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大变化 大湾区昭示一国两制进入新周期（图）

尽管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讨论和揣测在香港已持续近两年，但当酝酿多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在2019年2月18日下午甫一出台，这份多达11个章节、洋洋洒洒近3万字的纲领性文件仍给香港社会带来不小震撼，引发争议。 

虽然文件出台后，中国官方第一时间启动了宣传造势活动，着力突出香港在大湾区中的特殊地位，抢先为香港恐被内地同化的担忧做出反驳。但在近年陆港矛盾频发的阴影下，许多港人对于大湾区带来的影响仍抱持观望态度，并不十分看好。特别是当不少港人看到曾经跻身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在《纲要》中竟“沦为”与澳门、深圳、广州等城市并列的四个中心城市之一，不免感到香港之于中国的特殊地位未受北京重视，甚至有被矮化之嫌。而彭博社2月19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纲要》没有详细说明香港和澳门如何在不损害其特殊地位下，融入大湾区发展，指香港或成为大湾区发展的输家。这种论断虽然有失客观理性，对大湾区之于香港的重要意义缺乏认知，却道出部分港人的认知误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如何看待中共着力推动大湾区规划的深意？大湾区对香港意味着什么？ 

大湾区背后的“一国两制”2.0版本

香港已回归中国二十一年，但经济政策与城市规划一直呈现孤悬海外的状态。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人的恐共心理并未因主权移交而消解，担忧陆港融合犹如温水煮青蛙，会慢慢消解香港的制度特殊性。而大湾区纲要出台后，港人敏感地发现香港在纲要中并没有被明确列为龙头，而仅位列四个中心城市之一。这种提法令坊间揣测中共有意藉大湾区发展踩低香港，让香港与内地城市同化。如此揣测虽然看似有理有据，实则荒谬。 

纵观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香港制度性优势对于中国内地的战略作用越发明显。矮化、甚至同化香港，绝非中共所乐见。2017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典礼时强调，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和作用。2018年底，林郑月娥进京述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特别提及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和自由港地位。可见，北京方面对于香港的制度优越性是充分肯定的，将香港内地化完全不符合国家政策方向。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所经济研究中心贸易与发展研究计划负责人盛柳刚教授早前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指，虽然目前中国政府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比较低调，但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性将被凸显，而香港无论从地缘还是制度方面都具有优势，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单如此，具有两制优势的香港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内地与世界沟通的重要窗口，在内地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大湾区规划里，北京就非常重视香港的两制优势。在2月21日的宣讲会上，林郑亦强调大湾区不会导致两制的界限模糊，不会令香港被内地同化。 

当然，除了强调和维护香港制度的特殊性，中央政府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的确出现了范式转移。以本次大湾区《纲要》出炉为标志性节点，北京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已经正式由香港回归初期的被动消极、机械区隔，转化为积极主动的融合发展式一国两制。 

在香港回归初期，北京出于安抚港澳人心和保障港澳平稳回归考虑，加之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相对机械，故将两制差异看得过于刚性，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当时北京对于港澳事务持整体不干预态度，甚至未进行必要的去殖民化的转型正义。这固然安抚了人心，确保了香港回归初期的稳定繁荣，但也致使长时间被英国殖民管治的港人未能及时祛除殖民意识，与内地民众拉近心理和认知距离并形成共同的生活经验。时而久之，随着有大中华情怀的老一辈逝去，在与内地区隔状态下长大的新一代港人难免产生认同困惑，习惯于把内地当作他者，助长了分离主义思潮的兴起。 

近年来，习近平时代的中央政府日益认识到以往陆港区隔造成的问题，故开始直面并积极解决问题，提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以更辩证的态度看待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倡导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更积极，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正是在此背景下，北京治港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其标志性举措正是粤港澳大湾区。这展现了习近平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称得上是中共对一国两制理解的进步，有助于一国两制克服近年来的挑战，继续展现活力。 

简言之，粤港澳大湾区并非如一些人担忧的那样「香港内地化」，而是香港摆脱眼下困境、实现再次腾飞的一大机遇。一些港人与其无意义的抗拒，担心香港被规划，还不如回归理性，务实面对已经摆在面前的大湾区命题。更重要的是，以大湾区《纲要》出炉为标志，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正式告别消极、区隔的“井水不犯河水”，迈进了融合发展的新周期。如果说以往的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是1.0版本，那么如今正式升为2.0版本。 

大湾区预示港深同城化前景

《纲要》是以融合发展作为政策主轴，希望分两步走，到2035年把粤港澳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在《纲要》出炉后的各类正面解读文章里，普遍把纽约都会区、旧金山湾区及日本东京都市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要努力超越的目标。这其实意味着随着大湾区融合的深入，同城化尤其是港深同城化，将成为港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 

抛下意识形态不谈，同城化尤其是港深同城化，对于香港摆脱眼下困境具有积极意义。贫富差距加剧、青年就业出路窄、贫困长者老无所养、房价不断飞涨……香港近年社会深层次矛盾越发尖锐，年轻人看不到未来希望，存有怨气，民间对社会政策改革呼声甚大。但问题在于如何改革？相信许多港人都认可，受制于狭小的本地市场和目前大财团对传统行业的高度垄断，单纯在香港本土寻求出路，恐怕很难。应该说，向外部寻求合作共赢的机遇是许多业界人士的共识。这也是近年香港创科企业纷纷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问题在于，这种共识并没有在香港主流的公共舆论中得到确认。香港主流媒体营造的舆论氛围，更愿意弘扬港人远赴东南亚、欧洲、北美开疆拓土，却对于空间距离更近和机会更大的北上发展兴趣寥寥。这种舆论与现实的落差，令许多没有身处创业前线的港人不容易看到与之毗邻的内地城市有何可取之处，更遑论与之融合发展，以及港深同城化。 

可事实上，港深同城化已经临近了。所谓港深同城化，大意是指港深两城突破彼此间的行政分割和保护主义，促进在经济、社会、环境、城市空间等方面协作规划、运行和发展，构建联合大都会圈，并通过创新、修改制度，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本次《纲要》规划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密切合作的现代经济体系，构建衔接顺畅、运作高效和便利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及在教育、生活休闲、医疗、养老等领域展开合作，就孕育了未来更进一步、达到同城化的可能。在2月21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宣讲会上，中国广东省省长马兴瑞提出“广东省将推进粤港澳三地在法律、服务、金融、医疗、建筑等领域的对接”，这将大大便利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交流。 

当然，这种融合乃至日后可能出现的港深同城化，难免让一些港人担心，会否令香港丧失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其实不然，大湾区的初衷正是发挥和扩大香港的两制优势，是希望在国家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继续发挥香港的两制之长。这就决定了，在大湾区时代，香港制度特殊性不但不会被同化，反而会得到进一步保障和强化。 

还有些人担忧，香港和内地有两制差异，怎么可能融合乃至同城化？这种论调经不起推敲，将两制差异看得过于机械。此处不妨以欧盟（EU）框架下的各成员国融合发展为例，这么多国家之间，人员自由流动，经济高度协作，有许多同城化现象，而彼此所属国家的主权并没受到冲击。主权国家之间尚且能如此多元交融，何况一国之下的陆港？ 

更重要的是，以融合发展为政策重心的大湾区，确实是港人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可行性选择。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金融、创科还是现代服务业，香港在大湾区都大有可为。而这些新兴行业的崛起，极有可能为香港本地青年提供大量优质的管理、技术类岗位。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港人若能选择北上发展，不仅相对更容易适应和融合，而且有更多工作机会。从民生角度来看，大湾区也有机会在住房、养老、休闲等方面为港人提供多一种选择。虽然目前看来，北上居住生活或旅游休闲并不是大部分港人的首选，但若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大湾区，与山长水远的异国他乡相比，显然毗邻香港且文化同源、民俗相近的内地发达城市更值得港人考虑。 

港府与本港各界精英要认识到，随着大湾区《纲要》的出炉，融合发展如箭在弦，香港不能再错失机遇了。两制差异不是拒绝融合的借口，香港还有很多独特优势，关键在于能否认识到，并且利用好。港府应带领港人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在一国两制的大原则下尽量把制度差异转化为竞争力，为香港在融合发展的大湾区时代创造主动和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