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有限角色无限潜力 治港者需讲好“三套论述”（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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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特殊授权

“不听不看”是否定思维的典型做法，也是很多港人自欺的惯常思维。黄裕舜打了一个通俗易懂而一针见血的比方来形容港陆关系：就像是告诉弥留之际的末期癌症病人“你将命不久矣”，病人非但不信，反指医生“黑心”。而当病情真的急速恶化，病人或其家人则会责骂是医生“一手造成”。“这有点像香港与内地，刚开始，香港觉得内地这么贫穷，没可能超越自己。但人家追上来了，你又骗自己‘看不见、看不见’。而当自己逐渐被取代、奄奄一息之时，便指摘中央‘都是你一手造成’。”

正如陆恭蕙所言，放下偏执是困难的。“1997年，当香港变回中国的一部份，这是坏事吗？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国家，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的。”陆恭蕙说。她并不认为香港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正在“缩小”，因香港仍有很多权力，这是北京、上海无法比拟的，“香港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这同时成立。总不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就觉得是国际的，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就觉得不够。”

张炳良亦提及香港的优势—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权力，如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基本法》第七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比如我做运房局长时，就需与外国谈航权—这是回归后中央政府及《基本法》授权香港的。”张炳良说，“随着中国愈来愈开放，与世界联系起来，香港本应发挥全球枢纽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也是一样。”

有限角色无限潜力

但他同时承认，中国的外交关系对香港有着直接的影响，如中美关系转差，一些国家要求停止与香港的一些合作协议，而按照“双边关系”的做法，中国也要宣布香港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无效。换言之，遇到一些冲突性情况，中央可代香港做决定，因香港的外事权是由中央授予。“据我观察，一些西方国家对香港的限制，包括停止双边协议等，基本上都是对方先终止，中方才回应。尽管如此，香港在当中也会非常被动。相反，如果两国关系良好，香港的空间就会大些，对外也可更活跃些。”张炳良分析。

“香港不能再幻想自己是超然于中西以外的角色，且这个角色在‘冷战’形势中将吃力不讨好。故这时，香港应担任对外‘连接口’的角色，而非‘中间人’。”黄裕舜指出，“自国家对外方针由韬光养晦转为更强硬的模式后，便不再需要中间人的角色，所以香港要找到新的位置。”

但近两年，在政治上，香港不但屡屡自毁前程，逐渐沦为中美“磨心”，经济亦不断下行，前景一片茫然。2000年，香港的GDP约占全国GDP的14%，但到2020年已跌至2.6%左右。黄裕舜表示：“在这个政治、经济现实下，香港对国家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作为国家的一份子，我觉得香港还可以做三件事去帮助国家、自身平稳地崛起。”

首先，香港可充当“协调者”的角色，有部份深谙国外文化民情的港人与海外国家有一定的联系，便可在香港与海外的对话中担当重要的参谋角色，组成香港的“软实力”部份。同时，黄裕舜认为，香港也需反思自己在文化教育范畴中的桥梁角色。“如在中美之间，随着世代更替或种族歧视，二者间的桥梁不断被割裂。香港完全可重塑这个角色，加强一些非政治敏感范围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把持住“老本”—金融。黄裕舜指出，香港应把握自身制度优势，担任跨区域的融资和法律裁判角色，同时帮中国化解一些区域性的、跨越东南亚甚至亚欧之间的资金融通问题。

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于2015年撰写《“一带一路”与香港国际融资中心的角色》一文，分析香港在当中的重要位置。文中指出，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香港作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不仅具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及人才培养体系，还是具相当规模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及内地企业重要的境外融资中心。所以，香港应借此机会强化自己的全球金融中地位，尤其是国际融资中心功能。同理，如此角色在现下的大湾区中也可有所发挥，彰显独特地位。

黄裕舜强调，对于政治现实，港人可以不喜欢，可以排斥，也可以装作看不见，但这是没有意义的。“香港目前有两个选项， 一是如上所述，在国家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特殊地位，二是继续与国家作对，最后自毁长城。”

从政者的“三套论述”

相对于黄裕舜提出的切实方向，陆恭蕙更在意港人的“底层逻辑”，而若要厘清这个根本逻辑，便需要香港从政者的能力与力量。“要注意的是，虽然香港的主权在北京，但香港政府的自由度其实很高。很可惜，1997年之后，港府始终未有清晰的策略，在香港、国家、世界的这三个维度作出清楚的定位及规划，所以，我们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陆恭蕙表示，香港需要对国家、对世界证明，自己仍是个有实力、有潜力的地方。而这需要本港从政者拥有三套论述：“一是用广东话与香港市民讲话；二是要用普通话跟内地同胞讲话；三是要用英文与国际对话。”

当中，“讲广东话”是指从政府到党派，应帮助港人认清政治现实，为香港作出切实的规划，找到适合香港未来发展的定位。而“讲普通话”，则需与内地进行交流，在“一国两制”下寻求两地的合作。而面向国际，则是对世界证明与表态，香港在国际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及价值。

“这要求我们的从政者不仅要讲得通这三套论述，还要讲得‘动听’。但自问，香港现在‘搞政治’的这些人，还没有这个能力。”陆恭蕙苦笑。

或许，正如陆恭蕙所言，港人总是惯于作出“绝对”的判断，将自己贴上“西方香港”的标签，同时拒绝“中国香港”的事实。当盲目的人愈来愈多，香港还能否有魄力抛开自欺的光环？作为国家特殊的一部份，香港能做的远不止大湾区的一个城市、中国的一个特区，而是亚太区乃至国际的重要枢纽。当中国已经开始“平视”世界时，香港有没有做好准备“正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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