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供给侧突围：人群、环境与模式革新（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短期新冠疫情打破了数字经济发展既有路径，而更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疫后环境重塑及低碳发展理念，均在加速引领数字经济供给侧模式革新。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事物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共振之处往往指明主要矛盾所在。短期来看，新冠疫情打破了数字经济稳步发展的既有路径，而更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疫后环境重塑以及低碳发展理念，均在加速引领数字经济供给侧的模式革新。

一方面，数字经济迎来了新人群。占全球总人口比例达到24%的Z世代是名副其实的数字原生代，他（她）们兼具“精明”和“冲动”的矛盾特性，高弹性的消费需求反向作用于生产端，继续强化按需服务的趋势。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宏观环境已经发生质的变化。由于数字经济此前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新冠疫情对供给侧构成非对称冲击，同时“碳中和”“碳达峰”目标设定，对工业生产以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供给侧的数字化转型将区别于消费互联网的中心化模式，以基础设施的深度下沉催化分布式商业的机遇。伴随越来越多的数字基础设施走向开源和开放，企业有望释放出大量重复消耗的资源空间，转而专注于商业核心模式的开发，以谋求覆盖Z世代广阔长尾需求的同时，优化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新人群：Z世代强化按需服务趋势

全球人口结构正在悄然改变，据CBNData统计，全球Z世代（1995-2009出生）人数已经达到18.5亿，占总人口的24%，而中国Z世代人群则有约2.6亿人。身为数字经济原生代，Z世代是移动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Questmobile数据显示，2020年11月，中国移动互联网Z世代的活跃设备数已近3.25亿。

数字经济新势力正在塑造未来数字经济的风向，因而把握Z世代的消费特征，有助于我们辨别与预判数字经济的走势。不同于其他年龄层的群体，Z世代兼具“精明”与“冲动”的矛盾特性，将继续强化数字经济的按需服务趋势。

一方面，Z世代注重高性价比。由于Z世代熟练掌握在互联网搜寻信息的技能，所以形成了在购物时货比三家的习惯。根据麦肯锡报告，中国在购买前寻找折扣的Z世代比例为50%，比千禧一代高出10个百分点。据Questmobile数据，2020年11月，Z世代在拼多多（PDD.O）和闲鱼的渗透率分别位列移动购物行业应用的第三、四位，也从侧面体现出Z世代看重实用性的消费态度。

而另一方面，Z世代又容易冲动消费，愿意为小众兴趣和体验埋单。成长于互联网商业高度繁荣环境中的他们具有多元的消费偏好，并且在做消费决策时更易于被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内容左右。二次元、盲盒体验乃至新兴奶茶饮料品牌的突围，足以验证Z世代追求潮流和个性的新型消费态度。精打细算与冲动消费的同时存在，虽然看似矛盾，却折射出Z世代按需购买的弹性消费观。广阔的个性化细分需求正在向生产端辐射，牛津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告《Z世代在塑造数字经济中的作用》中提出，技术进步不仅会直接改变生产方式，其所塑造的数字化消费模式也会间接反作用于生产端。因此，除了利用视频等数字化营销手段触达受众，生产端厂商也需要从源头即时把握与洞察长尾需求，加速更新迭代与需求相匹配的产品。

新环境：疫情、碳中和与供给重塑加速工业的数字化转型

新环境也正在打磨数字经济的不规则棱角，使其后续发力点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移。首先，新冠疫情对消费和生产构成非对称冲击，倒逼数字化在供给侧的渗透效率提升。疫情造成的物理阻隔之下，数字经济在众多产业中受影响最小，由此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映射为冲击的不对称性。从国别上看，数字经济“双核”中国和美国，无论在疫情防控还是在生产恢复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韧性都相对较强，应对措施也更为有效。从行业上看，疫情来临时，消费者仍然能够有序地使用在线渠道购买生活用品以及在线娱乐充实精神生活，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对落后却延缓了复工复产的进度，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新供给冲击的范围与影响。据麦肯锡报告，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已是消费领域的数字化领导者，2018年中国电商市场约占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的45%。疫情的非对称冲击统一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数字化步伐，原先数字化程度较低的B2B以及线下B2C整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线上B2C领域（如图1所示）。而伴随企业形成新的路径依赖后，产业互联网将成为数字经济的长期发力点。

其次，“双碳”目标对工业企业生产提出新要求，期望以数据和算法增加经济活动效率。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顺应于绿色的低碳发展潮流，一方面，企业需要改变能源结构，以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降低每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另一方面，先进数字技术的广泛融合将帮助企业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算法和信息流能够帮助企业在内部优化能耗配置，而在企业之间，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也同样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加持，从而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目标下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图1：疫情期间数字经济不同领域增速出现分化

新模式：基础设施下沉引领分布式商业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的核心是利用数据的非排他性与网络效应不断扩大与模糊企业边界。互联网企业致力于围绕自身产品拓展上下游业务，以流量为企业护城河构建生态体系。虽然平台经济促进了社会福利分配的优化，但是从社会整体视角，互联网企业往往会混淆公共基础设施与核心商业模式的职能，采用包揽的形式从零开始，造成大量的资源重复投入到同一领域。

具体来说，例如某些平台本身的商业重心并不在支付，但是在不断扩展企业边界的过程中，由于希望不受其他第三方支付企业的限制以及将支付作为自身金融业务的入口，也纷纷涉猎支付业务。这一举措不仅需要耗费人力和财力，也需要额外的技术与服务器支持，但从社会视角，互联网企业提供的支付服务大多同质化，重复的资源配置并不经济。因此，数字经济呈现出一种“倒三角”形态，即轻基础设施而重商业模式，企业往往为了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将资源重复投入至公用领域（如图2所示）。在此过程中，大企业持续强化自身的网络效应，也让更多缺乏完整自建能力的中小企业望而却步。进入产业互联网时代，由于数据数量级的指数型上升，让企业承担数字化改造的每个环节既不现实也不必要，若要发挥万物互联的增长潜力，必然要充分发挥公平开放的新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我们也正看到更多的轻量级应用，比如去中心化版抖音Cancan嫁接于成熟的区块链设施之上，不需要额外的服务器，且只需要不足1000行的代码。Cancan之所以能够精简地抓住商业本质，将更多时间与精力用于提升服务本身，得益于底层基础设施的完善。随着应用技术不断下沉为基础设施，开放免费提供清结算、安全、信任、交易确认等多重基本功能，低代码开发的分布式商业将会迎来全新增长机遇，并重新诠释规模效应。

传统经济的基础设施完全由公有部门提供，以电力、水力和天然气为代表。我们认为，进入数字时代，公共基础设施将相应转变为数据流动的网络。过去十年，由于传统公有部门的数字化生产力相对落后，私营部门凭借技术优势抢占先机，逐步替代了部分基础设施的职能，但也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经济。展望未来，数字经济新基建更适宜由公有部门与私营部门通力合作，一方面借公有部门的普惠性打造公平开源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以私营部门的创造力夯实充分竞争的价值网络。而在此基础上，分布式商业的机会有望涌现，企业可以摆脱物理实体和特定算法的限制，以新型基础设施为起点专注于顶层新兴模式的开发，大大缩短由想法到落地的时间。而垂直细分的赋能模式恰好与Z世代按需服务的趋势不谋而合，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均有条件获得满足。此外，面对快速的需求迭代，轻型的分布式商业在即时调整上也更经济节约。在稳固的基础设施之上，单个企业实体的规模效应将延伸为社区系统的规模效应，通过自循环激发出海量商业潜力。

图2：未来数字经济将更注重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赢得“后浪”：亚太地区Z世代消费者研究，麦肯锡，2020年6月

Z世代在塑造数字经济中的作用，牛津经济研究院，2021年3月

2020Z世代消费态度洞察报告，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2020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