却要进一步压制已经在这个结构中‘四无五失’的人，这不正好应了那个著名的笑话，因为大善人见不得穷人，所以就不能让穷人出现在大善人的视野中。”

社会边缘者被当成矛盾源头

前中国维权律师、纽约市立大学罗斯福公共政策研究所(Roosevelt House Public Policy Institute)人权项目客座教授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排查实际上无益于从根本解决诸如珠海惨案等暴力事件。他直指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情况来自于几十年积累的社会矛盾、政治腐败、人民缺少基本权利，加之经济下行使得过去被经济发展所掩盖的社会政治矛盾爆发出来，而在暴力事件发生后的排查行为“根本就是倒果为因”，“把社会的边缘者、社会的受害者当作矛盾的源头”。

滕彪强调，真正需要的是为弱势群体提供表达意见的自由、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能够提供公正救济的司法体系。但是在中国，种种条件都缺失，加之社会福利制度的薄弱，对底层民众极为不利，社会不平等也不断加剧，而这才是导致出现无差别伤害事件的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低迷、房价大幅下跌、失业率高企，这些经济困境对普通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说，整体大环境的不利造成个人和家庭困境，“比较边缘的家庭就更加的困难”。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者廖启宏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低迷、房价大幅下跌、失业率高企，这些经济困境对普通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认为，中国政府如果继续选择隐瞒问题，而非建立社会安全网，给予医疗和生活救助，将导致更多的“未爆弹”潜藏于社会中。

中国政府对待弱势：管制而非保障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林宗弘也向美国之音指出，中国近年来削弱了许多民间组织的作用，而这些机构原本可以在缓解社会问题上发挥作用，“但这样的一个机制，从疫情期间到解封以来，看起来是一个退化状态，中国整体对于民众能够提供的身心方面的协助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都是一种高压式的管制。”

林宗弘说明，过去中国有“城市低保”和“农村五保”制度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如身心障碍、长期疾病等等)列册管理并给予补贴经费，但在面对身心疾患情况较严重者，往往采取管制手段，“甚至直接关到精神病院或其他机构，等于把对方给管制起来，让对方不要造成更大的社会事件。”而这一体系，在美国政治学家潘婕(Jennifer Pan)的研究中，被称为“镇压性社会补助”，强调的是控制而非为弱势提供保障。

林宗弘认为，眼下中国经济下行，财政上缺乏经费很可能使得原本的低保和五保制度难以为继，中国针对“八失人员”、“三低三少”、“四无五失人员”等的排查可能是应对社会不满的短期策略，但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为更具压迫性的措施值得关注。例如，将这些群体集中管理甚至关押，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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