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有效市场与有为港府 加强对港宏观政策指导（图）

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依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而香港问题产生的根源则是过度自由市场和无为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外溢到香港，已经在西方经济体中验证的资本主义缺陷却在香港得到了进一步放大。尽管当前香港四大开发商的恒基兆业、新鸿基、新世界相继表态“捐地”，林郑也展开“社区对话”以期尽快缓和当前矛盾，但 “四大家族”对香港经济的捆绑，历届特首缺乏改革的决心，以及中央被早期“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治港理念束缚缺乏对港的政策指导，这些问题共同导致这次危机爆发，却仍需要更长的政治耐心与政治手腕去解决。

“四大主要行业”捆绑香港经济

虽然，数百万港人涌上街头呼喊的是“林郑下台”“撤回修例”“真普选”，但是北京应该看明白隐藏在“五大诉求”背后的诉求，是“我要房子”“我要高薪”“我要有向上流动的通道和机会”。以反修例运动中打出港英时期旗帜，喊出“光复香港”口号的激进人士为例，他们中固然有些“现代汉奸”，有些是被港独迷失了心智，但他们难道不知道港独根本就是镜花水月，难道都是在怀念英国殖民时期，想要回到那种即无民主又无自由的殖民地时代？显然不是，他们想要光复的是香港那个经济发展、自由开放、充满机遇的黄金时期。

今天港人的不满与愤怒也正是因为香港经济的增长没能带来民生的普遍改善。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统计，2008年香港四个主要行业以 8,887 亿港元的生产总值占据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56.7%，并以带动166.16万人的就业人口占据整体就业人数的 47.2%，当年六大优势产业以1,206亿的GDP占据7.5%的份额，拉动38.89万人就业，占据就业总数的11.0%。然而经过近10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四大主要行业仍占据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56.6%，对就业的贡献率微跌至46.9%，六大优势产业产值2,146亿元，占据总数的8.9%，带动就业人数48.09万人，占据12.7%。

可以看出，即使面对政府选定的六大产业，四大行业的优势地位依然稳固，而新兴产业在经过8年的发展后GDP占比仅增加1.4个点，这样的发展规模基本上可以宣告“经济结构转型”的阶段性失败。同时期中国内陆的互联网产业已经崛起且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迭代。香港无法摆脱四大传统产业对经济的束缚，但又无法依赖四大产业寻找新的增长动能。单一的产业格局正把香港扼杀在机遇门外。

过度自由缺乏公平年轻人上升渠道被堵塞

经济结构的单一格局也是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根源。今天有人称，香港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巅峰。这种表现在于香港大部分的资源被少数人掌握，且回流到地产、贸易的商业生态圈层。这造就了香港高企的房价与狭窄的就业渠道，使得少数人站在物质生活的顶端，而大部分人仍在底层挣扎。

据香港特区政府 2018 年 11 月发布的数据，香港 720 万人口中，大约有 101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意味着如果是1人之家，他的月收入低于 4,000 元港币，2 人家庭低于 9,800 元，3 人家庭则低于 15,000 元。其中有10% 家庭月收入为 2,560 港币，家庭住户月收入在 15,000 港币以下的占全港人数的 36.4%。而2016年香港最富有的 10 个人的资产占当地 GDP 总额的 35%的消息已经流传于网络。

《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年中，香港家庭住户人均居所楼面面积15平方米，如果是四人家庭则平均只有11.0平米，82.2%的家庭住户面积在20平米至70平米之间。这样的占比是内地的四分之一，是新加坡的一半。

香港不是没有经历过低收入阶段，但是至少在30、40年前，香港的年轻人还是可以通过“白手起家”成为“李嘉诚”，可是如今不同了，香港如今最热门的职业是“律师”“牙医”“会计”，四大支柱行业的垄断没有创业的环境与氛围，也没有给年轻人职业选择，大部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多选择从事低知识型的服务行业。

贫富的悬殊，其实香港年轻世代不需与过去的香港对比，只是与如今的内陆对比，虽然今天香港的平均月薪仍然是北京普通就业阶层需要仰望的，但对比大陆，香港年轻人缺乏上升通道。资源的垄断与阶层的固化，使得香港“狮子山精神”已经成为过去。这种年轻世代不满情绪的挤压，也成为这一次香港街头运动中18至35岁年轻人成为主力的原因。

港府：打破“击鼓传花”心态 改造出一个有为政府

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固然有其自身地狭人多，资源不足等原因，但最为可惜的是港府认识到香港需要转型却将问题一拖再拖，致使香港屡屡错过转型时机。

香港回归初期，正是信息科技产业革命火爆全球之际。香港也推出了发展信息科技的产业规划，如占地24公顷投资158亿的数码港计划，代表人物李泽楷1999年投资220万美元占腾讯20%的股份，后来众所周知李泽楷将手中腾讯的股权以 1,260 万美元转让给了南非MIH 公司，这种投资眼光的事不宜苛责，但却反映了香港内部“做熟不做生”，仍旧被传统行业绑架的经济思维。而董建华推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也无疾而终。梁振英上台虽然一度展现解决住房问题的决心，最终也因施政手法引起香港社会撕裂，致使房价再飙升。

图为2019年7月1日，香港回归22周年祝酒会上，香港3任特首同台。（HK01）

如果要对香港今天的问题进行问责，首要追责的当然是港府，是历任特首。从第一任特首开始香港到现任，香港问题仍是“击鼓传花”。几任特首要么是陷入政治的撕扯当中，要么是深受“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思维束缚，误以为经济乱象、产业垄断是自由经济的“必然之恶”不加引导。又往往把商界的利益置于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上，不敢对既有的利益格局动刀子，任由商业伸手政治，长期以来，漠视了太多基层民生议题。例如在住房问题上，新加坡也曾是人均住房面积不足6平米的困境，但到2015年，已经将这一数据提高到27.6平米。这一问题的解决得益于新加坡政府对国有土地的规划及出让管理上拥有绝对话语权。

虽然，当前香港地产家族也在积极的“捐资捐地”，但相比“危机”之后的“亡羊补牢”所展现出的被动远不如未未雨绸缪给香港带来的问题解决方式。因此，香港特首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去重新学习大陆崛起的经验，与中国经济经验理论化的经济学家进行广泛沟通，用内地的经验“反哺”香港。

中央：“走进”香港太晚 引导产业转型与民生改善

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资本家对香港经济的捆绑，以及以历届特首为代表的香港政客的改革畏难情绪是今天香港局势“骑虎难下”的内因；回归后中央政府和港澳系统对香港局势的判断后知后觉，在经济层面过于拘泥于“两制”，没有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对香港经济发展进行有效指导，使得香港陷入“过度自由，缺乏公平；畸形发展，缺乏前瞻”的陷阱。

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初，强调“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在当时有其时代性和局限性。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内陆来说，香港是经济发展的借鉴对象，自己本身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一个经济成绩远远好过自己的“榜样”来说，内陆基本上是没有涉入香港自身发展的规划的。这也就让中央政府忽略了香港内部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与外向性。

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依靠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而香港的衰落则过度自由的市场和无为的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外溢到香港，已经在西方经济体中验证的资本主义缺陷在香港却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

中国内地是中国香港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18年出口额为3143.3亿美元，占中国香港出口总额的55.2%；2018年，中国内地同样也是中国香港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其进口额占中国香港进口总额的43.7%，而其他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额占比均在10%以下。香港与内地市场有很大的依赖度。也即是说，中国的市场变化与香港的经济息息相关，更明确的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然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冲击，但是在过去一些年中，在上海、广州、深圳等诸多城市崛起的过程中，中央缺乏对香港产业环境变化的对策与指导。

今天中国网络上不乏香港与深圳“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对比的文章，深圳的崛起固然可喜，但香港的“暗淡”或者说是落伍是不是更要去反思，甚至承认过去一些年，中央政府真的忽视了香港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香港本身的优势与劣势都极其明显，今天很难说让香港“再工业化”，但是香港的人才优势、自由港的优势放在中国整个经济版图中仍是突出的。这次危机的爆发中央应该化危为机、顺水推舟，不仅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对香港进行改革，也在经济层面加强对香港的产业政策、民生政策进行指导。

改革过程中一定会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也会有香港市民拘泥于传统认知的不理解，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香港、尤其是产业政策和政府定位的“改造”已经到了不得不做的阶段，继续“温水煮青蛙”、“不揭盖子”只会让东方明珠黯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