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关500日，内地港青为什么不回港？（组图）

2020年2月18日起，内地与香港正式施行14日强制检疫政策，时至今日，内地与香港“封关”已逾 500天。

“封关”期间，港漂被困“港村 ”，大呼生活艰难；与之对应的，则是无数扮演着“创业者”、“打工人”和“学生”等角色的港青，为事业或学业留守内地。

“这么近，那么远”

“我住在黄贝岭 ，用我的话讲就是‘这么近，那么远’。” 深圳市剑谱创意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蔡友翔告诉记者，自己的深圳住所与香港只有100米的距离，但往返至少需要隔离21日，所以疫情之下，他已经一年多没回香港。

蔡友翔只是万千内地港青的一个缩影。

“很多我们这种港青要换（香港）身份证都回不去，还有家里缴费都绑定我的信用卡，但现在我的信用卡过了期，一直处理不到。”蔡友翔告诉记者，即使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细碎的问题，他也没办法回港处理，因为隔离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很想念长洲的大鱼蛋和泳滩，想和朋友一起去郊外呼吸新鲜空气。”“还有葵芳广场，吃的用的都比较便宜，我中学时期最喜欢去逛那里。”暨南大学学生，香港青年何乐桐说，疫情以来自己一直没回香港，经常想念在香港和朋友一起的快乐时光。

在被问及在香港最挂念的事物时，不管是创业者、“打工人”还是大学生，几乎给出了完全一致的答案。

“其实我本来都是周围走，但是长久不回去，最挂念父母。”

“因为爸爸妈妈都在香港，去年本来以为放暑假可以回家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是留在内地。”

“没回香港，当然最惦记父母，虽然现在语音视频也很方便，但陪伴在父母身边还是很不一样的。”

“现在做事就像‘隔山买牛’ （隔得很远进行交易，无法仔细观察货物品相）。”港湾创新技术有限公司CEO，第一批赴深创业的港青陈升指，不去香港，无法直观感受城市的脉动，更无法把握好城市的经济节奏。

“我们现在活动很多都开展不了。我自己在参会前，也会习惯性弱弱地问主办方一句，可以线上参会吗？”

陈升说，粤港澳大湾区原先是1小时生活圈，自己身处深圳，2小时以内就可以出现在香港会场，现下需要隔离、验核酸，人员流动匮乏，很多日常工作都无以为继。

“所以今年的年度目标，只能达到一半，原本半年能做完的事情，现在要一年才能做完，以前接待参访团，一来一两辆车，现在交流团连一车都没坐满。”

这么难，为什么不回港？

“我工作重心在内地，长期不露面很麻烦。”陈升说，14到21天的隔离期，失去自由之余，如果有两三周的时间，自己不出现、不互动，对日常工作的影响还是很大。

“隔离都是无谓的开销，浪费时间，浪费金钱。”“香港人口密集，香港医疗体系人手不足，容易疏忽管理，再加上一些人抗拒配合特区政府的抗疫措施，为香港抗疫又增添了更多不确定因素，而且内地玩的吃的也比较多，价格也更便宜。”相比职场人士，何乐桐告诉记者，自己不回香港一是觉得内地抗疫措施比香港更完善，二来也是为了节省开销。

“我不够胆回去。”蔡友翔说，疫情期间他几乎没有回香港。“其实我们现在回去香港不是很困难，2个小时而已，但是回深圳要隔离14日，同其他人不一样，我不是自己正式在这里做生意，如果我走了，可能会有人取代我，所以我是不够胆走。”

“我更倾向于留在内地”

“热情”与“人情味”，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关键词。

出人意料的是，在内地生活的港青眼里，内地是比香港更富有人情味的地方。

“在香港就只有朋友帮，但内地很多人愿意主动帮助陌生人。” 蔡友翔指，内地的包容力非常之强，即使在面对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香港青年时，内地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主动帮助他们，而这份关心，恰恰是蔡在香港没有感受到的。

“内地更有人情味一点，比如海底捞，服务热情周到，不像香港，用餐高峰期就门庭若市，但是餐厅工作人员容易‘黑口黑面’。” 何乐桐也频频向记者提及人情味这个关键词。

她认为，内地氛围比香港更加融洽，“在香港职场都是收order做事，可能各自完成各自的工作，或许没有很多工作之外的交集。”

“而且香港的下一轮发展，还是靠内地作为引擎来带动，现在这个时期所带来的机会，对于自己和企业的发展都很关键，所以对自己而言，还是倾向于留在内地。”陈升相信，内地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在内地，是可以看到自己想发展的路径是怎么样的，对于我个人来说，内地市场还是广阔很多，会有比较多的选择。”

“内地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广阔的发展前景，我本身从事的行业，是将内地的资源带到海外，所以内地对我来说是最理想的地方。”对于内地未来发展，蔡友翔同样表示充满信心，他说这也是他选择坚守内地的原因。

危中寻机

“虽然现在我们要办一场活动，或者约一些会议很难，但危中有机，我们也在发掘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机遇。”

陈升指，他们正在赋予疫情中一些沉闷的、无趣的时间段（隔离期）以新的意义，并试图将其变成一个自我提升的机会。“我们正在与香港科技大学及一些机构合作举办线上课程，帮助隔离期的同学，通过线上平台提升自己。”“ 我们同时也在争取与上水凤溪学校进行合作，让上了一年多网课的孩子们，能够在线下相见。”

蔡友翔指，这场特殊的会议将不同场地的人，置身同一个虚拟会场进行对话

“我们有一个论坛，利用科技将不同地方开会的人们贴在一个画面当中，在观众眼中，我们仿佛在一个场景内进行对话，这我觉得就很有趣。”蔡友翔也提到，在疫情之下，他所在的港资企业，同样在为无法来深交流的同事提供新的沟通渠道。

“同时，港青一直在国家的鼓励下，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但在项目的前期建设中，如果粤港澳三地的民众或者企业少了交往，（交流的）效果也会不好，所以希望在这么好的政策和时机之下，粤港澳能尽快恢复交往。”

陈升建议，在通关政策上，两地政府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能逐步缩短隔离时间，或者逐步商讨新的，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相对较小的防疫措施。“例如隔离期减少到一周，对我们需要往返深港的港青来说，已经是很大的便利。”

“我觉得香港年轻一代，已经错过了一些很好的时光。”在采访最后，陈升指，香港国安法出台后，香港由乱到治，有更加宁静的社会氛围，希望疫情结束后，香港在新的征程上，能找到新的目标定位，重拾“东方之珠”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