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为何发展难？梳理了南北方发展史，我发现了东北和深圳的差别（组图）

前两天，和几个黑龙江的朋友吃饭，他们说：“深圳有这么多好政策，当然会发达，我们黑龙江吃亏了。”类似的说法，我在河南也听到过，河南的朋友也说”国家让我们承担粮仓的责任，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

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给不给某地好政策，以及是否让某地做粮仓，其实是个综合考量的结果，没那么简单。

所以，黑龙江（或者说东北）、河南的今天其实真的是一个历史、经济、社会、政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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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烤肠价格高不涉及犯罪

说一条最近比较火的新闻：网曝雪乡食品价格过高，烤肠15元一根引游客吐槽。对此，黑龙江日报发文为雪乡鸣不平。

黑龙江日报的评论员回怼网友说：“你可以参考一下泰山山顶的矿泉水贵不贵？市场规律在那里摆着，况且商家还明码标价了，给了游人更多选择的自主性。烤肠又不是刚需，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不是刚需”以及“明码标价”的观点我是认同的，但问题在于这一句——“除了喊冤，必要时，还得让喷子切身体会一下什么叫‘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评论员赤裸裸在报纸、网络上公开威胁游客，我认为不妥。

而且，山东商报的记者同志们很不厚道啊，他们爬到泰山山顶一看，矿泉水5元一瓶，并且是人力挑上山的。记者还录了视频放到网上，这属于啪啪打对方的脸——你怼网友，不要扯我山东。

话说回来，游客吐槽“烤肠15元一根”并没有犯罪，甚至也很难说有多大恶意，就是吐槽而已，这样的吐槽在网络上是最普通的。评论员估计一时激动，就把“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说法也带出来了。

东北人这些年面对网络评论有情绪，我很理解。毕竟东北这些年发展速度一般，动不动就负增长，而且人口流失比较严重，比如三亚都成了黑龙江省三亚市，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

尤其是涉及雪乡这个屡屡上热搜的地方，曾经有负面，如今有改善，疫情过去，正好要大干快上，希望能够尽量挽回一些损失，偏偏有人居然“胆敢”公开吐槽……所以，评论员逮到一个机会想反击一下也很正常，就是有点过头。

黑龙江的这位评论员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不少东北人的心态：一点就着，一说就爆。那么，东北或者说北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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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也有过高光时刻

历史上多次战乱导致大批中原人进入江浙，进入福建，这个就不说了，说稍微近一点的明清历史。

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崛起其实有太平军进攻上海，外国人保护租界的因素。撇开政治不谈，只谈经济和技术，后来的上海确实是中国的一个开放门户，这个门户屹立于远东，客观上为江浙输入了现代文明和技术的因子。

而包邮区本来就是才子汇聚的区域，历史上的状元、榜眼数量之多甩其他区域十条街还不止。

江浙沪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给政策所以崛起”的路径，在历史上，江浙本来就是文化高地和经济高地，杭州在宋朝就特别发达，当时是标准的一线城市。苏州的园林艺术在中国长期遥遥领先，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支撑。

这个阶段的北方，除了天津和北京等少数城市，其余城市的经济很难称得上特别发达。北京领先是因为它是首都，天津一度领先是因为它曾经是实施各种新政的“特区”。

比如，中国的第一支警察队伍成立于天津，李鸿章、袁世凯都曾任直隶总督，并且在天津办公。袁世凯后来的“小站练兵”客观上训练了一批军事人才，而且天津也一度是各种新思想的交汇之地。

在漫长的历史中，东北的重要城市在一些特殊阶段比较风光。比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重工业比较强大。1949年之后，苏联援建的150个项目中，有56个项目落户东北，国家对东北的实际投资额占全国实际投资额的44.3%。

1960年，东北的GDP占全国的比例高达五分之一，这也是东北的高光时刻。不过，从1960年到1980年东北三省占全国GDP比重逐年下降，东北地区开始走向衰落。大庆、哈尔滨、沈阳、大连都曾进入过GDP前十，但那都是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往事。

实话实说，东北一些重要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更多地带有计划经济的味道，如果没有计划经济，东北其实也没有这一段的辉煌。

但是，计划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时的GDP的增长，当计划经济退潮之后，留下的还有一系列思想观念以及行政体系上的“后遗症”：等、靠、要，缺乏冲劲和拼劲，行政效能低下，缺乏创业精神……

彼时蜜糖，此时砒霜。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江南、华南城市经济体量的大幅度上升，东北城市的排名持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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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崛起是局势变化产物

华南的核心城市很长一段时间是广州，现在是“双核心”——广州、深圳，深圳之南还有一个香港。现在在大湾区，它们被称为极点城市。

华南的崛起同样是世界局势大变化的产物，并非某个方面的“偏心”或者刻意为之。当欧洲诸国从海上过来，要求开放更多城市进行贸易的时候，就意味着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彼时的东北以及附近区域的人们主要还在以农耕或者涉猎为生，有第三产业，但是规模与华南不能比。

在历史上，广州有过三次“一口通商”，广州在“一口通商”的年代曾被称为“天子南库”，由此可见当时之繁盛。十三行“四大家族”之一的潘家还曾经当过“世界首富”。

商贸给华南地区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滋养了诸多名人甚至伟人。所以，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冯如、梁启超、詹天佑……

思想文化的进击与经济繁荣同步，这是华南区域在清末以降的客观现实。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看到了广州建市的现代化进程，看到了商业文明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力量。

1979年之后的珠三角能够迅速走出经济困境，除了政策激励，还与其地理优势有莫大的关系，将物资、产品用船运往欧美日是最经济的手段，商贸基因被激活，海外关系被激活，这都是顺其自然的事儿。

相比之下，东北并没有这些优势。所以说，某些时刻的历史选择实在是各种优势汇聚于华南，时势使然，这一时势背后其实是千百年趋势积累的结果。

饶是如此，其实在1984年的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中，还是给了北方城市不少席位：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均在列。但是时至今日，相比南方同级别城市的发展，它们还需要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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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差距来自于思想观念

深圳的出现是南北差距拉大的重要力量。当袁庚拿到蛇口那片山地开始创建工业区的时候，其实蛇口啥都没有，连一个体面的厕所和商店都没有，但他还是不断沟通，包括和香港、北京沟通，从北京拿政策，从香港引资源，他还要求《蛇口消息报》要敢于批评自己。

1988年1月13日，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里举行的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引起了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这场座谈会后来被媒体称之为“蛇口风波”。

《人民日报》曾披露袁庚对事件的评论：“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这段话点亮了全国许多人的心，有些人就是因为这句话而毅然奔赴蛇口。

现在拿前述黑龙江日报的评论文章和袁庚的话语作对比，我们会发现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是来自于个人，而是来自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和观念。前者是发生在2020年，后者是发生于1988年。

时光过去了20多年，本应有巨大的进步，但我们发现差距似乎越拉越大。

袁庚是“鼓励你批评我”，评论员是直呼吐槽者为“喷子”，这才是本质的问题，也是令人扼腕的地方。这真的只是一种个人表达，而不是一种群体意识？

其实深圳这个城市一直是顶着批评埋头改进的：2002年，天津市GDP总量为12893.88亿元，深圳为12950.06亿元，当时媒体一片惊呼，一篇“唱衰”深圳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曾引起关注，随之而来的不是官方的猛烈回击，而是时任市长与作者的对坐交流，一时传为佳话……

深圳的成功确实有政策之利，有香港之利，但同时我也认为有如下原因：袁庚开风气之先勇于接受批评，梦想成功的人云集于此，不怕失败，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交流比较自由，形成了人才投奔的“马太效应”。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东北人当然在努力进步，他们希望给黑土地增光添彩，但是时代变了，东北人不但要在行动执行上坚决果断，也要在思想观念上快速迭代，这是一个艰难的前进方向。

回望历史，正视当下，一个区域或者省份的进步与跨越的确受历史的积累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影响极大，不过，如果在过程中有主观努力，而且能够真正解放思想，创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打造垂直优势，相关区域或者省份还是有机会在大潮中逐浪而起，找到自己的独特定位。

最后说一声：东北，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