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海归求职失败，到上海图书馆逃避现实（组图）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数度造访上海图书馆东馆（以下简称“上图东馆”）。在这座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馆，我们遇到了许多在这里度过冬天的人。有时候三楼的阅读区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求职场，青年人在这里准备考公、考研，中年人在这里准备求职。来的次数多了，图书馆逐渐有了些眼熟的面孔。比如待一整天都不吃饭的人，或者只有工作日才能碰见的独行者，那往往是在向家人隐瞒失业现状的人。

上海图书馆（东馆）三楼南阅读广场，徐冰的艺术装置《鸟飞了》悬于空中 （何沛芸/图）

公共图书馆自诞生之初，就践行着人人都能平等地获取知识的理念。理想的形态或许各异，但图书馆公允地对待每一位来访者。在上图东馆，有人日复一日享受着阅读带来智识乐趣，有人在书架中寻找庇护，更多的人在这个巨大、宁静、温暖的空间稍作喘息，然后试图为自己搏一个春天。

诚如智利诗人波拉尼奥所形容，图书馆是人类最好面向的隐喻，是毫无保留的慷慨。

红竹女士的小书桌（何沛芸/图）

最后防线

上海的冬天以湿冷出名。当气温逼近零度，水汽凝结成雨，寒气窜入大衣，在打底衫之间游走，手脚仿佛都被浸在了冰水里。

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找个温暖的地方度过冬季的工作日就是正经事。时髦的红竹女士选择了上图东馆，“红竹”是她的微信名，一种竿低叶细、似羽毛散开的小型丛生竹，不耐严寒也不喜强光。

失业七个月后，红竹女士仍维持着工作日6点半起床的作息。8点过后走出地铁18号线迎春路站，8点半去图书馆地下广场的Manner点一杯咖啡，店员已经熟悉这位常客，主动再递一杯冰水。

红竹女士看上去与过往无差，精心打理过的棕色短发，金色的耳环、项链、手镯与深色的着装相配，甜甜的香水味在图书馆沉闷的空气中散开。酒红色的披肩被铺在六楼社科馆的小圆桌上，上面放着粉色保温杯、希尔顿酒店的速记纸和一本《印象中国·民居》，她已经读到这个系列的第五本。

过去几年，她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还捎带着帮老板跟人谈裁员。2024年夏末，她变成了被谈话的人，裁员理由与她无关，只是老板想关停这块业务。

红竹女士每天要读几本书，都围绕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大多不会看完。她也会在小红书上看互联网相关的信息，“要不然怎么和年轻人卷。”

她已经卷了20年。大学时，她觉得学中文没用，同时辅修了经济学。2005年毕业后，她通过大学生招聘会进入金山软件，上级领导是雷军。后来跳槽到阿里、京东，仍是蒸蒸日上。在35岁那年，她从未感受到中年危机，她“不信，也不服”。

人总会在陷入低谷时开始怀疑来时路，试图理清自己为何走到这般境地。这些日子，红竹正在这样反思，她觉得自己应该跟雷军走，毕竟当年的同事现在已经是小米的高管，比如她不应该为了上海的创业邀请，放弃京东的几十万股权激励。“当时觉得，那两年不拿就不拿，也无所谓。”说到这里，她自我安慰道，“当然人生你要往前看。”

与红竹女士有着相似境遇的还有金丝眼镜男士。坐在三楼阅读区，即使打游戏，他也是面容严肃，键盘敲击有力。他经历过年薪百万，也曾坚信IPO（首次公开募股）后的一夜暴富。“对生活的期望是一条直线，一直往上的，”他说。

如今他失业一年，面试几度被拒，整个家庭都在尝试重振旗鼓。妻子不再是全职太太，与他共同注册了新公司。他们从桑德斯的《精英的傲慢》学习到，人不能满足于挣温饱的钱，不能自我封闭，就此“陷入贫困陷阱里面，永远都走不出来”。

最近，金丝眼镜男士难以面对两个孩子的提问：“爸爸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家。”他心烦意乱，然后发现，图书馆是失业中年人粘合破碎生活的最后防线，至少能帮助他们从家里走出来。

在这里，阳光穿过斜切式落地玻璃窗，落在细木条地板和黑色的金属桌椅上。站在窗前，能看见世纪公园的大片树林褪去了苍翠，染上了层层叠叠的黄，也能看见陆家嘴绵延不绝的写字楼，和显眼的“三件套”：492米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20.5米高的上海金茂大厦和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

每层楼都收留了梦碎的故事，只是有些人乐于倾诉，有的人羞于启齿，对冒昧打扰的人颇为不满。在四楼台灯下读书的女士把书啪地合上，硬邦邦地说：“失业了，结束了。就是这样，结束了。”五楼单人沙发上的女孩说自己不算失业，是在转换赛道，尝试做自媒体视频，只不过视频是“公益性质”，没什么收益。

下午4点半，六楼关门，红竹女士下到三楼中庭，席地靠墙而坐，刷刷手机，耗到晚高峰，她归家的时间与过往无异。离开公司后，红竹没有一天是缩在家里的，她要求自己保持职场人的状态。内心的焦虑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而上升，既因为房贷，也因为心里有一块地方正在瓦解。她频繁浏览招聘网站，面试了几家公司，收到了三个offer（签约意愿），但是都不合意。

傍晚6点，三楼空旷，落地窗外的天色已经灰暗，红竹女士拎包离开。“这一天终于结束了，”她在心里默念。

在阅读区自习的人们，这也是《鸟飞了》徐冰艺术装置的起点（何沛芸/图）

求进步

作为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馆，上图东馆的自我定位是藏书、借阅以及开放的文化艺术空间。中庭地面是艺术家申凡创作的《往来春秋》，以《申报》报纸版面为灵感，保留标点符号，文字抽象为色带。水磨石黑白分明，从上往下看，这是一条平均每天被1.12万人走过的细长斑马线。

上图东馆上午9点开门，偶有排队；总共七层，仅有三楼的阅读广场需要提前预约座位。一小时后，这里坐满了人。比起浦东的写字楼，这里少了些高跟鞋声，多了几对相互搀扶的老夫妻。

10:20，讲解员带着二三十人的参观团抵达三楼，她的声音透过无线讲解器传向游客们的耳机。他们驻足在徐冰的艺术装置《鸟飞了》前面，频频点头。842个独特的“鸟”字飞越人群，越飞越高，“鸟”字从楷书、隶书、小篆一路回退，最后追溯到远古的象形文字。游客们举起手机拍下白色的鸟群，以及鸟群下争分夺秒学习的人们。

座位上没人抬头去注意游客。一位女士靠着椅背敷面膜，面前的书摞得30厘米高；年轻男子在做公务员试题，卡在一道数理推导题上，频繁按动圆珠笔头；斜对角的男生正以每30秒一行字的速度写申论，中公教材的红封皮颇为显眼；对桌的女士手戴三只戒指，黑色指甲油反射着优雅的光泽，她整个上午都在抄英语单词，红笔英文，黑笔翻译。

大四学生何宁宁在图书馆准备公务员考试。一年前，她和同学去听招聘会，“一看文科生工资就三四千”，她当即决心考公，自嘲是山东血脉加成。从那时起，何宁宁不再听课，老师在讲台上讲，她在一款考公App上刷题，一年以来她已经刷了一万三千多道。每周日上午9点她准时参加App上的模拟考试，“和整个App上的人一起”，11:00交卷后，大数据立即把参加考试的人合成排名，生成报告。最近一次模拟考显示，何宁宁击败了92.1%的人。

为了减少零点几分的竞争，何宁宁报名了崇明区一个岗位。报名结束那天她就知道赌对了：相比其他抢手的岗位——多的甚至万人竞争，这个岗位只有六百多人报名。

“我觉得文科生就适合考公，”在窗边复习的小董认真地说。他正在第三次备考法学硕士，倘若再败，他打算去考公。两次考研败在面试环节后，父母不再支持他沪漂，劝他回东北小城，说能安排工作。为了不回乡，小董猛投了一个月简历，入职了某海外游学机构做新媒体运营，几个月后又瞒着父母离职，继续备考。为了延续正在上班的谎言，小董早高峰出门，晚高峰回家，中午在便利店吃便当，还要求自己12:00-13:00休息，“就跟上班似的。”

小董已经在上海图书馆待了一年半，说图书馆就像家一样。他一点都不在意周围人来人往，也没在这里结识任何人，只觉窗边是属于自己的角落。

胖哥就坐在小董每日路过的米色沙发上，手边放着红皮考公教材，手里正在打“欢乐斗地主”。胖哥30岁，硕士毕业后进入房地产企业，工作了五年，薪水降到了入职时的一半。身边的朋友从几年前就开始考公，比如就职于某大型民营房企的同学早早就脱身上岸。胖哥在国企，市场震荡小，他最近才意识到，手上只剩一个项目了，做完就啥都没了。而自己每天都在处理麻烦事，前有包工头来公司讨薪，后有业主来跟开发商闹。距离国考还有一个多月，胖哥离职，自认若不是走了狗屎运绝对考不上，但他与家人商量好，来年再战。

图书馆也不都是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大四女生小姜来图书馆只是为了逃离学校，逃离“浮躁紧绷”的氛围。好像所有同学都在这一年突然长大，三两句就聊到找工作。“我只想吃饭，我只想考虑今天，可大家已经很有宏图壮志地想好（毕业后）做什么事情。”她反问，“大家都说我要早点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这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从超大落地窗看出去，是世纪公园和著名的“浦东三件套”（何沛芸/图）

三楼

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笔下，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他一定料想不到，这种周而复始发生在上图东馆时，是求职与招聘能形成闭环。

过去一年，芯片创业人方远基本每周都在图书馆安排了与应聘者的面试。以往面试都安排在产业园区里的星巴克，但图书馆实在太适合面试，不仅免费，还更宽敞。

上图东馆一共有16个研讨室，7个多人静音仓，小沙发和圆桌天然适合面对面交谈。创业一年半，方远和同事们已经在这里面试过300人。

“创业不好创，”他直截了当，芯片很难形成商业闭环，也赚不到钱，要找钱、找人，还要推进事情。一谈到新技术，这位气质低沉、发量也岌岌可危的男人突然语气狂热。在他眼中，他的职业生涯和整个世界都是一种log（对数）函数，从高速增长期进入斜率低的平稳期，就应该用新的函数代替，新代替旧是必然的。“就像太阳一样，每天中午之后肯定是下行，但是到第二天是新的一天，总会有上升的。”

在上图东馆，方远录取过13个人。来应聘的半数是应届生，另外一半是工作三五年的社招人。方远见多了职业初期想调整方向的年轻人，学生时期他们按部就班，“想的问题太少了”，进入社会才发现握在手中的不是自己想要的。

三楼图书区（何沛芸/图）

小姜一定会被方远淘汰。她按部就班过了22年，最大的反抗就是在母亲要求扎起头发时，她去剪了短发。十几年来，她感到自己只会学习，而学习也是最轻松的路，“那就去学习好了。”当然，她也不会选择方远的公司，因为她正在图书馆备考教师编。

方远或许可以跟在三楼准备求职的小宇聊聊。他正在长桌上复盘自己的职业经历：他曾任职于上海一家规模超千人的芯片外企，他足够卷，扛过了2023年起的三轮裁员；他还不够卷，成为二十天前的新一轮裁员的对象。这次裁员比例高达7%，他所在的整个技术研发部门都没逃过。为了给面试官留下好印象，小宇准备了精美的PPT，打算用于线上面试。

三楼的空气中弥漫着好学的气息，勤勉得让人紧张。送孩子上学后，全职妈妈在这里准备心理咨询师考试，笔记做了整页，她刚拿下咖啡师证。已经辞职一年的高马尾女生飞速默背着中级经济师证的考点，她坚信用心提高自己，在就业市场就会更有底气，“现在找不到工作，那就继续学习嘛。”

同一张小圆桌接待过低马尾中年女士，她眉头紧锁神情焦灼，看着手中的彩打简历准备面试；也接待过留澳归来的年轻男生，他一边吃法式小面包一边改简历——他刚刚落选了上海的互联网大厂，落败于手握四五段大厂实习经验的同龄人。

41岁的保险代理人阿峰也曾在这里物色员工。图书馆就是阿峰的书房，他在这里阅读、处理工作，躲避家中吵闹的孩子。他常常观察“假装读书”的人，也几次在地下广场与人闲聊，想试着给团队招人，但结果都差强人意。阿峰描述在图书馆长期待业的人“迷茫”、“没有胆量”，“不知道要干什么、往哪里去”，“浮不起来”。也因此，他理解了图书馆的包容：让不同处境的人都有个地方可以去。

网文写手阿飞将三楼视作自己的工位，他喜欢这里的安静、空调和免费。他与网文平台签了合同，底薪两千元，每天更新一章男频小说，就能拿到全勤奖金。上午写三小时，下午写四小时，日更六千字。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近十年，阿飞多数时间都赋闲在家。他喜爱文学，向小说刊物投过稿，却石沉大海。他逐渐受不了父母的唠叨，一年前来上海做销售，但很快就瞒着父母辞职，写起了小说。

他研究过平台的榜单，总结出上榜规律：日更三章，围绕“我们这些loser（失败者）”如何变得富有、如何被美女环绕，“女性在里面就是一块儿肉。”他自嘲还是太矫情，“总想弄点意义出来”，订阅量自然也就上不去。虽然声称已经“完全放弃严肃文学的幻想，一定要把写文当流水线”，但阿飞仍在翻阅宝珀文学奖和布克奖的书单。

在三楼智能书架的电子屏找书（何沛芸/图）

避风港

书馆是一座避难所，这早已是共识。在《巴黎图书馆》中，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女孩奥黛尔在应聘图书管理员时写道：“图书馆就是我的避风港。我总能在书架的一角找到自己的窝儿，在那里看看书，做做梦。我想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感觉自己和别人格格不入的人，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被称为家的地方。”

每周二，迪士尼乐园的电话客服K都要来上图东馆。这是他的调休日，也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喘息时刻。他不爱说话，却每天要接一百多个电话，安抚一个又一个游客。遇到台风天，电话线路挤满了要求退票的游客，下班时间从21时延长到23时。

图书馆是安静的，最大的声音是排风扇空洞的嗡响。这种安静像是一种魔力，给人蒙上了一层安稳的皮，也安抚了K。

距离K不远，一个穿着白拖鞋的男子正对着书架出神。厚重的头发勉强看得出很久以前修剪的痕迹，胡茬更像荒草地，某一角突然呲出一大截。被裁员后，拖鞋哥在图书馆待了三个月，看书，刷视频，也投简历，中午就吃保温桶里乱炖的菜肉。他偶尔也会思考“自己是不是个loser”，后悔没早点向前辈取经，痛苦于他在就业市场已经没什么机会。

唯一的快乐来自阅读。拖鞋哥最近读了一些历史地理，在脑海里经历了斑斓的旅程。“你知道冈仁波齐吗？我以前竟然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兴奋地谈论起西藏的神山。

“对很多都市中的边缘人、失落者来说，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精神的栖息地，也是身体的避难所。”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曾说。他管理着中国服务做得最好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了大量外来务工者。

外来务工者在上海图书馆并不多见，却又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范师傅穿着条纹衬衣套灰蓝色夹克，背包里塞了瓶矿泉水，头发像往天上长一样愤怒地竖着，间杂很多白发。

范师傅刚从湖北来上海一周，准备在这里寻找机遇。启程前，他在手机地图上寻找“上海的农村”，找到了浦东下沙镇。他在镇上租到了六百块的自建房隔间，水泥地白皮墙，木板隔出了一个个开间。

初到上海这周，范师傅过得很不顺心。他加入了五个中介群，无法适应其中的沉默：在武汉，想要某个工作就直接在群里喊中介，但上海的中介群每天只有七八条零散消息，主要靠个人找中介私聊。他和中介打过电话，对方说的方言他听不懂；他去金山区的工厂应聘过，听到是双休就决定要回身份证离开。对范师傅这样的“小时工”来说，休息越多，挣钱越少。

一楼中庭，人们匆匆走过《往来春秋》（何沛芸/图）

范师傅打算休息两天。他在手机上搜索上海图书馆的地址，然后骑了20公里共享单车来图书馆寻找英文书。马云是范师傅的偶像，他能细数马云的人生，从在西湖畔向外国人学习外语到成就阿里巴巴的辉煌，范师傅得出两个结论：英语很重要，资源很重要。为此他一直在学英语，他在朋友圈隔段时间就会发一段，有时摘抄英文报道，在生词后面标注中文：grandly盛大的；enthusiasts爱好者。或者分享巴菲特的中译版文章截图，说“Do something make u match the rich（做些让你变得富有的事）”，拍一张蓝天白云街景，说“Look on the bridge side!”（往好的方面看！此处bridge应为bright）。

“马云他老讲，做生意是要创造社会价值，”范师傅心里有股不平的劲，他从农村考进专科，毕业后被分配进厂。这些年来，他摆过奶茶摊，做过销售，当过咖啡师，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工厂操作机器，只是换不同的工种。工厂生活除了枯燥，最大的烦恼是得不到尊重，“有些人见到路上捡瓶子的，可能会用很鄙视的眼光看，其实在工厂也会遭受这种眼光。”工友间的关系常因绩效高低而变得剑拔弩张，“丛林法则”无处不在。或许工厂里一贯如此，但范师傅感到年纪越大，越难以忍受这些。

他自觉英语水平不错，好多单词都能看懂，“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偏偏只能去工厂，坐在那里，只需要认识26个字母，根本不需要你认识一个单词。”

20:15，闭馆提示音响起。范师傅一下就不见了踪影，拖鞋哥提着保温桶慢慢走上地铁。他刚收到几个面试通知，想了一路，到下地铁时他都没个主意。在图书馆待了三个月，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不能适应打鸡血的大公司价值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