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给孕妇用药，转头却举报她们吸毒！孕妇傻了：明明医生开的药，钓鱼？（组图）

2023年，萨利纳斯怀上了她的第四个孩子，可惜在孕期的第32周，医生发现她腹中的宝宝失去了心跳……

为了母亲的健康，医院为萨利纳斯安排了紧急剖腹产手术。

在手术前，医生给她开了点咪达唑仑，这是一种常见的苯二氮卓类药物，可以让患者保持镇静。

手术还算成功。

一天后，悲伤的萨利纳利抱着自己死去的女儿，一名社工来到了她的房间，告诉了她一个更坏的消息——

她被举报给儿童福利机构，因为孩子体内发现了苯二氮卓类药物的痕迹，

福利机构怀疑可能是她药物成瘾，才造成了胎儿的死。

可这药不是手术前医生给她开的吗？

（萨利纳斯的药物记录）

同样的事情也在维多利亚的身上发生过。

2017年，维多利亚怀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怀孕第41周，她来到医院引产，为了缓解宫缩的疼痛，医生给她注射了吗啡（麻醉剂）。

婴儿出生一天之后，一名社工找上门来告诉维多利亚，他们在婴儿的胎粪（第一次排便）中检测出阿片类药物呈阳性，他们要把孩子带走了。

维多利亚不知所措。

（维多利亚）

当时的维多利亚只有18岁，她刚刚结婚，第一次当妈妈。

从小她就被大人教育要对医护人员诚实，因此在住院期间，她向护士承认，15岁时她曾经被人劝说着吸过几口大麻，但她只吸了几口，就再也没碰过了。

入院后，她也接受过两次药物测试，均显示她没有服用任何违禁药物。

所以当儿童福利机构找上门来后，维多利亚立刻告诉他们可能是术前注射的吗啡的问题，而福利机构也确实找到了吗啡的用药记录。

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求维多利亚接受更多的药物测试，并对她的住所进行了检查。

几周后，案子终于结束了。维多利亚的女儿终于被送回到她的身边，但此时她已经体会不到初为人母的快乐了……

（维多利亚和她的孩子们）

这两位母亲遭遇的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医院开始对孕妇进行药物检测，后来阿片类药物在美国泛滥，药检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其目的就是为了识别出需要帮助和护理的婴儿，并对不负责任的母亲追责。

也就是说，医院有义务报告可能危害儿童健康的疑似非法用药的情况。

初衷似乎是不错，但问题是，这检测根本不靠谱。

麻省总医院在2022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高达91%接受了硬膜外麻醉（局部麻醉的一种，是分娩时常用的止痛方法）的女性在麻醉后药检都会呈现阳性，而且她们也会很快将这些药物传递给腹中胎儿，导致孩子们的药检也呈阳性。

吗啡和芬太尼等止痛药，会导致母亲被检测出“阿片类药物成瘾”；

麻黄碱和苯肾上腺素是剖腹产时常用的治疗低血压药物，它们则会导致冰毒检测呈假阳性。

还有一些分娩时常见的并发症，比如高血压、胎盘在分娩前分离或早产，也都有可能成为孕妇吸毒的“佐证”。

也就是说，孩子的药物检测结果不能，也不应该用于判断母亲是否在滥用芬太尼等药物。

（示意图）

但问题在于，全美国的医院都是这么做的。 

尽管实验结果证明了这样做的不合理之处，但这项传统还是这么一直延续了下来，尤其在全美禁止堕胎之后，医院对母亲和出生婴儿的监控力度越来越大，导致这种现象也更加常见了。

甚至在很多时候，医疗服务者知道他们开的药物可能是罪魁祸首，但还是选择向当局举报。

根据数据显示，仅在2022年，就有超过35000名婴儿被报告给儿童福利机构，称其可能接触过药物，但无法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也造成了许多的冤案：

在纽约，一位没有吸毒史的母亲因为在产前被注射了麻药，导致产后被检测出了芬太尼，结果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长达五个月。

在俄克拉荷马州，一位母亲的病毒检测呈阳性，警方将她的新生儿和另外三个孩子一并带走，寄养了11天，最后他们发现，罪魁祸首是医院给病人的胃灼热药物。

（示意图）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医生是不关注药物测试结果的，因为药物测试跟母亲的医疗护理无关，所以医生并不在意他们给这些患者开了什么药。

医生不管，但社工在乎。

在许多医院，通常都是隶属于儿童福利机构的社会工作者来关注药物测试结果。可问题是，这些社工通常又没受过太多药物方面的培训，而且他们也没有权力对检测结果进行质疑，这就导致他们看到阳性结果后，只能选择上报给福利机构，因为调查原因不在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另一个问题是检测时间。

理论上，采集孕妇尿样进行药物检测的最佳时间是她们刚到医院时，但很多时候，医院都会图个省事，在产后直接从产妇的导尿袋里取样，这样操作简单，但无法排除分娩过程中的麻醉药物。

新生儿的胎粪也有类似的问题。

药物检测可以从胎粪中检测药物是否呈现阳性，但无法确认胎儿接触药物的时间，也无法测出孕妇用药的频率。

（示意图）

另外对于那些有吸毒史的孕妇来说，药物检测不合格的后果尤为严重。

即使她们声称阳性是医院用药所致，但调查人员也往往不会相信她们的话。

亚利桑那州的护士丽莎记得一个案例，某个孕妇是康复中的阿片类药物成瘾者，怀孕后，为了孩子她再也没有服用过药物，然而在分娩后，孩子的芬太尼检测呈阳性。

这位母亲坚持是另一名护士在她分娩时给她开了麻醉药，但医院忘了记录，调查人员也不相信她。

最终是一位医院主任主动展开了调查，她找到了这位护士，证实了病人的解释。这位主任说：“一想到所有妈妈都说她们不使用芬太尼，但我们却不肯相信她们，我就感觉难受。”

（示意图）

这些母亲最痛苦的，莫过于在经历分娩的痛苦后，还要被怀疑虐待自己的骨肉，甚至与他们分离，在精神上受到双重折磨。

2023年，萨利纳斯产下死胎后就一直处于悲伤之中，她患上了抑郁症。

可调查机构并没有放过她，而是对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严密调查。

在这期间，她需要一边整理好自己的精神，一边应对调查，同时还得照顾好自己的另外几个孩子。她说：“我还有三个孩子活着，他们还需要吃饭，还需要起床上学，他们仍然需要他们的妈妈……”

大约四个月后，官员们以“证据不足”为由结案。

直到一年后，萨利纳斯才在记者的帮助下，看到了她的医疗记录，查明了药检呈阳性的原因。

当地家庭和保护服务部发言人以保密法为由，拒绝讨论萨利纳斯的案子。

萨利纳斯则反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什么都没做的好妈妈身上，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些真的遭到虐待的儿童？”

对于这些，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可在明知检测方法不科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这种方式去怀疑每一位辛苦分娩的母亲，让她们与孩子分离，这难道就是保护孩子的最佳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