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30年，她在抽屉翻出他二战中的壮阔往事（组图）

Major John Monro 是一名普通的在英国乡间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民，

并且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但是，在他去世了30多年后，他的女儿在整理家里的物件时，

却从一个老抽屉里翻出了一叠叠旧信件：

上面的一封封信件，全都是父亲几十年前写下的，

而寄出的日期和地方，却惊呆了女儿：

1943年，中国！

一封封信读下来，女儿才知道原来看似平凡的、当过多年农民的父亲，

曾经被部署到远东参加二战。

甚至曾被日军俘虏、从集中营中出逃、在中国南方逃亡、和游击队们来往....

而这让女儿感到惊讶的一切，还要从77年前说起....

77年前，二战的进行，让世界处于一片战火中。

尤其是在中国大地上，正是战事焦灼的阶段。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由于日军的侵略，

大片山河沦陷，烽烟四起。

随着日军的势力从东北向西南蔓延进中国领土，

当时还属于英国管辖的香港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

日军为了进攻开展“南进”战略，在1941年12月8日发动了对香港的攻打战役。

这场战役也在之后被称为“香港保卫战”。

最终，虽有英国驻军的抵抗，

但是战役还是以香港总督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体驻港英军的俘虏结束。

而在被俘的6000多名英国军官中，

就包含了故事的主人公，当年28岁的英国军官 Major John Monro。

Monro是一个很典型的英国男人。

1932年，刚满18岁的Monro加入了英国军队，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士兵。

在军队中，Monro属于很老派的“绅士军官”：

家庭出身不错，将保家卫国看做是一种荣耀，在军队中表现得很好。

在1934年，Monro晋升为一名军官，

并在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亚洲局势动荡的时候，

被派往了当时还属于英国海外殖民地的香港。

此时的香港，正是风雨欲来的时候。

随着日军进犯气焰愈发嚣张，驻港英军也在加强设防。

在达到香港一年后，Monro加入了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第八重兵旅，

并指挥了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小队。

1940年7月2日，日军在御前会议中定出两大国策，

其一是以日本为中心，建设以日、满、华联会骨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其二是配合按照合适时机“南进”太平洋。

所以，香港作为亚太战争的一个驻点，就成为了日本南进的一个必争之点。

1941年12月8日爆发的香港战役，也是日本南进计划中的重点。

此后，随着驻港英军的投降，香港也进入了长达3年多的日军占领时期。

而像Monro等英国的军官，全部被当做战俘，关押在了香港各个战俘营中。

当时的日本军，其实是想要利用香港来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

所以他们特别要求日军，严禁虐待华人，以免影响汪精卫伪满政府的形象。

然而，日军部分军队军纪不严，作风不良，军官纵容士兵们胡作非为，

战俘营中无论是华人还是英国人，

无论是军官、妇女还是平民，都遭到了日军的虐待。

Monro所生活的战俘营也不例外，

严苛的生活条件，让人们每日都在担忧是否还能够继续活下去，

许多士兵都和Monro一样，在日军的虐待下心惊胆战。

他们不知道战争何时才会结束，

不知道自己明天会过得如何，不知道有没有获救的希望。

很多人都想逃出战俘营，但都认为这样的做法太难太冒险：

就算侥幸逃出战俘营了，但是到了外面正是战乱的地方，

没有任何武器、没有通行的钱、

加上可能会有的语言不通等问题，

在处处都有可能有日军的中国大地上逃亡，活下去的概率几乎为零。

而日军总是在宣扬，一旦抓到“逃犯”，要么斩首要么活埋，绝对会严厉处死；

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处死逃犯，以儆效尤。

所以，尽管所有人都想离开战俘营，

但是要不要出逃、敢不敢出逃、如何出逃，

依然都是让大家纠结犹豫的问题。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坐着在战俘营中忍耐着，等着战争结束重获自由的一天。

在Monro看来，再在日本战俘营待下去既不安全，也很屈辱。

战俘居住的小屋非常狭窄，饮食条件也很恶劣，所有的英国士兵的士气都非常低落。

日军残暴，喜怒无常，在这里生存下去的难度并不比外面的低。

再三犹豫后，Monro决定无论如何要试一试，

就算会有生命危险，也要想办法逃出香港深水埗的集中营。

（下图是香港战俘营中的部分战俘）

在下了出逃的决心后，他开始留意战俘营周围的铁丝网和看守人的轮班时间。

Monro注意到有个铁丝网看上去并不难破，但是那外面就是一条河。

所以如果要从这里逃出去，还需要准备好在河里漂流潜伏。

于是，他开始从集中营中悄悄收集各种出逃物资：

也许一个布袋子，也许是一支笔，一块手表，

对他来说都是珍贵有用的。

或许，这些在之后的逃亡中都能派上用场。

（1942年的深水埗战俘营）

准备了一段时间后，Monro还联系到了自己的两个战友：飞行员军官Norman 和Trevor，

三个人一起在日军的监视下，筹划着逃出集中营！

终于，在1942年2月初当地一个星光暗淡的夜晚，

三个人趁着夜色正浓，在黑暗的掩护下，

从他们观察已久的一面集中营铁丝网上的一个洞钻了出来。

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他们选择沿着水路向大海前进。

在水中，他们悄悄地待了近一个小时，确认没有被发现后才继续前进。

他们还从周围找到了一切能找到的材料，

动手做了一个小型的救生筏。

就这样，三个人顺着水路，悄悄地从集中营中逃走了。

不知道漂了到底多长时间，他们终于上岸了！

重新踏上土地的那一刻，Monro知道自己已经离集中营很远了，但是被抓捕杀害的危险并没有解除。

上岸了不代表自由了，他们必须要想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尽快逃到安全的区域。

而那时的中国土地上，到处可能是日军。

对于三个英国战俘而言，哪里才是安全的呢？

要横跨亚欧直接回英国就不用想了，再向南方去就是太平洋和海岛了，

当时的重庆，作为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陪都，还依然是中国政府势力范围！

加上中英已经是抗日同盟盟友了，所以Monro三人一合计，

决定前往重庆，寻求中国军方的庇护。

(蒙巴顿将军1943年访问重庆，与蒋介石会面）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地图、没有钱、没有“通关文件”，

在战乱中，要到达千里之外的重庆，谈何容易？

尤其是战争时期各地势力错综复杂，敌我难辨。

他们三个外国人，怎么才能找到愿意相信他们的人，帮助他们逃亡安全的地方呢？

Monro的担心并不多余。

因为在从战俘营逃出上岸不久，衣服都还没有干透，

他们就遇到了对自己极度不信任的中国抗日游击队。

（中国华南游击队二战时期影像资料）

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在当时日军侵略的地域，夹缝中求生存，与日军作斗争。

对于突然出现的外国人，他们当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所以，一开始游击队的人员对Monro一行人，就是极度不信任，

甚至怀疑他们是日本的间谍。

这简直要把Monro们急死了。

双方语言不通，但Monro只能用手势，连比带猜地和游击队沟通，

说明自己是如何在集中营里搜集物资逃出来的，

如何在水里泡着躲过搜查，如何一路用救生筏漂到岸上的。

（广东省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九大队图片资料）

其实，游击队们就算没有语言障碍，

不相信Mornor三人宣称自己是“逃亡的俘虏”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按照日本军队的作风，是不可能让俘虏随便逃走，

更不用说身上还留着一块手表这样值钱的东西的。

而Morno一行人身上还有衣服，还背的有袋子，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干粮物资等。

这就很让人怀疑了。

所以他们质问Monro，为什么说从水里漂过来，但是衣服却是干的。

Monro解释说，他们是把衣服放在包里裹着，用稍微防水的布隔着，

然后坐着救生筏上岸后，把干一点的衣服换上了。

现在湿了的裤子还放在包包里的呢。

（在河边的游击队）

随后，游击队在Monro的包包里，发现了还是湿湿的裤子，并在上面尝到了盐的味道时，

才相信了Monro“从大海漂过来”的说法，不是撒谎。

在确认了Monro们的确是抗日同盟军盟友后，游击队士兵最终决定放他们走。

Monro对此也表示理解：

“日军抓到任何人都是雁过拔毛，不留一点贵重物品在对方身上的，甚至会直接把战俘的头砍掉。

所以游击队们会怀疑很正常，我不会责怪他们。”

（描述这一时期香港、广东抗日情况的电影《明月几时有》就是基于东江纵队游击队改编的。）

虽然勉强通过的了游击队的盘问，

但摆在Monro们眼前更大的问题是，

作为三名白皮肤的英国人，他们的外表让他们在人群中会显得特别扎眼，

走到哪里都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尽管有各种大路、小路连同各个省区通往重庆，

但Monro一行人为了安全起见，并不敢随便将自己暴露在公众之下。

要是消息被传到日军处，被逮捕了可能就会直接被处决。

他们放弃了大路，而是选择在山间、密林中穿行，

甚至有时候会需要昼伏夜出，避免在白天出行被发现，等到夜色降临再走出树丛，继续赶路。

就这样，他们靠着双脚，穿山越岭地跋涉，

经过广东惠州、到达了广州河源。

然后又通过水路，坐船经过广东陇川、达到广东韶关。

这一路上，就像是在荒野求生一样前进：

Monro的信件中回忆记载到，他们在中国南方的密林中穿山越岭的艰难：

“灌木丛太厚了，我们甚至发现下山的艰苦比上山更难，

林子太密，我们不得不横向穿越，但这样就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时间。”

在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

在自己从未到过的人烟罕至的密林中悄悄前进，迷路也是常有的事情：

“我们总是走错路，所以在我们走到正确的道路之前，我们不得不一次一次重复之前的路线。”

（Morno从战俘营逃往重庆路线图）

三人经过长期的跋涉历险，身体也是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

伤病不断，但是不敢停止脚步。

在山间逃亡，他们每个人都曾狠狠摔倒，受伤在所难免；

天气又冷又湿，前进的道路显得格外艰难。

但是如果有机会，他们还是会想办法向农村的居民们寻求帮助，

比如支援一点点食物，一点点衣服。

也是沿路的一些中国居民，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仍然给了他们很多帮助，

才让他们的逃亡之路得以继续。

（Monro女儿重新回到父亲走过的小山村）

终于，在达到韶关时，Monro他们已经攒到了一点物资，

他们在当地停留了十来天，和当地的居民们建立了一定的信任。

也是因为如此，他们之后能够有机会坐火车向北经过湖南衡阳，再向南达到广西桂林。

之后，他们一路步行+搭车的方法，从桂林再次向北，来到了贵州贵阳。

并最终，在逃亡了两个多月后，于1943年4月到达了陪都重庆。

此时的二战局势，又发生了不少变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从1941年9月爆发，到1943年时，

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已经逐渐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中英正是统一战线一致对抗法西斯的同盟国关系，重庆当然也会把Monro作为同盟国战友来看待。

于是，Monro三人在重庆恢复了军官的身份，

并作为英国军官一直在重庆待到了1943年年底。

在此期间，Monro心里一直牵挂着他那些还在香港战俘营中的战友，并试图靠着自己的信息，

帮助同盟军结束战争后解救战俘营的人。

（下图为1945年深水埗战俘营战解放后士兵们给战俘分发香烟）

之后，战争还在继续，作为军官的Monro也被英军派遣到了缅甸，

参加中缅印战区同盟军对日军的作战..

期间，他们还拿到了由民国政府批准的通关文牒，

有了民国政府的通关文牒证明身份，Monro再次向南的行程，

比起当时一路逃亡，终于变得顺利了一点。

Monro经过近两年的颠沛流离，

终于从战俘营，重新回到了战场上.....

Monro在缅甸一直待到日军投降，二战结束后才重返英国。

然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回国不久后的他，

又再次被部署到了印度，在那里一直待到40年代末。

1950年，参军18年后的Monro终于回到了家乡。

已经36岁的Monro年龄虽然并不大，

但因为经历了太多，真的已经疲惫了。

他回到英国的维尔特郡克拉希尔小镇，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名叫贝蒂的女孩。

这个36岁的“老”军官，终于开始了自己平凡人的生活：

恋爱、结婚、和妻子一起生儿育女....

他似乎很享受乡间的平静生活，所以还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农民。

表面上来看，他和周围的普通乡下男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那在遥远的东方的那十多年，那在中国南方逃亡的日子，

都被他记录在了一封封写给家人的信件中，并全部封存起来。

一直到他去世，都不再对自己的儿女提起....

三十二年前，在女儿18岁时，Monro就去世了。

除了家里每年圣诞节会收到一些来自中国的信件外，

女儿并不知道父亲和遥远的那个东方国度到底有什么联系。

直到2007年，Monro的妻子贝蒂80岁生日时，一个老朋友告诉了Monro的女儿，

她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20世纪男人。

但是当时的女儿还是很懵懂，还不明白她的意思。

直到前几年偶然间，女儿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些信件，

她才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生命中如此重要的部分，知之甚少。

所以，她决定来到中国，追溯当年父亲的逃亡路线。

并将那些信件、日记都整理好，出了一本书纪念父亲...

书的名字叫做《心中的陌生人》，

这个名字或许是从女儿的角度出发，追忆父亲时候最贴切的感受吧：

朝夕相处、平淡无奇的父亲，

居然还曾经有过那么神奇、陌生又曲折的一段战争岁月。

而那些在二战中的老兵们，也渐渐地离开人世了，

很多时候对于社会，甚至对于他们的家人而言，

他们的军官、士兵身份就像是一个陌生的角色一样，

慢慢被大家淡忘了...

或许，纪念战争、呼吁和平的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去记住战争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的故事，

无论他们到底是一名勇敢逃亡的军官、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还是一名在战争中牺牲了的英雄，

都有值得被自己的儿女追忆和铭记的不凡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