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扎出几十亿针孔，展现女性乳房、卵子，又美又疯狂（组图）

11年来，艺术家付小桐持续用绣花针在宣纸上做扎孔的实验，从针孔山水到女性身体、乳房、卵细胞……

目前她已在宣纸上扎下几十亿个孔，最大的单幅，大概扎了800多万孔。

付小桐出生在70年代的山西农村，成长、结婚、生子，她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生存在这个社会，一路积累了巨大的压抑，直到一次实验，在宣纸上扎了一个孔，孔洞中透出的光，让她得以呼吸。

“我潜在地把针当成了一种武器，在体验一种刺痛感，一种内心的释放。”

“孔洞”在她看来，也隐喻女性子宫、生命的来源。

之后，她又把孔洞从宣纸延伸到雕塑作品，在女性身体的胸口、腹部“挖”洞，“有时真的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掏空。”

3月中旬，一条来到付小桐位于北京顺义区的工作室，和她聊了聊“宣纸与针”的艺术实践。

自述 付小桐

撰文 陈沁 责编 陈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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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付小桐之前，从没有人这样用过“绣花针”，也没人想到描绘中国画与书法的宣纸，竟能以针孔塑形。

可以说，她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语言。

上、下、左、右、垂直五种针法，一针一针在加厚的宣纸上扎出孔洞，获取一束束微小的光，再以光塑形：山脉、浪涛，女性的乳房、身体部位，动物的卵细胞、植物纤维……上亿次修行般的动作的重复，换来一幅幅纯粹、瑰丽的景象。

她也在技术上不断革新。比如女性乳房的造型，需要表达一种立体感，她就改变针法，环绕着一个中心点来扎，一直扎到它的边缘，就能将宣纸撑起来，最高能形成8厘米的鼓包。

2019年，她的宣纸作品获得杰出亚洲女性艺术家奖，还被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等艺术机构永久收藏。展览经历更是丰富，将中国独特的宣纸艺术，送往世界各地，包括法国、美国和德国等地。

春日的北京，我们在五环外的小区里穿行了一会儿，从小院后庭进入付小桐的工作室。一爿方方正正的阳光房，摆满她的雕塑，阳光在金属丝上折射出耀目的光泽。

进到室内，满墙的宣纸作品，终于见识到她“劳动密集型”的创作现场。

“把针当做一种武器”的付小桐，本人温声细语，神情沉静。“在北京十几年搬了十几次家，太挣扎。”搬到搬不动的时候，她买下了这栋loft的工作室，觉得心终于踏实下来了。

交谈间隙，偶尔听见二楼书房传来的嬉戏声，她的儿子14岁，正在念初中。

她现在有三个身份，艺术家、大学教师与母亲。

“通过孔洞透进来的光是一种呼吸，释放了我当时极其压抑的内心。”说着，她轻轻捏住宣纸的一端，迎着光抬起，“那种像蝉翼一般透明的脆弱感，也像人的生命。”

以下是付小桐的自述。

我出生在70年代的北方小山村，记忆中那是个荒蛮之地，有点像《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生活非常闭塞与魔幻。那个时代的人，既单纯又愚昧，所以我从小就有一种逃离的渴望，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从童年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情，我父亲大部分都是反对，但是母亲她鼓励我实现自我。

小时候母亲有失眠症，夜里她会起来刺绣，在一盏很暗的灯下，只见上下穿梭着的针，尖锐刺目，我生怕它扎到我妈妈的手。

绣花针就像是女性的武器，在我的童年印象中磨灭不去。

过去我们传统的女性，隐匿在男性背后，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我想母亲她通过刺绣这样一个无限繁琐的过程，来释放自己的精神。

我本科学的是西洋油画，1996年到2000年在天津美术学院，接触的都是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像塞尚、毕加索、马蒂斯。毕业来到北京，忽然发现它和现实是脱节的，不是我们现实的艺术，更不是我们中国的艺术，一下无法适从。

后来，我就去考了中央美院的实验艺术系，重新思考我的创作方向。

考上硕士时，孩子已经3岁了，同时我在大学里还有教职，兼顾这些很困难，当时就是一股力量，一种想要找寻自己的强烈愿望，觉得一切都可以克服。

我尝试了各种材料，泥土、纸、木头、铁丝都试过，也用宣纸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在暗房里，用一层一层的宣纸去做透光的实验，或者立体的尝试。

2009年做了很多小装置，上面莫名其妙的有很多孔洞，有的是喇叭形，有的是桶装形，在女性的腹部挖一个孔，或者做一只没有头的鸟，但它脖颈处有一个洞，有的是在泥土上直接掏洞……我就像疯了一样，所有小作品上都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孔洞。

有一天，我在宣纸上扎了一个孔。一束光透过来，我忽然释然了，豁然开朗，原来我寻找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孔、简单的呼吸。

我回想到我妈妈，通过一针针的刺绣来释放自己，我想，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释放我自己？

当针在宣纸上扎出一个孔时，我想，我在体验一种刺痛感。潜在地把针当作了一种武器，就像女性针对自己的身体，它是一种内心的宣泄和释放，又像一种述说。

寻找到这种全新的创作方式后，我就很坚定地把其他形式都放弃了，开始在宣纸上做扎孔的艺术实验。

我喜欢宣纸的脆弱性，在某种程度上，宣纸与女性身体有相通性，它吸纳笔墨，就像一个容器，我甚至将它看作是一种类似于子宫的承载物。

2010年到2012年，是我和针与宣纸的磨合期。在这个阶段，我做了大量简洁的造型，纯粹把宣纸做“透明化”，或是扎一整面纯孔的造型，或是做正、反孔的探索。

2012年之后，逐渐开始做山水的作品。

传统文人画水墨，历来是男性主导的世界，它有很强的意象性和感性的成分。隋唐时期，吴道子提倡“焦墨薄彩”，慢慢地就把色彩去掉了，走向了笔墨与线条的表达。

我刻意与之保持距离，我的山水是一种客观呈现。基本是把自然景观中的山水，搬到我的作品上。我不希望它带有太多个人色彩，而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存在。

这个时期，基本形成了上、下、左、右、垂直的5种针法，用不同的针法来塑造形体和明暗变化。其实你改变扎孔的方向，就是在改变光源，光线从不同的角度打过来，视觉上就会产生变化。

比如我想在山的一侧制造一个很亮的色块，我就从下往上扎；当光从上方照下来时，这片区域就会特别亮，反之亦然；垂直地扎，则会形成一个小黑洞。

早期针对传统水墨，后来就比较释然了，不再将文人山水画作为一种要抵抗的对象。2016年，我开始更开阔地去关注生命本身的主题。

追根溯源，我去看了很多关于史前人类和古代信仰的书，读到古信仰中关于蛇的各种解释。

我联想到童年时期，经常梦到蛇，有一次，我梦到自己在爬一个长长的孔洞，就像蛇的地下通道，也像母体的产道。那洞黑暗、深远，我艰难地往前爬，远远看到一个光点，似乎就是我的出口。

所以这一时期，做了很多生命元素的造型，像女性身体、乳房、卵类、细胞裂变、植物纤维。

2016年，父亲突然离世。在他弥留之际，我抓着他的手，他还有微弱的呼吸，但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再唤回他。

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女性，我有子宫，我好想把他重生回来。

《狼》

小时候父亲经常和我讲，他总是梦到狼，有时候是一匹狼，有时是几匹狼在追着他。他离去的那一年，我用细铁丝编制出一匹狼的装置，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

同一年，我还做了一件叫《母亲》的装置，用铁丝编制出父亲的身体，在他内部，嵌入一个奶奶身体的象征物。最后又在最外层，做了我的身体。所以，这个作品重叠了三个人物角色。我想，其实在奶奶弥留之际，父亲也像我一般想要唤回她吧。

我所有的装置作品，都延续了孔洞的意象。用细铁丝或铜丝编织出布满孔洞的形象，非常通透，一目了然。但它不像真正的雕塑，有坚实的台基。

它们都是靠一个很细的金属龙骨来支撑，颤颤巍巍的，所以当观众不小心碰到，就会来回晃。

这可能和我对生命的理解是一样的：极为脆弱，很不稳定，很易消失。

2020年，我把一批新作品集结为展览《NUN》，在每一个女性的小雕塑上，都做了很多孔洞。

在这些女性身体上挖孔也好，凿洞也好，都来自于我对生命源起的考察。史前人类将墓穴当作女性的子宫，并会在穴道口留一个孔洞，视之为产道，认为生命的出生、归来，都要经过一个孔。

根据现代学者对大量史前遗址、出土文物和符号的考察，可以推测例如埃及的金字塔，汉宋之间，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魂瓶、魂塔上，一层一层开凿的孔洞，隐喻着女性的子宫。有时也会在顶部，做出一个类似女神乳房的造型。古人对于生命的来源、消失和重生的期盼，非常打动我。

所以，我做孔洞，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就是生命本身。

从社会层面来看，我在女性身体上挖孔，也是想表达女性的处境。当你看到女性身体上的“千疮百孔”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伤口或者缺失。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既扮演着传统的角色，她的生理结构让她必须担负起孕育下一代的责任；但当下社会，她也想像男人一样去工作，去实现自我的价值。

所以，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尤其有被现实掏空的感觉，这样疲惫和艰难的心理体验。

当我开始做宣纸上扎孔的艺术实验时，头两年，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无用功，是不是精神出了一些问题，我怎么会重复用针来扎孔？

那是一个非常迷茫的阶段，当作品拿出来展示，受到很大的质疑，尤其是做传统水墨的朋友，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工艺品，根本算不上艺术。

但我也和他们说，我就是这样的，它既然出现了，就是属于我的艺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

到现在，11年过去了，我还在坚持。这种新的艺术语言，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我逐渐找到自己的发声。

在做宣纸扎孔的艺术时，我感觉自己像在修行。

当创作开始，我会打开秒表，一秒钟可以扎两个孔，以此推算作品针孔的数量。每一个针孔就像时钟的滴答声，一针一针就是滴答滴答，也像心脏的跳动。

每一次在宣纸上扎下一个孔，内心愈发沉静。作为女性的不自信感、作为母亲的劳累的日常积累，随着一针一针就消解掉了。

20多岁的时候，我整个人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非常感性。艺术方向、人生道路、感情都是不确定的，充满了未知和期待，也充满了压抑与恐惧。

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逐渐沉静和自信。艺术真的像一个精神的出口，让我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