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掉特朗普的Twitter有用吗 社交平台的互联网编辑角色

今天由技术驱动的传播平台与昔日的媒体完全不同。然而，我们仍期望它们能发挥类似的作用，支持公共讨论，限制虚假信息，鼓励社会凝聚力。

尽管社交媒体公司承诺这次选举将会做得比2016年更好，如果它们还是无法避免错误信息和两极化在其平台上风行，我们该怎么办？

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大型科技公司表示，自2016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努力改善选举安全，并宣布一系列新措施，以标记、阻止或减缓选举错误信息或任何煽动选举后暴力的信息在其平台上的传播。然而，专家们怀疑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起到作用。

纽约大学的研究员埃德森（Laura Edelson）一直研究选举周期内社交网络上的政治广告，她表示，自2016年以来，错误信息没有显明地下降。关于2020年的选举，她觉得“不乐观”。

特朗普与拜登在Facebook的政治广告支出，据纽约大学广告观察站（AdObservatory）研究项目的数据。（https://adobservatory.org/）

媒体编辑之死

这个问题部分来自于社交媒体公司不愿意扮演“编辑”的角色。尽管Facebook的行政总裁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承诺在2020年大选后将尽力打击错误信息，以避免引起政治动荡，但他在最近的一次全公司电话会议上解释说，限制选举错误信息的措施“并不反映我们大力支持言论自由的基本理念有所”。他明确表示，这些措施是临时性的，未来不会进一步推行。

然而，朱克伯格对言论自由的呼吁掩盖社交媒体公司编辑角色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的存在，选民们会否如此互相不相信，政治暴力会否随时可能爆发？Facebook为美国人提供线上“回音室”，使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面对选举期间的不安全，这难道不是在试图扑灭自己引发的火灾吗？

问题不在于社交媒体公司能影响我们获得什么信息——它们已经这样做：推荐算法会根据用户在平台上的活动一直限制和组织用户获取的信息。传统媒体也曾以这种方式行事，即作为公共辩论的守门人。问题：社交媒体公司应该用什么标准来策划信息，因为它们已经取代了传统媒体机构，成为我们公共辩论的主要场域。

美国大选2020：图为Facebook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朱克伯格10月28日以视像形式出席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AP）

其实，算法管理下的“言论自由”已经是一个编辑性的决定，会带来现实生活中的后果，包括选民接收到错误的信息或愤怒的市民加入民兵组织。

问题是，运营社交媒体的公司并没有首先考虑到公众的利益。Facebook对言论自由的高尚辩护与其底线一致：增加利润。Facebook靠广告赚钱，其平台的参与度越高，获得的钱就越多。屏蔽内容不符合这种商业模式。

为了引起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并让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平台上，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分享有争议和分歧的内容。无论人们同意还是不同意，只要他们同意或不同意得够“强烈”，他们都会更倾向于评论、喜欢或分享。

这种传播有争议内容的倾向是社交媒体工程师所熟知的，他们已经把算法以促进那些获得最多参与度的内容而建设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YouTube的算法，著名的是推广被赞成的视频和被讨厌的视频一样多。

由“停止以仇恨谋取利益”（Stop Hate for Profit）的运动制作的社交媒体图文，指责Facebook破坏民主。（stophateforprofit.org）

这种基本心理学原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后果。《纽约时报》曾展示YouTube算法是如何提供一条清晰的激进化路径：每当用户点击一个关于某个话题的视频，算法就会逐步推荐更多、更极端的相关内容，以引起越来越强烈的反应。YouTube后来改变了算法，但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

事实上，Facebook曾要求自己的员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当结果警告说，Facebook的平台将分裂用户，滋生两极分化，经理们就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

今年7月，一个称为“停止以仇恨谋取利益”（Stop Hate for Profit）的运动有了一个想法：如果Facebook和其他公司如此冷酷地鼓励社会分裂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商业考虑，那么阻止它们的最好方法就是攻击他们的营收渠道。该活动向广告商展示他们的广告与虚假、种族主义或其他分裂内容一起出现，并说服他们暂停与Facebook的广告合同一个月。这促使朱克伯格与该运动的领导人会面，甚至对Facebook控制内容的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改。然而杯葛活动最终还是结束了，参与者表示，Facebook的改变还不够。

新媒体技术有新责任？

在编辑其平台上的内容时，社交媒体公司更愿意局限于禁止最极端的内容或偶尔调整算法的结果，而不是接受更大的社会角色。然而，这种方法真能奏效吗？2020年的选举可能是社交媒体公司证明这一点的最后机会。

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签署一项旨在限制对社交媒体巨头保护的行政命令之前，举起了一份《纽约邮报》。(美联社照片/ Evan Vucci)

目前，已经有左派和右派政客对社交媒体公司如何处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Joe Biden）之子亨特（Hunter Biden）丑闻等手法表示不满。如果该公司不能应对选举日当天和之后可能在其平台上传播的更严重错误信息和愤怒浪潮，那么即使是这些科技公司的最大支持者也可能会清楚认识到，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如何监管社交媒体。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近科技杂志《WIRED》的一篇评论文章提出，要想完全应对社交媒体带来的选举风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大选前几天实行社交媒体“停电”（black out）：平台要完全关闭，任何人都不能在这段时间发帖或分享。文章作者认为，如果能够保证没有人能够劫持选举，此举将是利大于弊。

但如果对付社交媒体的最好办法是关闭一切，那么这是否暗示社交媒体的存在本身就有问题？无论如何，这种逻辑表面上的合理性应该让我们更加怀疑公司有能力自我监管的说法。

社交媒体公司不仅仅是在为个人提供服务，还在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当服务失败或出现问题时，全民都会受到影响。

过去这些机构曾保证公众话语权的某种统一性，但今天的媒体格局不再由像《卫报》或《纽约时报》这样的把关机构主导。取而代之的是，媒体格局已被算法所控制，而且这些算法只为了让我们多上几分钟网，却大大加剧了社会分歧。

我们是否可以想像作为公益事业的科技平台，由监管好的公司或独立民间组织运营的平台，负责为社会提供一项基本服务的平台，维护公共话语权的统一？

怎样才能构成更好的社交媒体监管？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越来越明显的是，仅仅屏蔽或标记特定内容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应该提出新的问题：算法如何影响社会？社交媒体公司更多的是在保护选举还是在破坏选举？如果社交媒体不与商业利益挂钩，社交媒体会是怎么样的？如果公民不忙于消费越来越多的分裂性帖子，民主政治与今天的景况又将如何不一样？

更进一步，我们是否可以想像中立的科技平台，作为公益事业的平台，由监管好的公司或独立民间组织运营的平台，负责为社会提供一项基本服务的平台，维护公共话语权的统一。如果暴力或性内容的社会影响足够成为严厉监管的理由，那么政治上有分歧的内容也应该受到严厉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