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澳洲国际教育产业历经一年动荡，未来将何去何从？（组图）

2024年底，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行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尽管能看到的公开数据只到九月，但去年有100多万名留学生入学，准确说是1018,799人，这是史上首次。

这个数字比去年全年增加了近五万人。

虽然100万的入学登记人次并不等同于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人数，因为有些人注册了不止一门课程。但根据教育部的数据，9月份的国际学生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接近82.5万人。

12月发布的新数据似乎表明，政府长达一年减缓学费高昂的外国学生涌入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但在表面之下，翻天覆地的巨变已经开始。与前一年相比，2024年留学生签证的申请数量下降了近40%。事实上，有可能在澳大利亚寻求学习的学生数量少了12万人。

尽管准签率也在下降，但这些不是因为政府的签证处理规定不断变化而导致申请办理延迟或遭到拒绝的学生，而是根本就没有申请赴澳学习的那些人。

根据高教行业的说法，这是对一个长期以来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产业进行混乱镇压的副带后果。

“我们的主要生源市场已经得到消息，他们在这里不受欢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的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Phil Honeywood）说。“他们在用脚投票。”

关于移民的辩论

今年，工党着手进行高等教育专家安德鲁·诺顿（Andrew Norton ）所说的自国际教育产业创建以来“截至目前最大的政策逆转”。

首先，通过发布一项名为“部长指示107”（Ministerial Direction 107）的签证处理法令，迫使移民官员优先考虑那些拿到被认为风险较低教育机构录取通知者的申请，使用一种先进的风险评级系统，同时提高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要求和存款要求，并将签证费增加一倍。

之后，尝试着从今年开始将允许在澳学习的留学生人数限制在27万以实施政策逆转。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是在移民率飙升、生活成本危机、创纪录的高房租和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的背景下做出的。

为了应对棘手的混合问题，两大政党都誓言要将移民率削减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数量约占临时移民总数约一半的国际学生首当其冲。

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去年将不少寻求在课程学习时间外延长居留期限的留学生称为“现代船民”。

几个月前，达顿在预算案回复讲话中明确表示，需要减少移民以增加住房。他设定了16万人的净海外移民目标（后来他食言了 ）。

联盟党尚未制定出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计划。尽管达顿之前曾发誓要设定一个自己规划的留学数量上限，但在距年底还有几周的时候，联盟党宣布不会支持工党提出的对留学生数量设限的议案，这么做让政府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工党此前预测本财年的净移民将回落至26万人，但年中预算更新显示，由于临时移民离开澳大利亚的速度慢于预期，净移民人数增加了8万人。

“我不会为让澳大利亚的移民数量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道歉，我们正在对国际教育数据进行研究，”澳大利亚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本周对记者表示。

“彼得·达顿在议会破坏了留学生上限立法，在此期间，他也毁掉了自己的信誉。”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更多的不确定性

将留学生作为目标，以及在新年前实施明确计划的延迟让高等教育部门忙于敲定入学人数并填补预算漏洞。

然后，就在圣诞节前几天和大学新学期开始前的几周，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签证处理指令，称此举会让系统更加公平。

根据之前的指令，教育机构分为三个“风险”等级，分级标准根据留学生签证申请被拒的数量和其他因素决定，在风险等级最低的那些教育机构就读的签证申请比在其他风险等级教育机构就读的申请处理得更快。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通常能吸引最高质量候选人的“砂岩大学”（Sandstone Universities，非正式定义的大学群体，由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组成）获得了优先待遇，而较小的地区性大学则被排除在外。这遭到了教育界的广泛谴责，克莱尔也承认这是不公平的。

取而代之的是，新颁布的第111号部长令（Ministerial Direction 111）允许每所院校在招生数量达到其留学生 “分配额 ”的80%之前获得学生签证申请优先审理权。

八校联盟（Group of 8）首席执行官维姬·汤普森（Vicki Thompson）将此举形容为 “为上限规定开后门”。

 “尽管设定留学生数量一直没有法律依据，但我们的大学还是根据政府几个月前提供给他们的数字设定了预算，”她说。

“距离年底只有几天时间了，而且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根本原因，这个数字又发生了变化。”

尽管克莱尔一再称被新部长令取代的第107号部长令为 “事实上的上限”，但规定中并没有限制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招收多少学生。从法律上讲，所有的有效申请都必须得到处理。

“问题是，目前既没有上限，也没有准备妥当的控制机制，” 前移民部副部长阿布·里兹维（Abul Rizvi）说 。“因此，如果申请数量激增......政府将不得不处理这些申请，却无法限制签证发放的数量。”

里兹维认为，学习签证的申请率下降对大学和整个移民形势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他说，形势发展取决于两点：将来没有计划好的上限，业界如何应对，以及内政部如何应对新颁布的指令。

“抛开这两个不确定因素不谈，现在的关键是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学生和往届生离境的速度，”他说。

“毫无疑问，会有不少学生感到气愤，会有很多教育机构陷入财务困境，而政府也将面临来自反对党的压力以表明净移民人数的下降速度确实如政府预测的那样快。

“要想让业界了解事态发展的方向，你就必须创造确定性，而目前还没有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