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伟雄履新和“占中九子”宣判的治港隐喻（组图）

最近香港发生两件事，一件是4月初前香港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调任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另一件是“占中九子”被法院宣判全部罪成并判刑，看似无直接关联，实则传递出不容忽视的政治信号，构成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化的隐喻。 

港前高官任内地要职 反映陆港融合

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于4月1日与曾伟雄会面，指现时国际毒品形势严峻，对世界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国家禁毒委员会决定增补曾伟雄为副主任。原因是曾伟雄担任香港警务处处长期间，在打击犯罪及保护香港民众安全方面做出特殊贡献，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显示出魄力和担当，故中央希望曾伟雄利用职业所长，继续为中国禁毒事业做出贡献，为推进全球毒品共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抛开许多前官员乃至特首卸任后任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不谈，其实过去也有香港高官离任后被委任至国家不同行政机构工作。例如曾任高等法院暂委大法官的梁定邦，受时任国务院总理朱熔基邀请，担任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而现任香港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及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曾于2001年同样受到朱熔基邀请，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国务院赞扬梁定邦史美伦二人，为中国金融及证券市场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而本次履新的曾伟雄虽非首位香港高官离任后于中国中央政府行政机构担任要职，但在新的治港政策背景下有不同寓意。 

原因是，相比于梁定邦的顾问型角色，曾伟雄的禁毒委副主任明显更具有实务特点。对于曾同样负责实务工作的史美伦，曾伟雄的履新意味着港人赴国家行政机构任职，不再局限于金融或医药等专业层面，已经延展至极为关键的公安强力部门。另外，当初北京任用梁定邦、史美伦，主要是由于内地证券和金融业处在草创阶段，希望借监香港在证券和金融方面的先进经验，今天任用曾伟雄固然也是看重他丰富的专业经验，还多了一层促进陆港交流、融合发展的政治考量。 

过去，陆港两地的关系疏离，“井水不犯河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港人归属感不高。一直有港人以内地工作机会等都是以内地人优先甚至不考虑港人为例，指称香港人是中国的二等公民。还有些声音批评，以前在内地工作求学和生活，有诸多不便，明明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却无法与内地人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这些情况显然不利于拉近陆港的心理距离，无助于“一国两制”的良性运转。 

因此，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发生方向性转变，从消极走向积极，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区隔走向融合，提出并实施陆港两地融合发展。2018年国务院发布《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为香港居民在内地求学、工作和生活创造了便利。2019年2月国务院又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将香港纳入国家发展大局。《纲要》还鼓励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依法担任内地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并会研究推进他们可依法报考内地公务员工作。当时部分港人认为《纲要》只是“戏言”，港人实则难以到内地担任要职或从事公务员等。而曾伟雄任职一事可反映，港人担任内地行政工作非“痴人说梦话”。北京正在向港人释放“一视同仁”及信任港人的信号，在国家行政要职上，开始有意打破内地人和香港人的区隔，蕴含陆港交流、“融合”发展之深意。 

“占中九子”宣判 显示维护国家安全

4月9日，“占中九子”被法院宣判全部罪成。法官认为，“占中九子”的“占领运动既并非有限度，亦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三子若以为政府会一下子答应他们的普选方案，想法天真”，这场活动本质上是“公众妨扰”，令其他市民无法行使使用道路的权利。4月24日，法院正式对“占中九子”宣判，除了陈淑庄因需要手术而被押后判决之外，“占中三子”被判刑16个月，判决稍重，另5人分别被判社会服务令200小时至入狱8个月不等。此外，朱耀明、钟耀华及李永达3人，法院出于年老、社会贡献等考量，判决缓刑。至此，占中这场纷争暂时告一段落了。 

针对“占中九子”全部罪成，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回应称，占中“是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行动，法院的判决体现了法律的红线”，“要正视和解决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和风险点”。可见，尽管对“占中九子”的宣判乃香港法院自主裁决，依据法例亦来自当年港英殖民政府，但还是与近年来北京治港侧重维护国家安全、“一国”底线等诉求不谋而合。 

当然，考虑到占中“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的争议性，不同价值观的人给予的评判不同。不妨将视野放宽，看看近年来北京和港府的治港动作。众所周知，以2014年占中为节点，香港社会运动一度转向激进与活跃，本土激进组织风起云涌，甚至出现以港独为目标的政党。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多位带有港独倾向的本土激进候选人当选为议员，并闹出辱华和港独的宣誓风波。为了反制港独，北京启动香港回归以来的第五次人大释法。 

自那以后，牵涉立法会宣誓风波的六位当选议员陆续被褫夺资格。2017年8月15日，香港上诉庭裁定律政司此前就2014年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一案，对13名被告提出的刑期覆核申请得直，改判上述13人因非法集结罪分别获8个月至13个月监禁。2017年8月17日，上诉庭宣判“公民广场案”，再次裁定律政司加刑得直，分别判决“双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6个月至8个月监禁，再一次推翻原审裁判法院社会服务令至监禁缓刑的判决量刑。尽管后来终审法院推翻上诉庭判决，维持原判，但在判决书上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即“将来牵涉于有暴力成分的大规模非法集结的罪犯，会根据上诉庭正确指定的新指引被判刑”，警告意味再明显不过。2018年6月11日，旺角骚乱主角梁天琦的袭警罪与暴动罪成立，被判刑六年。2018年9月24日，港府取缔香港民族党并禁止运作。 

以此背景来审视香港法院对“占中九子”的宣判，以及曾在警务处处长任内处理占中致力维稳的曾伟雄履新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就不难看出北京治港的底线。当然，北京及港府不是禁止港人表达意见，而是要求港人采用合法途径表达，而非采取激进、暴力及违法的行为。 

结语

任何政策风向都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来呈现，北京治港的变化同样如此。曾伟雄履新和“占中九子”宣判，既明示了北京治港的底线意识，以及对“一国”、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秩序的诉求，又表达了希望打破陆港藩篱、促进两地融合发展的愿景。 

面对治港风向的变化，香港社会应该有所认知。普选、民主化，无疑都是港人要追求的目标，但应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以更和平理性的方式互相对话、求同存异，循序渐进推动。对于陆港融合发展的大势，港人不应再以地域边界区分你我，而是应将整个大湾区及中国视为一体，不但应积极融入这个大格局中，还应主动面对，让两地发展更为融洽。当然，在此过程中，作为掌握主导权的中国中央政府，也要多一些耐心、包容和智慧，有效回应港人的疑虑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