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凶化吉：传统“重单”节日的内涵演变（一）

从王安石《元日》诗说起（一）

提要：

●为什么不喜欢单数？那是因为我们的DNA留存着祖先的忧伤；

● “重单日”成为喜庆节日证明我们的民族从来都不缺乏正能量；

●中国人的超能力——逢凶化吉。

春节就要到了。

关于春节，有很多诗词歌咏，表达了人类对美好明天的祝愿与祈祷。在人类遇到巨大挑战的今天，真的希望春节带来命运的转机，一个冲天炮，一杯屠苏酒，一副红对联，一场“好大雪”，把病毒赶走，把春天迎来。

想到王安石那首著名的《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写这首诗的时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发达的朝代，相对而言，也是文化人最有人权的时代，但宋王朝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瓶颈，对内，三冗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对外，虎狼环伺，有辽、西夏不断侵扰。瘟疫问题也时有发生，苏轼写过一首诗，《仆去杭五年，吴中仍岁大饥疫，故人往往逝去。闻湖上僧舍不复往日繁丽，独净慈本长老学者益盛，作此诗寄之》，记载了宋神宗时期瘟疫留下的惨状，诗曰：“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独依旧社传真法，要与遗民度厄年。”因为瘟疫，故人死了近半，可见惨烈。

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决心很大：“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意是，变法会伤筋动骨，不变法，死路一条，但不管人言如何汹汹，就是蹚地雷阵，我也要冲锋在前。次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新年时节，王安石见家家忙着准备过春节，贴新符，爆竹声声，屠苏入酒，新春的阳光已经照进千家万户，联想到变法伊始的新气象，以及变法遇到的种种阻力和人民的困苦，有感而作，以“新桃换旧符”比喻即将到来的变革。所以，这是一首应景诗，也是祝愿诗，表达了对改革成功的强烈愿望。

在这一首诗里，诗人提到了春节常见的祈禳习俗，放鞭炮、贴春联、喝屠苏酒。若追溯起源，这些习俗都与“逢凶化吉”的祈愿有关。若再深入一步，所有的 “重单”节日，都应起于忧患意识，起于某些疾病流播时期人类生命之灾的记忆与防范，是对曾有的生命困境的标记与提醒，并逐步形成一套强力祈禳手段，以此来增强人类抗争的自信，通过正能量的补充达成逢凶化吉，转悲为喜。

中国节日很少有西方那种纯搞笑的愚人节、以吓唬人为乐的鬼节，中国节日的主要功能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录了祖先曾遇到的困难和抗争，并用喜庆的形式来改变悲观心态，通过祈愿改变现实困境，类似于民间常见的“冲喜”活动。

历史上，我们的民族曾遇到过不少艰难的时刻，特别是与生命相关的困难时刻，这一些特殊记忆，逐步合并为五个重大的“重单”节日，并将伤感的记忆用玄妙的数字标记在五个“重单”日下面，以此来提醒后人。在长时间的传承和心态调整以后，演变为遇难呈祥、欢乐喜庆的五大节日。

我们所说的“重单日”指的是农历一月一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和九月九日。五个“重单日”都成了华夏民族及其周边地区的五个重大节日，即元旦/春节、上巳、端午、七夕、重阳。为什么全年仅有的五个重单日都能嬗变为中华民族的五大节日，而同样是全年仅有的五个重偶日却没能形成可与之媲美的重大节日呢? 

要解释这一问题，必须探寻这五个重单日共有的文化含义，也就是五个重单日得以并立为节日的基因。我们认为，它们的相同点在于它们原有的文化遗传胎记，即它们共有的生命中困难时刻的记忆: 这五个重单日在历史上曾被当作凶日、毒日，以这五个日子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祓禊祈禳礼仪，逐渐固定为五个节日。在长期演变过程中，针对特定困境的祈禳礼仪变成了习惯性的操作，变成民间承传性活动，人类避凶求吉、美化生活的心理，以及中国文化巨大的再生能力和逢凶化吉的内生法则，使得五个重单日的凶俗含义逐渐模糊褪色，终于完成了遇难呈祥的转变。

时至今日，人们只知道一月一日的喜庆春节，三月三日的芳郊踏青，五月五日的龙舟竞渡，七月七日的乞巧活动和九月九日的登高赏菊，而忘记了它们的本来面目，这五个重单日也就成了互不关联的节日。

探寻五个节日原生的文化含义，并不影响已经形成的五个节日的庆典活动，相反，这有利于我们探求节日文化的产生和演变机制，也有利于分析华夏民族强大的心理正能量的形成模式，并帮助我们以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抗击疫情，度过寒冬，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

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将对“重单”节日成因的原始资料遗存略加梳理。

（原文首载于江苏《凤凰大语文》）

史双元

词学博士，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史双元，南京师范大学唐诗研究专家孙望、词学研究大师唐圭璋先生弟子，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他的《史教授趣说古诗词》专栏，将以当代思维解读古典诗词，力求雅俗共赏，有趣耐读。