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一周年：后疫情时代，复苏、转变和余悸（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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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新冠病毒摧残的城市，然而长达数月的严格封锁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当地居民期待着继续前进，他们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警告，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于这座中国中部城市的许多人来说，这句话代表着一种诱惑：放弃不好的回忆，享受复苏。而对于那些在阴影中悲痛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那些无谓丧生的逝者未经公开点算，就面临被匆忙忘记的风险。

一年前武汉封城向世界发出了病毒危险的预警。现在，它预示了后疫情时代，在这个世界里，不戴口罩的面孔、欢乐的聚会和日常通勤的放松心情掩盖了情感上的余悸。

在武汉，居民们品味着一年前曾被禁止的普通乐趣，比如在历史悠久的江汉购物街漫步。在封锁期间一直被关闭的地铁上，通勤者们争抢座位。河边餐馆、卡拉OK厅和音乐俱乐部充斥着嘈杂的谈话和歌声，这在去年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仍处于疫情之中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武汉已经从冬眠中走出来，重新开放了城市中炫目的时装秀、餐馆、音乐俱乐部和卡拉OK厅。

在长江岸边的岩石和水泥块之间，“青山游泳协会”又回来了。会员大多是身材干瘦的退休人士，几乎每天都要在浑浊的江水里游泳——著名的毛泽东畅游长江就发生在这里。

封城期间，他们的活动停止了，只有少数最狂热的会偶尔溜出来。“每个人都长胖了，我胖了十多斤，在家呆了几个月，”退休的公交车司机宋大同说。他游完泳，穿上深蓝色的大衣，和其他老人开起了玩笑。

这个非正式俱乐部的300名成员都没有被感染。“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很）健康的原因，”宋大同说。

有几个男人喜欢在下午裸泳，另外十几个女人为了避开他们在早上游泳。即使天气寒冷的时候，作为城市主干道的长江沿岸也吸引着游泳者、萨克斯演奏者和恋爱中的情侣。

“武汉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宋大同坚定地说。“我们得不了这个病。”

在繁荣的常态之下，一些悲伤的家庭还在努力驱除往事的阴影——在政府心满意足地迎接未来的时刻里，那些无处安放的记忆和愤怒。有人固守对失去亲人的纪念。也有人避免触景生情，试图忘记。

朱涛是一名44岁的金工，住在武汉一个遭受严重疫情的社区，他仍然为82岁的舅妈死于新冠病毒而愤怒。他认为自己的一个表姐也死于这种疾病，尽管她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是肺部细菌感染。

“就说身边的武汉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明显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他们的状态是，伤疤还没好，他们就忘了痛。”

他请了一年假，担心病毒会卷土重来。“尽量在家里不出门。”

在意大利贝加莫、纽约、新德里、里约热内卢和其他遭受疫情重创的地方，随着最终恢复的到来，武汉的经历将会引起共鸣——大流行的集体伤疤超越国界，在富国和穷国都有受害者。这些地方都有许多家庭被困在悲痛和愤怒中，因为他们认为亲人的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些地方都有餐馆和商店挣扎生存，成百上千万人艰难求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新增了许多墓地。

武汉匆匆走向未来，除了墓地，这里几乎没有其他空间来纪念死者。

中国共产党在遏制感染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让武汉恢复了生机，比任何外国政府都要快。但是，中国在控制对灾难的记忆、抹去令人不安的事实，以及在官方叙述中忽略关键问题方面也非常强大。

一些家庭对政府庆祝胜利的做法并不感到欣慰。尽管遭到拘禁、监视和定期警告，一些人仍一直在抵制政府掩盖其最初失败的努力。大多数人已经退回到个人的悲痛之中，而这种悲痛在危机一周年到来之前变得愈发尖锐——武汉于去年1月23日封城。

“你会意识到，还是受到很大创伤的，”24岁的维兰达·陈(Veranda Chen)说，他的母亲在武汉死于病毒。他说，她的去世令他和父亲关系紧张，今年春节也不会有大家庭团聚。“我家里少了一个人，”他说。

今年夏天，维兰达·陈去武汉协和医院做了一次体检，他担心胸部持续的刺痛可能是癌症。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武汉的封锁经常被描述为一场噩梦，在发烧的恍惚之间度过。

一开始，震惊和恐惧弥漫了整个城市——几周以来，官员们原本一直向市民保证，病毒不太可能传播。人们蜂拥到超市囤积食物，或冲到医院检查咳嗽或发烧的情况。

“整个马路没有人也没有车，只有救护车，救护车不敢鸣笛，只闪灯，怕大家听到声音害怕，”66岁的退休钢铁工人马克勤说。

为了治疗迅速增加的病例，医院在几天之内建起，全国动员缓解了设备和医务人员的严重短缺。武汉变成了充满路障和检查点的蜂巢，黄色的塑料屏障和金属覆盖物包围着社区。

通过反复试错，武汉依靠自上而下的专制手段，创造了一个阻止病毒传播的方案。

4月，当封城解除76天后，该市透露，官方录得感染病例50333人，死亡人数为3869人，研究表明，该病毒的感染者其实还有更多。当时，居民们对官员们表示愤怒，指责官员让病毒失控。长江沿岸的涂鸦宣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即使是在武汉，人们也很容易忘记那个时刻，封锁整个城市似乎是对1100万人的一场独特的严厉实验。去年，来自那座城市成了一种耻辱；现在则成了一种骄傲。

中国政府向武汉和全国人民施压，要求他们奔向未来，并且淡化（就算不是忘记）去年的死亡和苦难。这个城市与世隔绝的几个月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残酷的例外，而最近美国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有时已接近中国官方统计的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为武汉的回归增强了信心。

在探戈舞蹈课和平价酒吧里，社交活动已经取代了社交距离，这种转变在整个城市随处可见。

在去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政府把该市的展览中心改造成巨大的临时医院，收治从家中被拉出来的疑似病毒携带者，以便打破感染链条。其中一个中心目前正在举办一个关于武汉危机的展览。

展览上悬挂着红色横幅，展现了一段光彩夺目、时有粉饰的历史。核心英雄——也是所有官方说法中的核心英雄——是习近平。根据展览的讲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指挥了一场全国性动员，迅速地消灭了传染病。

展览颂扬了军队的作用，还有一座立体模型展示了全国各地来到武汉救援的医疗队。在武汉为抗击疫情而牺牲的医生和“烈士”们被挂在一面白墙上纪念，而数千名去世的平民却没有自己的白墙。

在官方展览和媒体上，武汉被誉为“英雄之城”，是共产党的胜利。

在中国各地，人们很少提及死亡人数。

武汉还没有公布去年第一季度的火葬数据，这比正常情况下的数据发布时间晚了好几个月。作家和独立记者如果对官方关于武汉危机的光辉报道提出哪怕很轻微的质疑，也会遭到中国媒体的诋毁，遭到拘留甚至监禁。

武汉退休教授艾晓明和很多当地居民一样，在网上写了关于这次封城的日记。“都是随着时间被遗忘。你看不到，听不到，也不报道。”

现在，武汉的许多人都接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版本，表示他们的“英雄之城”展开了一场令人自豪的战斗，抗击一种令更富裕的国家都饱受折磨的病毒。在目睹了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灾难之后，一些居民以更为宽容的眼光看待武汉早期的失败。

“这也不是说大话，”55岁的黄青（音）说，她和丈夫坐在东湖公园的长椅上，分享一小瓶白葡萄酒。去年冬天，在禁止外出之前，居民们聚集在公园里聊起他们的忧虑。现在，老年夫妇和带着小孩的父母在垂柳之间散步、晒太阳。

“武汉疫情处置做的不错，确实不错，”她说。“充分体现了中国政策的优越性。”

在整个武汉，人们重新学会了在人群中享受快乐，在当初，呼吸这个行为都让人感到危险，一年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

在专营武汉名菜“一棠龙虾”的餐厅，除了大门风口边的一张桌子外，已经座无虚席。婚恋市场又恢复了生机。在一场相亲会上，焦虑的父母们为他们的未婚的成年子女交换潜在的配偶信息。在武汉的欢乐谷主题公园，人们挤进过山车和云霄飞车。

武汉部分地区经济焕发出新活力，即使是冬天的严寒也无法阻挡。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疫情中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曾经在欧洲或泰国度假和购物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现在前往家乡附近度假，许多奢侈品牌都有不错的表现。在贩卖高档产品的武汉广场，迪奥(Dior)、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和卡地亚(Cartier)的店面挤满了购物者。

甚至在中国的危机结束之前，领导人就开始推动地方官员启动经济生活。基建项目已经恢复，该市的消费电子产品工厂也在受病毒影响严重的国家找到了现成的买家。

“武汉恢复的差不多了，来玩的人蛮多的，”在东湖公园附近一家自行车租赁服务公司工作的40岁员工马腾云说。

这座城市的复兴掩盖了暗流涌动的、关于经济和病毒的焦虑。

像地震的幸存者一样，武汉的一些人担心危机可能会再次发生。

在过去的一年中，许多人上街时继续戴着口罩。在中国其他地区最近几周出现几次小规模暴发之前，戴口罩没有那么普遍。

“当我接外卖时，我戴一个双层口罩，”现年68岁的退休数学教师张永芳（音）说。他深深记得一个退休的同事发着高烧去世。

张永芳等了七个月才出门——远比官方封锁时间要久——而她现在准备冬天不出门。她说：“我担心疫情可能会再次暴发。”

随着中国其他地区面临感染暴发，武汉最近加强了警惕。越来越多的标识敦促居民注意症状，避免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期间旅行，并尽量不要分享食物。

街道检测、量体温和封闭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商场和酒店使用红外线监视器，购物者和客人的光谱影像显示出一块块温度斑点。检查站的警觉程度时而不同，随时准备对访客进行登记并扫描体温以检测是否有高烧。

他并不迫切需要疫苗。“这个环境蛮安全的，”他说。“我打不打无所谓。要我打我就打。”

在富裕地区以外的地区，复苏是不平衡的，这暴露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街道检测、量体温和封闭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

曾被感染的人说，邻居和亲戚仍然对他们心怀顾忌，好像他们仍然有传染性——即使医学方面已经给出了与此相反的说法。

“直到现在，我父母都痊愈了，（仍然）怕周围的人嫌弃他们，”来自武汉的女性赵婷说。她六十多岁的父母在夜里蹑手蹑脚下楼丢垃圾，以回避邻居。

在此次疫情中，一线医务人员备受赞誉。

她说：“（如果他们）碰到以前的邻居熟人，跟人聊天，也简单地打个招呼，很识趣地就走了。”

杨敏的女儿因感染这种病毒去世，继续生活对她来说几乎不可想象。有时回想起去年的事情让她感到难以忍受。在她的小房子里，她把女儿的小提琴放在柜子的最上面，因为将小提琴封存起来实在太痛苦。

“我是放在那边但也不敢看，”杨敏说。“完全现在孩子那一块，我马上要转注意力，要不然我受不了。”

去年1月，她24岁的女儿田雨曦在武汉一家医院接受乳腺癌治疗时感染了病毒。为了照顾女儿，杨女士想尽办法进了一家传染病医院。田雨曦被转移到离母亲不远的重症监护，不久后去世，母亲也感染了病毒。

尽管一线医务人员备受赞誉，但那些悲痛的家庭希望政府对早期的掉以轻心承担责任。

现年50岁的杨敏孤独地坚持着为女儿的死讨回公道。她知道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徒劳的，该党担心公开过去的错误会影响其形象和权威。

当杨敏试图拿着女儿的照片坐在武汉市党委办公室外面时，警卫将她带到一个房间后送她回家。当她试图返回时，她说，她家街道两旁全是警察。

“我觉得目前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不能放弃啊，”她说。

对于其他人，悲伤中混杂着日常的生计压力。

徐敏的姐姐受不了将父亲的遗照挂起来。她父亲于去年2月初去世，距离他在一家不堪重负的医院的走廊上得到一个床位仅有四天。她姐姐感染了病毒但康复了，想起父亲的死以及她在方舱医院发着烧度过的孤独时光仍然让她心烦意乱。

“不能提到那段往事，”她说。“我爸爸照片（都）收起来了。”

但是，支撑大家庭的需要使得徐敏没有时间停留在悲伤中。现在，她和丈夫必须帮助她的公婆、母亲、姐姐和外甥女。

在2月的农历新年假期开始时，她的家人计划以当地习俗来悼念父亲，其中包括上香和守夜。她希望姐姐能加入。

“（我已经）开始给她做工作了，”徐敏说。“（这是）去世的人的第一个新年。”

在城市西南部的万达广场，服装店女售货员谢天天（音）在安静、灯光明亮的过道里等待着潜在的顾客。谢天天说，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店里的销售额下降了至少30%，她回忆起一位为买新衣服而苦恼的老顾客。

“一套衣服要看好几次，”谢天天说。“（但）最后还是不买——她说，‘哎呀，没钱买啊！’”

在武汉老旧的后街上，一些商店和摊位已经关闭。出售水果和新鲜肉类的户外市场生意寥寥。然而，随着拆迁队铲平民权街道破败的低层建筑，该市已恢复了疯狂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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